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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制度的特点
当今社会，东方国家多走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国家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地处亚洲的日本，却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东方国家。日本，它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制度的支持，日本的政治制度必然也有值得探讨与学习的地方。
日本现行政治制度是以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日本国宪法》为主要依据的。根据宪法，日本采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原则，实行了同英国类似的议会内阁制。“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国会对行政、财政、司法拥有监督权，可决定内阁首相从选，有权审议和通过政府预算和国家财政议案，可对玩忽职守和违反法律的法官进行调查和起诉甚至予以罢免。众议院有权通过内阁不信任案。
内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在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的领导下，总揽全国行政大权，领导和监督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它除执行一般行政事务外，还有权解散众议院，宣布国会大选，召开国会或决定召开国会临时会议，有权提名最高法院院长人选，任命各级法官等。
司法权属各级法院。最高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形式上同国会、内阁处于平行地位，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有权提名下级法官。检察机关是各“检察厅”，统管检察官事务，但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归内阁法务省管辖。法务大臣有权统一指挥检察工作，但不能直接指挥每个检察官，而只能通过检察总长进行。
除三权分立外，日本实行中央与地方相对分权的地方自治管理形式。地方自治体行政首长、议会议员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官员由地方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地方自治体有管理财产、处理事务以及执行行政的权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条例。“仅适用于某一地方的特别法，非经该地居民投票半数以上同意，国支不得制定”。
而且，日本现在还存在天皇制。根据宪法，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不再拥有政治上的一切权力，只是根据宪法的规定从事一些形式上和礼仪上的国事活动。
二战后日本政局动荡，各政党分化组合频繁，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依新宪法建立的政治结构成为日本宪政民主的主要载体。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日本特有的政治结构。
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政体。其特点为议会中心、内阁集权、“议”“行”相容、议会内阁互相制约。
根据日本内阁制原则，哪个政党执政，取决于其在议会拥有多数议席或能结盟凑足多数。所以政党活动首先而且主要围绕争夺国会议席进行。只有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政党才能组阁，否则就沦为在野党。政党发挥的影响力也取决于在议会中席位的多少。
议会是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只议政表态，实际的问题，要政府解决，政府的权力又集中在内阁乃至首相手中。日本首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集中权力，取决于执政党能否在选举中获得稳定多数及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相当微妙和复杂。如果首相是党内最大派系的领袖，便可以像英国首相一样大权独揽，甚至在下野后仍可以操纵大权。
日本内阁制政体的形式是“议行合一”，但“议”谁都可以“议”，在“行”上只是由议会极少数人控制。这部分人就是内阁成员，他们既是议员又是行政上层首脑。“议”“行”的一致还取决于执政党在议会有无优势，有多大优势，能否保持这种优势。自民党在1993年以后都是和别的小党组成联合政府，如果照顾不到小党的利益，就会产生政府下台的危机，所以自民党不容易推行自己的政策。
