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杜牧的咏史诗
杜牧的咏史诗
杜牧的诗文共四百多篇，无论是咏史、感怀、抒情、写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咏史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杜牧诗歌的主体风貌。在众多的咏史诗人中，杜牧在咏史诗的发展中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杜牧身处国势衰微、局势动荡的晚唐。素有“小李杜”之称的杜牧，在晚唐诗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甥裴延翰编次《樊川文集》二十卷，收诗文四百五十篇。无论是咏史、感怀、抒情、写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咏史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杜牧诗歌的主体风貌。他的咏史诗既有一定数量、质量，也有明确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
一、杜牧的生平与咏史诗的生成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可以说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很有文化传统。“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篇，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由此可见，杜牧对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书香门第的家世致使杜牧从小就饱读了诗书，成年后他才华横溢，有远大的抱负，很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唐文宗大和二年，他26岁进士及第。他做过十年幕吏，又任过黄、池、睦、湖州刺史等地方官，还任过校书郎、吏部员外郎等京官，官终于中书舍人，然而他却一生官不及将相。所以，杜牧感到怏怏不平。另一方面，杜牧虽然出身名门世家，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道已经衰落，买宅还债，奴婢大多散去。此时的杜牧家生活穷困，饱尝辛酸。所以杜牧对生活疾苦的了解较为深刻，也养成了他耿介刚直的个性。
在《自撰墓志铭》中，杜牧已自称“某平生好读书”，而于所读书中，又对经、史格外留心，因为“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所以，他为文作诗极好征引古事。不仅在《罪言》这样的策论中，引古事以证明得山东的重要与失山东的危害，而且《阿房宫赋》的写作也是有感于“秦人不暇自衰，而后人衰之;后人衰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衰后人也”这一种历史承袭现象。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说明，杜牧的好古并非泥古，而是以“今用”为目的。
杜牧的咏史诗多半是就史论史。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大唐的气数就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据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轴空竭于里闾。”(《唐纪》六十)。这就明显地指出，第一，当时朝廷中是宦官专权，朋党之间的相互争斗频繁发生。朝中的官位很紧缺，但是象杜牧这样的一般士人却很难有机会进入政治机构的上层。第二，当时的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出身低微，不善于官场应酬的有才人士，在考场上不甚得意，甚至终生不第;即使考中了，也很难做大官。面对着唐王朝末世的现状和自身暗淡的前途，他们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中仍然关心时政，为朝廷着想，对朝廷还仍存希望，抱有幻想，却往往是个人身世沉沦，空怀抱负。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杜牧忧心如焚，渴望一挽狂澜，济世济民。但是官场上的黑暗，仕途上的坎坷，使他壮志难酬，报国无门。长期的幕僚生活，加上不断的谪迁，让他感慨颇多。但他只是一位无权无势的文人，也只能把满腔的愤慨通过饱蘸情感的诗篇发泄出来。诗人是时代的神经，他们对于现实要比其他人敏感的多。白居易也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其中就突出强调了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诗歌的政治作用。面对现实，杜牧有一种忧郁情怀，他本人又具有绝世的才华，性格豪俊，因此他的抑郁情怀并没有走向沉沦，所有的这一切都影响着他的咏史诗歌。
二、杜牧的咏史诗的题材类型
杜牧的咏史诗数量比较多，而且大多抒写对于历史上繁荣昌盛局面消逝的伤悼情绪，寓有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其咏史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借古喻今，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朝政得失
