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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的思考
茅海建著《天朝崩溃》系统、详细回顾了鸦片战争历史，对鸦片战争失败的诸多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如清政府的战、和政策，并对琦善、伊里布、道光帝的责任、对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及其决策的失误进行了评价，但整本书似乎都在为鸦片战争中中国理应失败找原因，似乎在告诉读者鸦片战争中无论中国怎么反抗都注定要失败，清政府打不过英国侵略者，最好不战，进行妥协签约，以避免付出沉重代价。并非议主战官员，为签订卖国条约的琦善等人翻案。琦善就真的没有责任吗？鸦片战争中国就不该参战吗？会注定失败吗？
一、鸦片战争中琦善是否真的没有责任
在该书中，作者否定了琦善的卖国罪名，作者也认为琦善打击污蔑林则徐的罪名也没有史料依据。作者甚至认为私许香港给英国是道光的责任，而不是琦善的责任。作者认为琦善在禁烟活动中有着出众的表现，并以此来否认其弛禁的罪名。但其实作者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琦善并不是想要真正的禁烟。琦善是多年的直隶总督，天津是北方的鸦片大市场，贵族官僚的集中地北京吸烟盛行，与琦善不能说是不无关系。英国人讲：“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过去的和现在的督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秘密地允许。”①这种秘密允许的条件就是金银和西方奇技淫巧实物直接或者间接地贿赂。林则徐在南国为民族生死存亡艰辛奋斗，琦善一伙在京城暗使权术，多方掣肘，一刻也未停歇。他们先是促使道光帝下旨拿获吸烟人贩不准以缴烟膏烟具入奏，后又布下《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繁琐复杂，互相矛盾，使方兴未艾的全国禁烟运动陷入徘徊犹疑，无所适从的地步。
道光帝对于禁烟，从即位起，十多年来一贯是很认真的，一直将它作为一项重要政务来处理。在这方面，只要翻阅道光元年以来的上谕、朱批，就不难得出结论。仅据1838年7月至1839年12月共18个月统计，道光帝就共计发布了83道有关禁烟奖惩的上谕，其中受到奖赏的文武官员共72人，受到各种惩罚的134人。时间不过一年半，受到奖惩的达200多人。
可以说后来道光帝在禁烟运动上出现反复与徘徊，很大程度上是受琦善等人的吓唬，道光对外夷了解不多，正是琦善等人的夸张描述才是道光在禁烟上产生动摇。一八四O年七月初定海失陷，道光帝撤换督抚，任命钦差，调兵遣将，自先张皇。八月三日和九日给琦善二道上谕，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第一道：传言夷兵船往天津，如果情词恭顺，该督当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无从办过成案，此处不准通夷，断不能据情转奏。第二道是夷船使至海口，果无维弩情形，不必逮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察贴情势，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禁进呈。以绝顶聪明著称的琦善一眼看透了道光帝情词恭顺，心有余悸，天津要地，必须议和。抓过议和大权，这就是八、九月份琦善的中心目的，主要手段是讨好英人，吓唬道光帝。
琦善是一位不称职的官员，一位真心为国家、为民族的官员，在分析敌情时，不仅要分析其优势，也应分析其劣势，并能提出起码几条应对之策，即使也许对策没有用，但绝不能只说敌人是如何强大，从军事角度来说，这其实是动摇军心，对抵抗敌人绝对不理。但我们来看看琦善是怎么做的：
琦善八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七日连上九折，大吹英人船坚炮利，如说侵略者轮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位百余位，其每层前后，又各设北直隶湾，并对对道光帝大讲天津切近京畿，凡盐漕铜船皆由此来，最为咽喉重地。设使边衅一开，所关匪细，且海道处处可通，诚恐防不胜防，天津拱卫神京，已属扼要之地区，且接近盛京，尤为根本重地，欲① 《英国兰皮书》第六件，《鸦战》Ⅱ，643页
求处处决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道光帝此时是唯恐英人大炮在天津打响，天津成为第二定海，只要英船南返，谁能办到就给谁头等大功。他对此时到来的林则徐奏折怒冲冲批示：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擎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易胜愤愚。
九月十七日，道光帝接到琦善奏晓赘律及英船全行南旋折，即刻朱批：朕心嘉悦之至。同时谕旨琦善作为钦差大臣，驰骚前往广东，查办事件。九月二十八日下旨把林则徐，邓廷祯革职，两广总督著琦善署理。至此，琦善终于抓到议和同时也是致严禁派于死地的大权。
琦善混迹官场多年，深知皇上的权威和性格，就在临出发之前，再次故肄吹嘘英人船身坚固，作七、八千斤大炮不能穿其板片，炮攻未能深入，又攻击闽、粤击破的英船本非兵船，英船到天津，未必尽畏该省之防范等，为其到广州媚外卖国再造舆论。
琦善一进广州先责问沙角炮台一事谁先开炮，欲处分镇将陈连升并明文向英国侵略者承认错误。同时散遣其旧雇丁勇数千，横挡前后备拒夷船之水底暗椿，悉如夷意裁之。琦善诬广东是汉奸地野，可是凡有人缉拿汉奸，他便斥责说汝即汉奸。有人向他报告敌情，他便大骂：我不是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