日本议会对内阁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监督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在必要时可以通过不信任案迫使内阁辞职;当然，内阁反过来也可解散议会。若是前者，议员还可以照当;若是后者，议会和内阁要重新组成。议会要政府下台，政府就要议会解散，所以双方互相制衡，都不能轻举妄动。
说到日本的政治制度特点，就不得不分析日本政党政治了。战后民主化促进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使日本保持了一极多党的政党体制。自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是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从1955年成立以来就把持政权，除自民党外，还有社会党(1995年更名为社民党)、公明党、共产党、民社党，在1993年后出现了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控制政权，是因为它在国会占有多数的席位，每每强行通过法案。1993年，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导致政党分裂，虽然很快和在野党组阁重新执政，但在议会的议席数一直不能超过半数。因此像以前一样惟我独尊，我行我素是不可能了。1996年实行小选区制后，有利于多党两极制的实现，但现在尚无这种苗头，所以很可能走向意大利式的不稳定的一极多党制。
二战以后，日本处于美军占领时期，可以说，日本是在战败后一下子就完成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但是，这种西方式的民主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却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为日本各阶层所接受。与西方的“天赋人权”不同，日本信奉的是“天赋国权”、“国赋人权”。因此日本的政党政治和西方的政党政治可以说有着形同实异的一面，带有“日本特色”。它既有一部西方式的民主宪法，又有日本传统政治的游戏规则。
日本的政党政治的一个特征是“派阀政治”，这一点继承了战前日本政治的传统。派别林立是许多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共同特点，其客观基础是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和其他国家的政党相比，日本政党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各派别不但思想上、政治上自成体系，而且具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各派都根据需要建立了事务所、会计和执行机关等具体机构，管理本派事务，研究本派的活动策略。每个派系还有自己的基层组织，通常以“会”的形式出现，如中“曾根派”的“新政治调查会”等;各派别除了自己的核心组织外，还有各种类型的支援团体。在一个政党内，一个派阀首领作为一名实力人物，培植自己的亲信，尽可能多地网罗忠实“子孙”，组成自己的家族式派阀集团，目的是千方百计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资格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自己比别人更有能力使这个组织坐稳政权的宝座。在日本“只要有三个人就能形成派阀”。派阀首领自己对派系性质的概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派阀与政党的并容与互利关系。我认为，日本的政治还是以金钱促使产生的。在日本，政治是属于有钱人的。一直以来关于日本的选举就有三大“神器”之说，即“看板”、“地盘”和“钱袋”。“看板”指社会地位与声望，“地盘”指选区与行业，“钱袋”指竞选过程的经费。国会议员选举通常需要上亿日元的竞选资金，在这样的选举现实下，纯粹由个人负担整个选举经费是很难想象的。正因如此，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现任的国会议员们不得不投身于某一个“派阀”中，借助“派阀”的势力和依靠“派阀”的经济资助。而作为“派阀”的掌门人，如何大量筹措选举资金，也就成了该“派阀”性命枚关之所在。而日本的政治家们在这方面几乎个个是行家里手。外界把这称为“金权政治”。
日本代议民主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建立的。保护私有财产是其制度的根本目标，政治结构的变化也是围绕如何促进私有制的发展，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进行的。
所以，日本政治结构的发展应有以下特点：
1、政党体制将由一极多党制向二极多党制转化
2、自1955年以来，自民党在国会成为多数党，主政长达38年之久。1993年7月沦为在野党，但不到一年又实现了对政局的主导。直到现在自民党在议会的席位一直没有超过半数，不得不和其他政党组成政党联盟。持续十几年的经济衰退，使人民对自民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自民党主导的构造改革趋于失败，自民党面临分裂的危机。1996年成立的民主党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二大党，民主党可能会更加强大，3、选举制度的变化