诗人常常多愁善感，在登临古迹时，免不了会把今昔进行一番对比，抒发个人的感慨，表达一个文人对事物的看法。杜牧也不例外。如脍炙人口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选取为贵妃飞骑送荔枝这一件事，形象地揭露了统治者为满足一己口腹之欲，竟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有力地鞭挞了唐玄宗与扬贵妃的骄奢淫侈。诗歌前两句为背景铺垫，后两句推出描写的主体，提示诗歌主旨。“一骑红尘”和“妃子笑”两个具体形象的并列推出，启人思索，留有悬念。“无人知”虽三字，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全诗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既引人人胜，又耐人寻味。全诗不着一句议论而题旨自见。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诗中的秦淮河两岸曾经是很有名的繁华地带，这里酒家林立，有钱人在此过着花天酒地、笙歌艳舞的生活。诗人路过此地，泊舟岸边，亲眼见到两岸的灯红酒绿，亲耳听到两岸的淫歌艳舞，触景生情，作诗一首，借古讽今，讽刺晚唐那些醉生梦死、苟且偷安的上层人物，预示晚唐王朝的末日“计日可待也”。诗中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及诗人的忧愤之情，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二)以诗论史，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政治感慨与识见，具有史论色彩
杜牧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思想中有很沉重的忧患意识。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他很想挽救，也很愿意出谋划策去拯救国家。但是苦于无人赏识，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因而他的这类怀古咏史诗就表现出了一种涌动不安的情绪。诗中既有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感，又包含激情，诗人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抒发着自己的政治抱负。 《题乌江亭》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诗中的“乌江亭”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兵败，乌江亭长备好船劝他渡江回江东，然后再图谋发展。可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乃自刎于乌江边。这首诗与李清照的《乌江》截然不同。在此诗中，诗人杜牧提出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推想。俗话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可项羽因兵败而自刎，这只能说明项羽的胸怀不够宽广，缺乏大将风度。诗人先对这点进行了批评，然后进一步提出假设，如果当时项羽回到了江东，重整旗鼓，那么几年之后很可能会卷土重来。诗人其实是在批评项羽不善于把握机会，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会用人。在此杜牧强调了兵家不仅要有远见的卓识，而且还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应该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还有《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借慨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取得成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这一写法尤为后代许多诗人所仿效。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即使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之作，也常常融合了他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
三、杜牧的咏史诗的创造性贡献
(一)杜牧咏史诗的创作意识比前人更明确
杜牧的咏史诗或以史为谏，或针砭时速，极大地增加了咏史诗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现实社会的亲问题、新情绪，消除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膜，把晚唐社会危机四伏、人心思治的状况以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统统包容于诗中，扩大了咏史诗的容量，同时，由于他所写问题与情绪的普遍性，在当时及后世都可引起广泛的同感。
作家的创作总要受某一种思想指导，咏史诗既然以历史故事或传说为题材，它就与诗人的历史观有密切的关系。杜牧认为乱亡的根本在帝王的荒淫。他的诗常写荒淫丧国，遗恨无穷。如《隋宫春》：“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他们偏狭地看到了文言不利的一面。如果说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是在于取缔了士大夫阶级所垄断的文言，那它的失败也在于取缔了能够博大精深、联结古今的文言。到如今社会，这种断裂性的危害已经轻易可见。
(二)侧重工具论
胡适后来在回忆白话文运动时有过这样的总结：“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史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显然，胡适这种“文学工具论”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文本的思想性。
和梁启超一样，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他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观念下，白话达意表情的功效远远大于文言，所以即使那些即使带来新思想的文言也是不入流、而被时代抛弃的。他的这种态度在白话文取得胜利后的1922年所写《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容易可见。在里面他赞扬了严复和林纾翻译外国著作的先锋性。严复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理论，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打击封建势力，启发中国知识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而林纾用文言融西洋诙谐风趣之风于文，译书百部，“更用力气，更见精彩”，是“介绍西洋近代文学的第一人”。最后笔峰一转，他们因不是白话而写而被贬低。
