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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工作
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工作
宋才发
教学科研活动始终是大学全部工作的中心。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身兼何种行政职务，教学科研工作在我心目中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历来认为教师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一生的事业追求，我乐于在“三尺讲坛”上自由地耕耘。我觉得只有始终保持着对教育教学事业的热爱，始终保持着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真正成为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好教师。自1996年我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1]，从事大学教师职业（主要是承担研究生的教育教学工作）以来，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教学工作岗位，也从来没有因为行政工作忙，或者因为外出开会而拉下任何一节课。我以为思想决定行动，做好本职工作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须。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真的看成是一种责任和荣誉的话；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身的潜力，最终做出正直而纯洁的事情来。社会上有好些人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而是知道了却仍然没有去做。我以为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在大学里最受人敬重的不应当只是各级领导，主要的应当是那些一心扑在讲台上，倾注满腔热血为学生授课的教师。学校党政领导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比起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来说就是次要的。从工作性质来说，他们的天职就是为学生和教师服务的。譬如，我本人在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时候，给自己工作定位就是一手抓学科发展，一手抓创收，力图实现“两手抓、两手硬”。如果我不抓学科发展，法学院的整体发展就没有一个好的平台或者缺乏发展空间，教师就没有出路；如果我不抓“创收”，要改变法学院的生存发展环境就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留不住教师、引不进来好教师。尽管“创收”对于大学来说，在本质上是一种无奈之举。我在担任学校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的时候，给自己工作定位归纳为三条：一是当好校领导的参谋；二是当好专家学者与上级有关部门联系和沟通的桥梁；三是努力做好服务工作，杜绝科研处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如果一所大学果真的办成了机关，这只能说这所学校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这自然是高等学校发展的无奈和悲哀。
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工作期间，我一直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方向研究生主干课程的授课教师，教学历来受学生欢迎。我是一个对科研非常执着的人，能够及时源源不断地把科研的最新成果运用到教学当中去，倾其所能地给学生提供本学科较为前沿的东西，使讲授的每一堂课都具有一定的含金量。我在担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导师组长和重点学科带头人期间，注意经常了解研究生对每一位教师教学效果的反应，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召开教研室全体教师的教学研讨会、分析会，适时地总结教学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对任何一位即将走上讲台的新教师，凡是没有经过试讲或者试讲不合格的，一律不允许上讲台给学生授课。建立了老教师对新教师的“传帮带”制度，新教师随时可以到老教师的课堂里听课，有时我本人还有意识地给年轻教师开设示范课。坚持做到每个学期至少听本教研室每位教师1—2次课，而且是事先不打招呼的随堂听课。总之，我设法通过一些必要的途径和方式，鞭策和鼓励每一位任课教师尽职尽责地授好每一堂课。
以实际教学效果赢得学生的敬佩。1999年11月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2000年组建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之后，尽管设有专门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但考虑到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学院，我不但要求副院长坚持听课制度，自己也带头坚持必要的听课制度。对于教师授 1 课质量的好坏，定期以年级为单位召开学生代表和学生干部会议，听取他们对改进教学的意见；定期以教研室为单位对教学工作进行总结，对于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及时给予表扬。对于极少数不负责任的任课教师，该批评的不论他（她）是谁绝不留情。我本人始终坚持在一线教学，长期以来除了讲授经济法学专业、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生专业学位课程，以及少数民族经济专业“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方向”博士生的学位专业课程之外，还不定期地给本科生开设讲座课。譬如2002—2006年，我在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期间，开始每周坚持两个半天作为教学时间，后来由于行政事务太忙，改为每周半天授课（给本科生授课），其余时间均坐班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我主要是利用晚上和周六、周日的休息时间给研究生授课，因而每年均超工作量完成教学任务。如2003学年度就完成教学工作量（含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等的折算工作量在内）924标准学时[2]。在2003年春夏之交北京“非典”肆虐期间，学校领导为了学生的人身安全，不得不根据上级指示关闭学校大门，以减少“非典”的接触性和交叉性传播。然而学生困在校园内时间久了，无论如何也待不住，总是想方设法地偷着往外跑，有的甚至不顾危险翻越2米高的围墙往外跳。为了缓解持续的沉闷压力并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在全校被迫全面停课的情势下，学校领导和教务处尝试组织几位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开设讲座课，规定全校不分文理科，只要有15人愿意前来听课就可以开班。我当时不顾个人安危，主动给本科生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的“选修课”。我觉得在这种危机时刻，教师的教学要想赢得到学生的认可，关键在于提高教学质量，要用理论魅力和教学风采征服学生。由于“非典”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恐惧心理，经过各院系领导动员和做思想工作，第一次课只争取到17名学生前来听课。到我第二次给他们授课的时候，学生人数就达到30多人。由于我经过精心准备且做到每次脱稿授课，因而引起了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的浓厚学习兴趣。他们很快互相传递信息，以至于后来因听课的学生太多，就干脆改在500人的阶梯教室授课。那时自己主动请缨稳定留校学生情绪，尽管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也赢得了荣誉，但是毕竟在那种非常情况下，总是冒着极大的个人安危和风险的。然而那场“非典”在当时无论多么肆虐，终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3]，现在回想起来倒是挺耐人寻味的。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宋才发于中央民族大学2002年2月整理装订，第54—58页。
[2] 参见国家民委：《首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宋才发事迹介绍），《中华民族信息年鉴》2005年创刊号，第609—610页。
[3] [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照片为2000年宋才发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科社研究所办公室里
照片为1998年宋才发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住宅的阳台上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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