日本1996年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在小选区制下，每个选区选举一名议员，所以有利于自民党等大型政党。而比例代表制可以使小党有生存的空间，但比例代表制为“灰色高官”的再当选提供了机会，丑闻缠身的自民党议员即使在小选区落选，也可以在比例区当选。在小选区有几个候选人时只要30%~40%的选票就成为多数，可以当选。所以小选区产生的“死票”要多于中选区。小选区制今后会不会取消也是值得注意的。
4、自民党决策体制的变化
小泉提出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脱离政调会完全由内阁控制，加强内阁主导可以使自民党迅速调整政策，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但此举遭到自民党议员的反对，能否成功还要看以后的发展变化。今后自民党政府还会继续抵制族议员对政府政策的干预，但目前来看，族议员还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5、构造改革对今后的影响
实行小选区制后，自民党政策加速向中间政策转变。日本在社会经济总体崩溃的状态下，已经没有力量保护落后企业了，自民党面临政策转型的考验。
社会政策与日本人口的发展
周 云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
【摘 要】社会政策已成为很多国家调整国内人口发展的重要手段。面对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不断下降的趋势,日本政府自1994年开始出台各种有利于人们生儿育女的社会人口政策。这些政策在目标、影响人群、法律效力及涉及政府部门方面有所不同。就目前来看,一些改善育儿环境、间接提高受孕几率的政策是有效的,但这些政策对最终提高出生水平的效果却不理想。在任何人口和文化中,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是多 生还是少生,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关键词】人口发展;人口政策;日本
【中图分类号】C924.243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0301),女,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面对人口压力时很多国家都试图利用包括人 口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来调整人口总量的发展。在诸多可控因素中,多数国家都将目标放在了生 育和迁移(而非死亡)这两个重要的人口学要素 上。当迁移,尤其是国际迁移不被一些国家所重 视或开放时,生育就成为可依赖的控制人口发展 的唯一有效途径。Weeks曾总结过控制生育政策 的途径,包括了直接和间接的政策。[ 1 ]但他所讨 论的政策多为降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加速度的政 策,并不适用于人口发展速度已经十分缓慢的国 家。根据联合国2006 年发表的《2005 世界人口 政策》的报告,世界范围内对本国生育水平满意 的国家比例从1976 年的53%降至2005 年的 36%。认为生育水平过高的国家比例则从1976 年的37%上升至2005年的41%。在发达国家地 区,自1976年以来,几乎没有国家认为本国的生 育水平过高。相反,认为生育水平过低的国家比 例从1976年的21%上升到2005年的65%。[ 2 ]也 就是说,超过3 /5的发达国家已对低生育的水平 有了强烈的感受。发达国家目前被与发展中国家 完全不同的人口问题所困扰,也就是生育水平过 低、人口高度老化的问题。[ 3 ]如何鼓励国民生育, 提高整个国家的生育率是这些国家追求的直接目 标。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正是在发达国家祈 盼提高生育水平这样一个背景下,本文试图利用 现有资料,分析日本有关人口发展的社会政策的 变化历程,政策的内容,以及相关政策对人口变动 的实际影响效果。通过日本这样一个代表目前世 界上低生育水平国家对本国生育行为干预的各种 努力结果,思考人口相关政策的实际作用和特点。
一、日本人口变化的趋势及后果 人口变动是社会制定和改变社会政策的基本 依据之一。日本自1920年开始几乎每5年进行 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称“国势调查”),目前已 经进行了18次。[ 4 ]这些连贯、高质量的普查为我 们分析人口变动提供了方便。根据日本多年的普 查, 日本的人口, 特别是生育率在逐年下降(图1),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程度更是在世界上少 有(图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生育 率在经历了短暂的上升之后在1950 年降到了 2813‰, 1960下降到1713‰,而到1991年则降至 1位数的919‰的水平。