当然，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导者们的目的，不仅是使白话文上升为合法的正式的书面语，来取代不利于宣传布教的文言文，而且是要否定文言文所包含的封建内容、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不过在当时短促的时间里也只有周氏兄弟等人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启民和承古，还深入到对现代资本主义以物的发展与追逐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反思和批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学衡派比胡适更有眼界和包容性。他们正试图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去进行改良时，使两者更加和谐的相处和发展。所以事实上，文言和白话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形式，正如成仿吾所谓“容器”而已。新瓶装旧酒，酒还是一样的味道。白话文也可以像文言文一样承载着满脑子的封建之道。数十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将文学语言视为社会变革的首选工具，这种功利化和简单化的思想使中国的文学多次走上了变异的道路。
总之，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派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今天看来还是功大于过，他们的激进的思想行为也是需要我们理解的。不过白话文运动带来的危机的浪沫已经早已浮现，当下的知识分子在这点上也早已发觉，并提出了各种提案。如何转危为安，如何促使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这在当下，已是燃眉之急。
第2篇：杜牧与李商隐咏史诗
杜牧与李商隐咏史诗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一些耳熟能详的古诗吧，古诗言简意丰，具有凝炼和跳跃的特点。你知道什么样的古诗才能算得上是好的古诗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杜牧与李商隐咏史诗古诗，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咏史诗的创作历史久远，直到晚唐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李商隐与杜牧二人将咏史诗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史诗体是由东汉的班固开创，可惜“质木无文”。此后越来越多的诗人投身于咏史诗歌的创作。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一般是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叙述或概括，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志，其中含有较多作者的个人感性认识。而咏史诗发展到晚唐时期，名人名作迭出，并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理性思考。
一、晚唐咏史诗的创作背景与发展
(一)晚唐咏史诗创作的社会背景
中晚唐时期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科举考试强化了对历史知识的考核的用人文化导向,形成了知识分子们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1]。另外，晚唐社会内忧外患交织，敏感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国事日非，因而大量进行咏史诗的创作企图拯救社会衰败局势。其选材上的广阔与丰富、内容上的大胆与讽刺、感情上的哀怨与敏感等，将咏史诗的创作视界带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二)咏史诗体裁流变
唐代咏史诗体裁可谓众体皆备，但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多为古体，律诗与绝句是少之又少。中唐以后以刘禹锡为代表的诗人越来越多地创作七绝、七律咏史怀古诗。直到晚唐，杜牧成为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者。此后，七绝便成为人们咏史时常用的体裁。李商隐也是当时咏史诗之大家，咏史之作多达六十多首，而且各体俱有佳作，更以七言律绝的成就突出。杜牧与李商隐是众多的咏史诗人的优秀代表,在咏史诗的发展长河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生平背景与创作心理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或樊南生，河南人，自幼处境微寒，生活艰难。李商隐一生都被卷入牛李党争难以自拔，跟随双方的政治浮沉而遭受牵连。他的悲剧遭遇，从根本上来说是唐后期整个社会上的种种积弊现实所造成的。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后家道中落。由于其性情耿介，一生仕途不很得意，使得杜牧对社会现实有着超于常人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而在其诗中得到了较为客观全面的反映。杜牧继承了他祖父杜佑经世致用的传统，入仕之前便关注历代兴衰得失，好论政谈兵[2]。二十三岁时他就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以讽刺敬宗的耽于声色游乐。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咏史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杜牧、李商隐都处在唐朝社会的黑暗及内忧外患的时代，都渴望力挽狂澜。两人写诗时的个人心态是不同的。李商隐在历经了无数人生道路的崎岖后，已朦胧感觉唐王朝中兴无望，又发觉自己缺乏挽救时局的力量与信心，于是悲观情绪渐浓，思想上产生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他内心的苦闷和悲愤都反映出一种江河日下、黄昏渐近的时代气氛。黑暗的现实与他急切想挽救现实的愿望尖锐地冲撞，他只能把自己对现实地深刻理解，完全融入在历史事件的抒写之中。