琦善对政府缺乏起码的诚实，对外人卑躬屈膝，对敌方的认识除了船炮的利害之外就一无所知②，对汉奸式或烟棍式的人物鲍鹏根本就不该用。琦善之未能坚持烟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败。琦善则在直隶总督任上，根本不把加强防务放在身上，以致英军一到白河海口，即仓皇失措，一意妥协，就应该受到谴责的。
琦善在军事防卫上，是存在许多问题的。首先，直隶沿海防务废弛，琦善首应负责。根据琦善本人的奏报，1840年8月，英军出现在天津以外的海口时，直隶的防务是个什么状况呢？天津存兵共止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名。其余沿海之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葛沽止额设兵一百余名，余二营均止数十名不等。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直接关系京城安危。兵力如此单薄，怎能御敌。另外，防卫工事也早废弛，所存大炮都是锈坏不堪用的旧炮。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捡得数尊，也是前明之物。防务废弛到这个地步，身为直隶总督已经10年的琦善，能辞其责吗? 其次，夸大敌人船炮，为妥协提供依据。当时，英国船坚炮利是事实。在武器装备方面，无疑英方占据优势。面对这种形势，正确的态度，应该像林则徐那样，尽量设法从他国购买船炮和加紧仿制大炮，装备自己军队，增强防卫力量;并讲求战争策略，积极谋求对策。然而琦善计不出此，自从英军1840年8月北抵天津海口，至1841年2月被革职拿问，闭口不谈怎样设法购备西洋船炮或自行仿制，以及研究对策，却无端夸大敌情，为妥协制造借口。再次，不依靠民众抗英，反而敌视民众。战争的胜负，人心的向背是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靠群众，发挥他们多方面的积极性，就可以弱制强。仇视人民，对人民抗英的积极性大泼冷水，把人民群众看成一支敌对的力量。
看形势，一要看世界形势，而琦善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团漆黑，茫无所知。他和道光帝一样，连英国坐落何方也弄不清楚。林则徐则相反，他在主持禁烟抗英时，即组织人力，编译了一部《四洲志》。这是中国人第一部自己编译的、介绍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各国地理、政治、历史、军备、贸易等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使国人大开了眼界。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翻译了外人论中国一般情况、茶叶、禁烟等的资料，定名为《澳门月报》，以及《华事夷言》。他为了了解国外情况，竟然还向外人学起英语来。现存的林则徐的札记《洋事杂录》，就是林则徐了解世情和学习英语的最好见证。相比之下，琦善除通过白含章到英国船上，了解了英国船式和大炮等之外，更没有作过任何调查，对② 萧致治 许增：《怎样评价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与琦善?》，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5月
世界形势可说是一无所知。
二是看形势，应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地看，而不能光看军事方面，更不能只看到英人的船大炮大，就吓破了胆，认为中国军力远不及敌人，于是下定决心，一意投降。而琦善犯的正是这种有严重片面性的毛病。他除了看到英人船坚炮利，以及他管辖的直隶省军备废弛到惊人的地步之外，其他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琦善了解英人情况，则是为讨侵略者欢心，是为了妥协投降。他夸大英军船上有炮300多位，意图就在让道光帝认为英人强大，难于取胜，只宜与其和平谈判，仗万万打不得。他了解英人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白含章、鲍鹏直接向英方打听。除了前面讲到的半真半假的船炮外，也打听了一些英国其他情况，但都在企图表明：英舰牢不可破，中国以往的破敌之法皆不起作用，而且英国还有很多兵舰，随时可以调来。如此，中国是万万不能对他开战的。
二、鸦片战争中国就不该参战吗？
作者的整本书似乎都在为鸦片战争中中国理应失败找原因，似乎在告诉读者鸦片战争中无论中国怎么反抗都注定要失败，清政府打不过英国侵略者，最好不战，进行妥协签约，以避免付出沉重代价。我想说当时清政府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作者所处的时代，一致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是绝不容许外敌入侵的。况且，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知道要战败，但面对外国入侵，抗战是第一选择。
但凡是一个名君都想在其统治时期甚至其儿孙统治时期国内都没有战乱，永远保持和平，道光也不例外。道光从即位起就一直坚持禁烟，其既想解决海口鸦片走私问题，又不想启边衅。应该说这是人之常情，没有达到这一理想目的，并非这一理想错误，而是采取的手段和方法错误。
应对侵略者挑起战争，对中国来说，就不是想不想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抗战的问题。英国侵略者既发动战争，就不会轻易停战，清朝与英国侵略军首次武力较量，胜负难料，面对挑战者，举手反抗是人的本能反映。只有抗战，才能通过交手，认识挑战者。清朝作为天朝上国，传统观念驱使必然做出抗战选择，对满意妥协退让是不切实际、难以想象的。