与其相伴的是总和生育 率的直线下降:从1950年的3165下降到1960年 的2100, 1975年左右跌至人口更替水平之下,而 到1980 年为1175、2000 年1136、2005 年1126!— 3 — 这种状况引起了日本社会和政府的担忧。小川等 人认为,如果日本持续其2005年的1.26总和生 育率,其后的每代人将以40%的速度减少。[ 5 ]以 目前生育水平为基础的人口预测说明,日本的人 口总量将连续下降。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认为 日本人口总量到2050年将下降至8 900万,如果 不采取任何制止下降或提升增长的措施, 500年 后日本将剩下15万人口。[ 6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让 人感到整个日本民族会因此消亡。当然担忧的问 题并不限于生育率本身,也涉及到因生育率的降 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老龄社会的负担问题。政 府担心生育率的下降会使日本经济失去活力,社 会难以支撑社会保障系统;[ 7 ]个人更担心“谁来 为我养老”。[ 8 ] 图1 日本出生率的多年变化图2 日本总和生育率的多年变化 资料来源: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资资料来源:同图1.料集, 2007 [ Z/OL ].http: / /www.ip.go.jp.日本社会对生育水平极度关注始于1990年。当时日本总和生育率跌至1157,社会上对此反应 强烈,以致于出现“1157振荡”之词,说明1157的 总和生育率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接受和承受的水 平。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表1),日本在1976 年对国家人口增长的现状是满意的,但到2005年 则认为人口增长过慢。这种“过慢”的看法早在 1996年时就已出现,只是到2005 年政府才明确 表示需要有提高生育水平的国家政策。与此同 时,日本政府改变了一贯的“直接支持”民众采用 避孕措施的态度,在2005年转向“间接支持”的 策略。虽然我们没有日本官方资料说明这种态度 转变的原因,但从其他国家鼓励人们采用避孕措 施来降低生育率的理性逻辑来看,日本政府的这 种做法是有其提高生育水平的考虑。也即少用避 孕措施可增加受孕、生育的几率。
表1 日本政府对相关人口问题的看法(197612345 1245 资料来源: http: / /www.un.org/ esa /population /publications/WPP2005 /wpp2005.htm.注: 1 拯救母亲的生命;2 维持身体健康;3 维护精神健康;4 强奸或乱伦;5 经济和社会原因.在意识到生育率过低之时,人们也试图了解 和分析为什么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如此低的水 平。目前流行的解释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包办婚姻的减少,婚后与父母 同住比例的减少以及婚前性行为的大幅度增 加。[ 9 ]政府的解释则是人们未婚、晚婚以及已婚 夫妇生育的减少。[ 10 ]正是在对人口现实的这种认 识和忧虑的背景下,日本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有利 于人们生育的社会或人口政策。
二、日本与人口相关的社会政策 “人口政策”是一个社会为达到特定的人口变 动趋势而采用的一种策略。[ 1 ]Weeks认为,这一策 略可以是单一目的,例如在多长时间内将某种人口 指标降至或升到某一水平;也可以是多层面的,例 如提高妇女的生育健康。人口政策通常是在有了 证据说明若没有一定的人口政策,既定人口目标无 法实现的情况下而制定的。它可以分为直接的人 — 4 —
口政策(直接干预影响人口变动的行为的政策)和 间接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们行为的政策)。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例如中国),日本在 当今人口增长对国家发展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似乎 也没有公开的、直接以增加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人 口政策。但我们应该看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似, 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些会直接影响人们生育行为、但没有明确人口数量目标的人口政策。特别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针对不利于人们 生儿育女的社会环境,着手制定了多项社会政策, 努力提高其生育水平。表2反映了近年来日本政 府一系列提高生育率的努力,从中可以看出政府 的迫切希望和政策方向的焦点。
表2中的信息主要说明,日本提高生育率的 表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相关人口政策 时间政 府 对 策政策经手的相关部门