杜牧的心态与李商隐则迥然有别。杜牧一生有着“愿补舜衣裳”的雄心壮志，相信只要自己的政治能力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就会在挽救大唐的危机命运中大有作为。杜牧的“天才的自信”，在很多咏史诗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现。现实残酷，报国无门，杜牧缺少一个让他发挥才能的平台，因此他才好作翻案咏史之作。在《赤壁》、《题乌江亭》这两首诗中，他讥笑周瑜凭借运气在赤壁取胜，讥笑项羽不能忍辱负重，缺乏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在翻历史陈案时突出强调个人的作用就能充分体现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
三、“讽”与“鉴”的创作目的
哲学是抽象地思考着世界，诗则是具体地表着着世界――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改造世界。李商隐和杜牧咏史诗都怀着高度的创作意识以期救国难于水火。
因生世的曲折与理想的不得志使李商隐对社会有更冷峻与清晰的认识。他的咏史诗多为“借古讽今”。讽刺产生于诗人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看出了致命的矛盾，是人类的理性向它的破坏者的一种反击[3]。讽是其目的，也是其创作手段。而他还不是委婉的讽刺，而是直接行事，多为指事切近，大胆揭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如《龙池》有关唐、杨的故事早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就写过，但是被有意作了掩饰和修改，借以歌咏二人生死不渝的爱情。李商隐却旨在揭露玄宗霸占儿媳的淫秽丑行，据实直录，毫不掩饰，虽无一恶字，却无一字不贬。李商隐在《华清宫》用了明显的反讽手法发难于当朝皇帝唐玄宗，使语调更加尖刻冷峻。以致纪昀曾用“尖酸刻薄”来形容其诗，很多人也认为“大伤诗教”。 其实他是顺应自己的强烈情感，没有遵循自古以来就奉行的“怨而不怒”的传统标准而已。
杜牧的咏史诗大多是就史而论史，有感于晚唐颓势，较为笼统地抒发兴亡之感，虽然其诗不乏讽刺意味，但其中“鉴”的作用更为明显，以期达到警诫作用。如《泊秦淮》一诗叹商女唱曲，世风日下，曲折影射了他所处的晚唐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没落现实，以警醒众人不要沉溺于声色而重蹈亡国覆辙。诗人在《江南春绝句》中凭吊南朝覆灭时的寺庙，对其来历稍作点拨，使人既纵向想象当年这些佛寺建造的历史，又能横向联想唐王朝过分崇佛致国力衰退的后果，含蕴地揭露当时崇佛修寺的情景。无论侧重于“讽”还是侧重于“鉴”，他们都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了现实社会，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扩大了咏史诗表现的容量，增强了咏史诗的现实性。
四、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
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较讲究立意结构、遣词造句，其诗的艺术特征与表现手法，有些是相近的，有的则是各有特色。
(一)选材典型，往往以小见大
李商隐的咏史诗常选取典型的人物、事件来达到对昏君奢淫误国的有力揭露讽刺。选用历代昏君,将他们作为历史的反面典型,以此讽喻当代君王。如《隋宫》(绝句)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实，总结隋朝亡国的教训，着力刻画隋炀帝祸国殃民的暴君形象。而选用正面之人如屈原、宋玉、贾谊等，借咏叹这些人的不幸遭遇,表达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人生慨叹。李商隐还常选取昏君游玩淫乐的小物品,借题发挥,以小见大,寄寓深刻感慨，如在《齐宫词》中，诗人借用九子铃来串演北齐后主、梁台新主相继荒淫亡国的悲剧,寄托兴亡的感慨。
杜牧的《赤壁》是由一件从江沙打捞出来的三国时的铁戟联想起那场历史上惊心动魄的赤壁之战。还运用铜雀、二乔这些虽与战争无关，但却是三国时的标志性人物、建筑意象，来引发巨大的时空逆转与深长的历史思考。《过华清宫绝句》未曾罗列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现象，而只选取千里急送荔枝博取贵妃一笑这样一件“小事”简单陈述。谨守了历史的真实，又高于历史的真实，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形成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于细微处发现历史问题。
(二)对比强烈，叙写形象
在诗中展示鲜明对照的历史画面，能以最省俭的笔墨，将诗人饱满丰富的感情，表现得痛快淋漓。
李商隐写作咏史诗,与很多诗人有所不同,往往很少直接议论和具体评判,用抽象的道理来教训人们,而多通过展开合理联想和形象叙写，从对比鲜明的画面和意象中寄寓讽喻之情。《北齐二首》篇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剪裁了发生于不同时间的两个场景，不留情面地将昏君的丑态用鲜明的对比展现出来,国之将亡，昏君仍沉迷后宫，字里行间充溢着尖锐而辛辣的讽刺意味。《南朝》则把陈后主的荒淫较比于齐废帝有过之无不及，后代荒淫甚于前朝。