敌强我弱也并非不能抗战。贯穿茅著的思想路线是中英双方，敌强我弱，清朝不能抗战。谁坚持抗战，谁就犯了错误、不明智。既然正义的反抗不能取胜，那么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为错误。也就是说，茅认为伊里布的消极避战并无错误，那些临战脱逃的将士也是在避免无谓牺牲，他们没有犯错，犯错的反而是抗战了，也很显然，这完全颠倒了是非。如作者强调是否中国有更多林则徐一样的人物就能取胜了。但是面对外敌入侵即使没有林则徐一样的人物就要毫不反抗了吗？面错外敌入侵人民渴望有更多林则徐一样的人物有错吗？
而且从义理层面上讲，敌强我弱并非不能抗战，也并非抗战必败。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弱胜强的情况实例就有很多，淝水之战，赤壁之战等，就鸦片战争而言，三元里抗战，台湾姚莹等也并非失败。清军失败并非纯军事上敌强我弱，而是由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导致的。如组织力差，地方上随意议和，将领临战逃跑，炮弹掺假，汉奸出卖等。敌强我弱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总体上敌强我弱，但局部上、具体战役上可以改变。由于组织力差，清朝的一些独特优势没有发挥，如本土抗战，地形民情熟悉，有利攻守；人口众多，有利动员；英军后方遥远，有利清方断其后援等等。
何况抗御侵略是基本的民族道德要求。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道德要求就是要捍卫国家不受侵犯，捍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这是对所有官民的基本道德要求。面对外国入侵，主张不抗战，或行动上抗战不力，都是与基本的民族道德要求相悖的，假如可以以敌强我弱为由而不抗战，那么，国家必亡，民族必灭，人人必成为亡国奴。如果没有百多年来的反侵略斗争，中国早已亡国，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独立和富强。当侵略
强盗打进门来的时候，奋起抵抗是完全正当的，也是每个中国人为保卫社稷家园应尽的义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之林，必须有一种精神，一种在强敌面前无所畏惧、敢于抗争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再加上科学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就可能逐渐由弱变强，由落后变先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有了希望。林则徐自始至终坚决反抗英国侵略，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这种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反侵略即使一时遭到失败，甚至多次遭到失败，但失败中已孕育了胜利的因素，积累了由败转胜的经验，只要坚持反抗，最终胜利总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我想也许作者是认为不反抗就能换取和平了吧。那么不抗战就能换取和平了吗？ 茅认为清政府不抗战比抗战好。伊里布不抗战是聪明过人的天朝大吏。以不抗战换取和谈签约，尽早结束战争是唯一最佳选择。如果不抗战就能万事大吉，换取和无疑是最佳选择，但是，在这里，这个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满足其侵略要求。英国侵略者既然动用了武力，就不会轻易和下来。和的代价有大有小，小代价可以和，大代价也答应和吗？从情理上讲，清政府作为天朝大国，不可能那么甘心向英国侵略者讨和。从史实上讲，清政府是不想战争的，但英国侵略者要赔款、要香港，这个代价对一个历来重视统一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太大了，没有那个皇帝想做亡国奴，和与抗战都要付出代价。如果毫无抗战，束手就和，侵略者更认为软弱可欺，从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他的要价更高。琦善一反前任所为，企图得到英国侵略者谅解，和议早成回朝请功。不料，英人言语据傲，动加诃斥，益肆要挟，殊觉刚柔两难，办理实行棘手，而道光帝连续读过琦善奏章愤恨之至。命令琦善不还烟价，不准通商，不准接受英人投递字帖并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弛赴广东，要大申挞伐，又表示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琦善一面大讲无论船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蕙，一但开战，其势不堪设想；一面与英人对烟价，商欠银两，通商地点等讨价还价，拖拉软磨。义律对琦善的态度大为不满，决定交战后尚可再商。琦善看到战事迫在眉睫，仍然不作准备并顽固拒绝爱国将士的抗英要求。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向义律剖明心迹。他在答义律照会中讲：今既已奉旨查办，且经本大臣爵阁部堂逐一代为筹措，若贵公使大臣再行滋扰，则明显不恭不顺，彼时众议沸腾，本大臣爵阁部堂即欲再为贵国筹办，而势有不能。其哭诉哀求的奴才一相跃然纸上，然而英国人睬也不睬，相信大炮更有威力。
英国侵略者从琦善乞降媚态中看透了天朝大国的昏庸无能，以后五十年，资本主义各国就是用此策略逼使清政府步步屈膝，以至彻底跪服其脚下。琦善在广州三个半月言行，可谓以后五十年清政府政治表演的缩影。从以上可以看出：不反抗并不一定能换取和平，特别是对工业革命后怀有狼子野心的英国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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