1994.12 “有关今后支援育儿措施的基本方向”(也称“天使计划”, 19952004)大藏、文部、厚生、劳动、建设、自 治6大臣
2001 “有关工作和育儿并存的支援政策方针”2 内阁会议决定 2002 “少子化对策再加1”政策32003 “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62009)由“少子化社会对策推进会议” 决定
2006.3 设置“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政府·执政党协商会”-2006.6 “有关少子化的新对策”8 由“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政府·执 政党协商会”的对策会议决定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政府相关网站内容整理.注: 1 这是“天使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一方针确定了在2002年开始“等待入托儿童0人作战”计划。3 其中提到全体社会都来支持下一代的培养,“下一代人的培养”首次成为官方文件中的使用语言。
4“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是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于2003年在内阁府内成立的一个特殊机构。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担 任会长,内阁官方长官、总务大臣、法务大臣、外务大臣、财务大臣、文部科学大臣、厚生劳动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交通大
臣、环境大臣、防卫大臣、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为委员。这一法律阐明了如何支援那些生育承担着未来社会重任的健全子女的人们以及如何完善培育子女环境的一些基本理念。6 这是2003年7月30日通过、同年9月1日实行的第133号法律。这一法律的基本内容包括了“雇用环境的完善”、“育儿服务 的充实”、“地方社会对育儿支援体系的完善”、以及“母子保健医疗制度的充实”、“宽松教育的推进”、“生活环境的完善”、“经 济负担的减轻”以及“教育和启发”等。[ 11 ] 7 提出为迎接未来5年左右人口转变期,日本全国应努力推动改变少子化潮流的各种政策。涉及对育儿的支援、工作方面的改革以及其他相关重要政策的各种规定。
各种政策包括了政策的目标、影响人群、法律效力 的强度以及涉及政府部门的不同这几个层面上。首先,面对1990年总和生育率“1157震荡”的现 实,政府用了4年多的时间确定了首期“天使计 划”。目标是给婴幼儿的成长提供社会支持,通 过社会的努力来分担人们养育子女的经济和日常 照料的担子。这些政策的部分目的是让民众不要 被育儿的重担吓倒而少生或不生。第二,政策的 影响人群不仅包括了婴幼儿,也包括了对婴幼儿 父母的支持。例如2002 年的“少子化对策再加 1”政策强调帮助那些因照顾子女辞去原有工作 却希望再次就业的父母找工作,考虑男性的工作 方式对育儿和低出生率的影响。[ 10 ]在2000年之 前,日本的人口政策多强调“少子化”,而2002年 左右开始,政府的相关政策更强调对“下一代人 培养的支援”。这种词语上的微妙变化可能更体 现了政策的目标虽然是提高人口数量,但在政策 的表述方面则更强调社会对个人需求的满足的责 任,使人口数量问题看上去更是一个社会政策问 题。第三,日本政府的人口政策最终上升到了法 律层面———《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国家希 望利用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企业等应付低生育 率问题的责任和义务。最后,近十几年来日本政 府有关低出生率问题的不同提案和法律是由政府 — 5 —
不同部门牵头制定的。开始是由多部委和领导牵 头商讨制定,而进入21世纪以来则多由“少子化 对策推进关系会议”牵头决定。
除上面对日本人口相关政策的归类外,我们 也可以把日本有关人口的政策分为减少育儿家庭 的照料负担和增加育儿父母经济收入的直接有利 于婴幼儿成长的政策以及增加避孕措施的种类、减少人工流产和弃婴例数的间接增加人们受孕、生育几率的政策。
11儿童津贴制度。这是直接面向儿童的社 会政策。这一制度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而增加着补 助的范围。1971 年只有第三胎才可享受到补助(从出生到初中毕业), 1983年扩大到第二胎(从 出生到上小学), 1992年则放宽到第一胎(3岁以 内)。政府的儿童补贴享受年龄在不断变化,从 早期的部分子女初中毕业前、1992年的所有子女 3岁以内、2000年的6岁以内到2004年的9岁小 学毕业之前。[ 12 ]补助的额度也有所变化, 2000年 时头胎和第二胎每月各补助5 000日元,三胎以 上每月则各补助1万日元。[ 10 ] 21针对父母的补助。这主要体现在1992年 实施的不带薪的“父母产假法”,到1995年人们 可带25%工资休产假, 2001 年可带40%的工资 休产假。[ 12 ] 31增加避孕方法的选择范围。日本人在避 孕方法的使用方面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例 如,高避孕套使用率、荻野方法(安全期)的普及、避孕药的低使用率以及绝育手术的低比例(图3)。这种特点的形成与日本个人计划生育的 历史长、对一些方法的推崇、使用习惯、不同方法 的技术发展阶段以及法律法规的限制有密切关 系。尽管村松稔提到日本法律法规的分布及传媒 的宣传顺应了民心, [ 13 ]但不应忽视的是法律法规 和政策确会影响人们采用哪种方法,或社会能够 提供哪些方法。例如,日本是较早开发IUD(Ota 环)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1931年日本政府规 定避孕行为为非法, 1936年禁止使用Ota环。[ 14 ] 1974年厚生省又再次允许使用IUD;1999年准许 使用铜环IUD。