杜牧也常运用鲜明对照的特写镜头。如《台城曲二首》其一描写陈亡时陈后主在国破后竟可笑地躲入井中，而城外军队战势激烈，城内城外的场景形象而有条不紊的一一展开，对比强烈，情节形象可感。更为著名的《过华清宫三绝句》,更是劳民伤财，生活奢侈的进贡荔枝只为博美人一笑，真正所谓“一笑倾城，一笑倾国”。宫中歌舞升平，宫外则社会政治形势剧变，画面虽简单，却将当时表面波澜不惊，实际暗流汹涌的政治无限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的动态，将山河破碎的原因一一用形象的笔触作了揭示。
(三)善于“点铁成金”，议论不落俗套
咏史诗题材多为众所周知的不新鲜题材，可是“小李杜”能够对老生常谈的典故“点铁成金”，显示了他们非凡的见解，使咏史诗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史鉴戒意义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如李商隐的七绝佳作《梦泽》，关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指责残暴荒淫的“好细腰”的楚王。李商隐却将批判重点放在自作自受的宫女身上。他不是表面性的讽刺这些人的媚主邀宠，而是深入地讽刺这些悲剧人物麻木不仁的人生状态。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题材原有的普通意义，将腐朽丑陋的世风作了最本质的暴露。其咏史佳作《贾生》，也突破了借贾谊的经历以抒发己之不遇的习惯做法，从贾生被君主赏识的角度出发，先抑后扬，反其意而用之，将事实的真相与表象自我矛盾。
杜牧很善于对历史人物事件重新做出评价与出人意料的议论,渗透着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体察。他在《题桃花夫人庙》(七绝)深究息国之亡的原因。正如《瓯北诗语》中所评：“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他能够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是那些人所尽知的美色误国之浅显见解所远不及的。而《题商山四皓庙》取典于吕后请商山四皓出山以固太子储位之事，历来人们对此事评价甚高，而杜牧能超出常人的眼光，指出因四皓出山而致吕后专权的恶果。这种立意的高绝，见解的独到正如赵翼所云:“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
五、咏史诗意境
诗的境界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创造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的艺术境界。一首诗的意境则包含了时代特色与个人特色，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特色。明人宁濂指出：“诗，心之声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燥易之人，其诗浮以靡;奇刻之人，其诗峭厉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物象之表。”
李商隐喜欢重构历史，并将其感伤心态与悲剧气息融合其中，把对社会的义愤与不平曲折折射出来。创作中他大力以“绮靡”之词写“怨刺”之诗。“绮靡”作为不同于他人的诗风与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致，深刻的议论、尖锐的讽刺多相结合达到了境界的高度浑融 [7]。他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将讽谕怨刺的内容与委婉清丽的形式结合起来，是“徘徊胜境，顾慕良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
杜牧自忖“平生五色线”，咏史诗也自然呈现出指点江山，品评历史的勃勃英气。但人生经历与性情让他在咏史诗中常常情不自禁地以个人意识体察历史，敢于突破单纯演绎史实，褒贬人物的格局，大胆凸现鲜明的个人色彩借咏史以抒怀，将其积极的情态，高绝的议论与过人的史识融合，指摘时弊，针砭现实。他的诗不重视用词的华丽，而更重于诗中情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诗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经验的返照。诗境经过了移情处理后已经心神凝注，物我两忘。
李商隐常在咏史诗中把主观感情移入诗中对象，处理题材时也表现出浓厚的主观化倾向。他用虚拟推想之辞在史实传说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想象，而且诗中所表现出的意境真实与艺术真实令人信服。《隋宫》(七律)只根据史实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处理对昏君作了尖锐的刻画，场面不失为真实可感，堪称大手笔。
杜牧的咏史诗往往重新虚构历史的陈案或结局，将历史上已成定局的重大事件从其个人愿望做出观照。《题乌江亭》中杜牧从其为人性情出发对项羽的自杀行为进行了否定。又如《赤壁》也未从正面入手，而是展开逆向思维，得出一个假设中的结局，使人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做出深思。
六、结语
杜牧的七绝咏史对史论式诗体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商隐从选材的意识到艺术的表现形式无不垂范后世，为晚唐咏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们所触及的题材范围之广，表现手法的丰富以及风格的多变都推动了咏史诗的发展。他们的创作承前启后，在咏史诗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拓展阅读：咏史李商隐原文及翻译
原文
咏史
作者：唐·李商隐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熏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注释
①本篇题为“咏史”，实系伤悼唐文宗逝世之作。诗作于开成五年正月文宗逝世后。
②《韩非子·十过》载，秦穆公问古明主得国失国之由，由余对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
③沈约《宋书》载，武帝时宁州献琥珀枕，时北征需琥珀治金疮，即命捣碎分付诸将。
