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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妇女报社女性与廉洁文化研究中心编写的《腐败床榻———反权色交易调查报告》于近日出版。该书以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典型案例为事实依据，揭露了权色交易触目惊心的现实，分析了权色交易的成因和危害，探寻了惩治和预防权色交易的措施，展示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卓然成果。《检察日报·廉政周刊》特邀该书主编———廉洁文化专家、女性文化
研究学者、中国妇女报社女性与廉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禹燕撰文，对权色交易进行剖析，以期对领导干部远离权色交易腐败有所帮助。
近年来，作为贪腐的共生现象，权色交易呈现出蔓延扩大趋势。2008年《南方人物周刊》截取了2000年以来开庭受审和新近案发的41名省部级高官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其中36名被曝拥有情妇，占87.8%。2008年2月，《人民论坛》杂志开展了“党政领导干部应谨防哪些诱惑”的调查，随后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是“美色诱惑和性贿赂”。
权色交易犹如一个硕大毒瘤，不仅严重侵蚀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极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公然挑战着社会的公序良俗。
权色交易的主要类型
权色交易，指的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权力和权力带来的利益与另一方发生性关系以满足生理欲望和感情需要;而另一方则以直接出卖色相或间接雇佣美色为交换，谋取不正当利益。权色交易的相关人有三方:一是腐败的国家公职人员，大多为男性，他们是权色交易的罪魁祸首;二是直接出卖色相者，主要为女性，她们是权色交易的筹码;三是间接雇佣美色的不法分子，绝大多数为男性商界人士，他们是权色交易的纽带。
权色交易本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作为买方的腐败官员以权力作为沽买美色的筹码，以“权”谋“色”是其主要特征;而卖方则以利益作为售卖美色的最终目的，以“色”谋“利”是其主要特征，性贿赂是其主要手段。
权色交易有以下主要类型:—是“权”“钱”互换式的权色交易。即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权力为直接或间接献色者谋取不法利益。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先后包养了11个情妇，为了稳住庞大的情妇团队，便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小工程分给她们，让其利益均分。二是“权”“位”互换式的权色交易。即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权力为直接或间接献色者谋取官位和其他政治利益。湖北省荆门市委原书记焦俊贤就把身为“三陪小姐”的情妇安排到某区文化新闻广播电视局任副局长。三是“权”“利”互换式的权色交易。即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权力为直接或间接献色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权色交易的社会危害
权色交易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腐蚀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色严重腐蚀了国家公职人员，导致一系列贪腐恶果。以权谋色首先导致了以权谋财，使“色官”变成了贪官。因为无论是为色而贪财，还是因贪而猎色，风流贪官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猎取钱财。
严重干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秩序。一些贪官在包养情妇或接受了贿赂者提供的色情服务后，为了给情妇、“二奶”或献色的不法分子谋取不当利益，不惜滥用职权，直接诱发了各种犯罪。一是滥用权力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导致违规审批、违规放贷、国有资产流失等重弊。如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为了回报给情妇买房的企业，先后违规贷款18亿元。二是权色交易导致了卖官鬻爵，冲击了人事制度的权威性，干扰了正常的干部选拔程序。三是权色交易导致了司法腐败。一些政法干部在不法分子以色行贿的拉拢、腐蚀之下，心甘情愿地充当了不法分子违法犯罪活动的“保护伞”。
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国家公职人员是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基础细胞，其“反道德示范”的作用远远大于普通人。当包养情妇成为某些官员身份的象征，当狎妓嫖娼成为某些官员炫耀的资本时，这种行为不仅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挑战婚姻道德，影响了社会和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的基础，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诚的义务。包养情妇、狎妓嫖娼直接破坏了婚姻道德，挑战了家庭伦理，也动摇了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惩防并举遏制权色交易
近年来，我国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针对权色交易的严峻形势，党和政府开始探索有效遏制权色交易的新举措: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直指“涉性腐败”。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不得“参与或者支持色情、吸毒、赌博、迷信等活动”，不得“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公务员“包养情人的”和“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要给予严厉处分，特别是“包养情人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这无疑是治理官员腐化堕落、包养情人等腐败重症的釜底抽薪之
举，有效弥补了《刑法》缺憾，表明了政府从严治吏的决心。
其次，严肃党纪———严查生活腐化。在推动相关立法的进程中，相关党纪也进一步完善。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其中，第一百五十条规定:“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嫖娼、卖淫，或者组
织、强迫、介绍、教唆、引诱、容留他人嫖娼、卖淫，或者故意为嫖娼、卖淫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些规定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的相关条款，共同构筑起了反官员生活作风腐败的法纪防线。
2007年5月30日，针对查办违纪案件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纪委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即“八项禁令”)，首次提出了“特定关系人”这一概念，十分引人瞩目。该规定指出“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2008年1月16日，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发表的会议公报强调:“以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案件为重点，严厉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这意味着把反权色交易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三，加强监督———监测官员私生活。为了将对官员生活作风的监督纳入反腐视野，使反腐趋向精细化，200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报告本人以及家庭的九大情况，其中首先要报告的是“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2007年新年伊始，一项关于官员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的调查在中央党政机关悄然启动。而早在2005年5月，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出台的《2005年廉政工作意见》就明确规定，干部个人婚姻出现变化时必须向组织书面报告。如果婚姻变化是干部个人因生活作风引起的，组织将视情况干预。
其四，司法有据———直面“特定关系人”。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即“十条意见”)印发，为惩治新型贿赂犯罪提供了明确依据，为检察官和法官依法处理作为受贿共犯的贪官情人提供了依据。2007年10月，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的情妇汪沛英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成为全国首例“特定关系人”受贿案。
其五，惩治有力———严惩腐化贪官。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探索各种遏制权色交易的新举措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加大了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等一批“涉性腐败”贪官纷纷落马，得到了党纪和法律严惩。在反腐败风暴席卷下，反权色交易已成效初显。
但是，与一般贪财、贪权等关乎人的生存本能的腐败不同，权色交易是关乎人的生理本能的腐败。所以，反权色交易，还面临诸多复杂难题。在法律层面，相关规定尚未上升到国家立法的高度;在监督层面，也还存在一些漏洞与死角;在执法层面，惩治不及时、不到位等现象仍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教育层面，教育方式尚需创新、内容还需细化，要注重提升国家公职人员的生活情商并有效干预其心理健康。因此，遏制权色交易腐败必须刚柔并济，即刚性的法律制约要更硬，柔性的预警机制要更细。通过惩防并举，让领导干部远离权色交易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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