低剂量口服避孕药也是一个例子。这种在其 他发达国家十分流行的方法直到2000年才在日 本正式得到认可。而1999年1月日本政府在接 到“伟哥”上市申请6个月后就给予了批准。[ 15 ]这 与长久以来人们使口服避孕药合法化的各种努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暂不论日本政府的性别差异 的态度,仅就允许“伟哥”上市的事实就可能说明 “日本政府在用各种方法增加生育率”,“因为让 人怀孕的药物得到了政府的批准,而阻止怀孕的 药品得不到批准”。[ 16 ]或者说,尽管日本人现在有 更多的避孕方法上的选择,但长久以来政府对有 效避孕或提高受孕方法的控制政策,多少会影响 到人们的生育行为。
图3 日本不同避孕方法使用的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1.41降低人工流产水平。人工流产在日本人 口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生育率的下降过程中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对人工流产有影响的早期法 律有1880年出台、禁止任何形式的人工流产的刑 法和1940年出台的优生保护法。之后又有1948 年通过、1949 和1952 年修正的优生保护法。1991年厚生省颁布了一个法令,将人工流产的孕 期时间要求降低到22个星期内。1996年政府提 议并迅速通过了修正法律。新法律删除了所有与 “优生”相关的字眼,并更名为“母亲保护法”。[ 17 ] 现在做人工流产手术已经没有了优生的考虑,法 律规定不得对精神病患者和有精神障碍的人做绝 育手术。做人工流产的理由只能是母亲的健康可 能因为身体、经济等因素受到伤害以及被强奸等(见表1)。
在日本,人工流产数量之多促使政府和学者 考虑如何改变这种现状。2000 年日本“21 世纪 健康快乐家庭”委员会提出一个到2010年10年 间开展母婴保健全民运动的计划,其中明确提到 要降低青少年中的人工流产率。[ 18 ] Goto 等人认 为,为阻止非意愿性妊娠和人工流产,日本有必要 开展更为全面的计划生育活动,包括改善妇科保 健、加强生殖健康的教育、制定基于人们避孕需求 研究和分析的政策。[ 19 ]针对那些虽然没有做人工 流产、生了孩子却不想养育子女的个人,社会还为 此有所准备。例如2007年5月10日日本熊本市 的慈惠医院在日本首创了“弃婴摇篮”,接受出于 不同原因被遗弃的婴儿。医院根据相关法律于 — 6 —
2006年12月向熊本市提出了设立这一设施的申 请。但市政府以“这一设施超出现行法律预想” 为由,向厚生劳动省提出商定的要求。基于厚生 省“没有违法性”的答复,熊本市在2007年4月5 日发放了设立“弃婴摇篮”的许可证①。[ 20 ]可以想 象,这一计划若被各地所效仿,必定对增加婴儿的 存活和生长有积极的作用,或者说对日本人口的 增加、出生率的提高有正面的作用。
三、相关政策的效果
对于现代社会的家庭来说,生儿育女已经不 是一件自然和简单的事情。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中,人们对子女的依赖程度降低、扶养子女的经济 和精神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家庭的传统角色在淡 化或消失、个人也越来越追求自我享乐和舒适。人们已经不需要生育很多子女来实现个人的社会 价值,也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达到少生少育的目的。日本政府也正是通过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来 试图改变其人口减少的趋势。如果从政策目标来 看,相关政策的效果不一。
就各期“天使计划”,其直接后果是幼儿园和 入园儿童数量的增加。例如,入园儿童的人数从 1994年的159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197万人,其 中3岁以下儿童的入园人数则从41万人增加到了 62万人。[ 10 ]因此在改善就托环境和就托儿童数量 方面,日本的人口政策是成功的。政府的政策为人 们放心生育提供了良好的育儿环境。降低人工流产的努力也颇有成效。从图4的 趋势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工流产数占 全国人口出生数的66% ,之后这一数字不断回 落。到1990年,日本生育率水平凸显过低、政府 开始准备有所动作之时,人工流产的例数仍占出 生人数的近38%,也就是每出生100名婴儿时就 有近40个胎儿被流掉。但这一数字到2005年时 则下降到27%。尽管这一水平相对其他国家来 说仍然很高,但从日本本国的趋势来看是在下降 且达到了近年来的低点。虽然我们在这里无法断 定降低的人工流产数的后果,也即生育是否是其 结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数字的降低并不单 纯是人们避孕成功的后果,因为避孕方法历来都 存在且可得,只是在2000年时低剂量的避孕药加 入到避孕方法的选择类别中。另外,避孕方法的 现用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55%左 右徘徊(图5)。因此我们认为人流与出生人数比 例的降低有其以最终婴儿出生为结局的一面,这 也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