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魏惠王向齐威王夸耀他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说自己所珍贵的是贤臣，“将以照干里，岂特十二乘哉”!得真:全诗校:“一作待珍。”
⑤青海马:一种产于青海湖的杂交马，据说能日行千里，喻可任军国大事的贤才。
⑥《艺文类聚》引《蜀王本纪》，秦惠王嫁五位美女给蜀王，蜀王派五壮士迎接。回来时路过梓渔，见大蛇入山洞，五力士力拔蛇尾，山崩，力士与美女均被压死。此以“蜀山蛇”喻盘踞在朝廷与地方的恶势力，如宦官、藩镇。
⑦《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疏:“其辞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温兮。”，文宗尝与诸学士联句，常作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属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馀凉。”见《新唐书·柳公权传》。
⑧《礼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苍梧，山名，即九疑山。翠华:以翠羽为饰的旗，为皇帝用的仪仗。
译文
纵览历史，凡是贤明的国家，成功源于勤俭，衰败起于奢华。
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为什么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
想要远行，却没遇见千里马，力单势孤，难以拔动蜀山的猛蛇。
有几人曾经亲耳听过舜帝的《南风歌》?天长地久，只有在苍梧对着翠绿的华盖哭泣份儿。
赏析
李商隐以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创作了占他全部诗篇七分之一强的史诗，它们扩展了传统咏史诗的涵义，丰富了咏史诗的题材，探索了咏史诗新的手法，将其独特的思想性艺术性臻于和谐统—，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咏史诗不仅咏古况今，充分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而且借古讽今，含蓄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还借题寄慨，委婉地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相对于一般诗人对时政的深沉感慨，李商隐的诗作扩大了咏史诗的表现容量。
这首诗的第一句是说，纵观历史上贤明的国家，勤俭能使国家昌盛而奢侈会使国家灭亡，提出了一切政权成败的关键。
第二句是两个典故，第一个是琥珀枕，南朝一个皇帝在四处征战的时候得到一个非常名贵的琥珀枕，但他将琥珀枕捣碎了给战士敷。第二个是齐桓公，当年齐桓公和另一个君主相遇，那个君主有很多车，每一辆车都有一颗非常大的珍珠，那个君主为此非常自豪视之为奇珍，但齐桓公说他有人才，那才是他的宝物。这一联是说明人才的重要性。
第三句也是两个典故。青海马是指能担当军国大事的人才，蜀山蛇指亡国的祸胎(当年蜀国因为五壮士拔蛇而蜀路开，导致了蜀国灭亡)，这两句话其实有种国家灭亡也隐隐有天意的意思。义山其实很矛盾，他虽然知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但当时是唐文宗很有雄心壮志的，可惜被家奴所制，抑郁而亡，所以义山也无法解释为何国家会走向衰败，所以他只能将其解释为天意。
最后一句的南薰曲是当年舜唱的《南风歌》，一唱而天下太平，几人曾预南薰曲的意思就是没人再听到舜的《南风歌》了，意思便是天下将大乱。苍梧是舜埋葬的地方，翠华是皇帝仪仗中顶上的华盖，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国家如此衰败，不复当年尧舜之风了。
这首诗，诗人根据历史兴亡的史实，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些明确的以古鉴今的态度，包含着深刻的用意，比前人的认识更自觉完整。在兴亡系于何人的问题上，尽管李商隐受时代的局限，还只能将理乱的命脉系于帝王，但在他的诗中，大都是指责他们败乱国家的。因此这种揭露更有进步意义。
作者介绍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汉族，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祖辈迁至荥阳(今河南郑州)。擅长骈文写作，诗作文学价值也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更多古诗欣赏文章敬请关注“可可诗词频道”的王维的诗全集栏目。
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第3篇：论杜牧咏史诗 初稿
论杜牧咏史诗
摘要：
咏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上自东汉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但是在晚唐时期发展到了最巅峰，使他走向巅峰时期的诗人杜牧和李商隐，而杜牧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和深刻的思想情感在晚唐文坛上独具一格，占有很高地位。他倜傥爽朗，俊迈不羁，秉性疏直的性格也对诗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他的这些性格决定了他诗歌的风格以俊逸豪爽为主，同时他诗中所体现的特征风格与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以及成长中的经历息息相关。
关键词： 杜牧 咏史诗 俊逸豪放（可以再加上一两个）正文
引言
一、咏史诗溯源
“咏史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咏史这个题材开始于东汉时期，成熟于晚唐时期。咏史诗是由作者直接歌咏历史题材同时又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将传统的诗歌写作手法用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以史事来讽喻现实,诗人通过对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