图4 日本人流与出生人口的比例图5 日本人避孕方法现用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1.资料来源:同图1.然而针对提高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问 题,如果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真如Retherford 等人[ 9 ]解释的那样,那么目前出台的一系列政府 认为对生育率的提高会有所帮助的各项人口、社 会政策就可能不会发挥太多的影响。例如,我们 不可能再让妇女少受教育、只待在家中不外出工 作,也不可能再为年轻人包办婚姻。或者我们可 以认为,日本生育率的下降是个人观念性改变的 结果。当人们的生育观念有所转变,特别是受到 社会经济的强烈影响时,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生 育观念和行为是非常困难的。经过日本政府近 1 5年的各种努力,日本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的①日本的群马县自1986年开始设置了5年称为“天使的宿地”的弃婴收养设施,因设施的条件不够好,发生过婴儿被冻死的事件而
关闭。熊本市的弃婴窗口则接受了这一教训,慈惠医院将弃婴窗口设施内的温度始终保持在36摄氏度。一旦有人放入婴儿(必须是出
生后2周的婴儿)设施自动锁住,外人不可再开启;同时医院相关部门的警报鸣响,医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地抱回婴儿。另外,在弃婴
窗口附近设置有摄像头,但角度只能看到弃婴的影像。[ 21 ] — 7 —
变化并不大,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例如厚生劳 动省2008年元旦对2007年生育水平的总结是: 出生人数低于2006年,总和生育率从2006年的 1132略微上升到1133。[ 22 ]尽管总和生育率略有 变化,但仍远远低于人口更替和提升水平。说明 人们的生育观念依旧停留在小家庭、少生育的水 平上。因此,从生育水平的角度看,日本目前实行 的提高人口数量的政策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对日 本这样的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如何改变人们的生 育观念、提高个人生育意愿将会是一个现实而严 峻的问题。同时,日本的经验也再次告诉我们,人 口问题的解决需要有科学和前瞻性眼光。低生育 水平发达国家的苦恼和社会政策的出台也为世界 上不同类别生育水平的国家提供了很多应避免的 教训和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政治概况与制度（一）政治行政日本国宪法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通过让国会（立法权）、内阁（行政权）、法院（司法权）这三个独立的机关相互牵制，保持平衡，以保障国民的权利和自由。国民......
1、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答：1、以皇帝为中心，高度集中权力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利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六......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先秦的政治制度和礼乐文化1.先秦的历史分期（BC21世纪—BC221年）（板书）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期间经历了传说中的皇帝、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1）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从未中断，因此源流分明，沿革清晰。（2）以君权为中心，高度集中权力。在人神关系上，鼓吹君权神授，君权至上，以神权服务......
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其主要特点是“议会至上”、以内阁为权力核心、君主虚位、政党组织严密。首先，英国实行议会民主制，体现“议会至上”的原则。议会至上，即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