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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廉政建设
日期：2004-12-13 浏览次数： 次
官僚机构腐败，政府官员贪污，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被视为难以根除的恶性肿瘤，而新加坡在独立后几十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毅然决然地铲除了这一危及国家政权生存的瘤疾。这是新加坡创造的奇迹。新加坡何以能出污泥而不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举法律之剑，执政党领导者率先垂范。他们结合国情，制定了严密、完整的法律法规制度，使治理腐败有法可依，严格执法，“刑上大夫”，促使政府官员廉洁自律，建立起一个诚实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
严格、详细、明确的《反贪污法》。
50年代末，新加坡还是个贫穷落后的东南亚小国。1959年，35岁的李光耀出任国家总理，掌舵新加坡。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认为，新加坡的生存依赖政府的廉洁、高效，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外国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李光耀对政府官员们说：“作为一名公务员就要保持廉洁和奉献。要想挣钱就经商去吧！谁不听劝告，就要受惩罚。”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把廉政建设纳入国家法制轨道。1960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反贪污法》，后又多次修订，使之日臻完善。该法令一共35条，主要有：“对贪污的惩罚”、“对与代理人进行非法交易的惩罚”、“对举报人的保护” 等。该法的一大特点是严密、详细、明确，有相当强的操作性，这一方面使执法人员能迅速公正地断案，另一方面又使犯罪分子无空可钻。另一大特点是对“贪污” 定义范围较宽，惩罚严厉。主要表现在对可惩罚的“非法所得” 的定义涵盖广泛，包括任何以金钱和非金钱形式表现的利益、好处；被指控者如果澄清不了“多余” 的财富从何而来，这部分“多余”的财富就可以当作贪污的证据而受到指控。贪污者除被罚款外，还可被判刑；违法犯罪人职位越高，处罚越重。
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公务员手册》
李光耀强调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政府不可超越法律法规。政府部门招聘公务员，要实行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因此，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政府公务员法律法规，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等。除这些法规外，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应聘的公务员人手一册。该手册规定，公务员必须熟悉了解掌握《反贪污法》，必须遵守财产申报制度等。财产申报制度是指每年7月1 日，公务员必须向所属部门呈报自己和配偶的全部财产和收入情况。在审查中，如果发现其财产来源不明，贪污调查局就要进行调查。一旦查到证据，即送法院处理。财产申报以后，如果有增长，必须说明增长的原因。如果说明不了，即视为贪污。隐瞒财产不报的也要判刑。
政府还规定，公务员购买股票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常任秘书批准，如果购买私营企业或与本单位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公司的股票，则不予批准。公务员不准经营买卖或兼职。公务员负债额超过3个月的薪水，上级就会查问。在政府看来，负债过多无力偿还，就有可能产生贪污之心。另外还规定，官员在借出的钱，不准附加利息。
对于公职人员接受礼品的问题，政府规定更严格。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有商品价值的馈赠，如果情况特殊，无法拒绝，当事人必须将所接受的礼品立即交给负责处理礼品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定期拍卖这些礼品，接受礼品的人可以优先购买，拍卖所得上缴国库。
另外，《公务员指导手册》还对公务员的工作态度、工作纪律等作了详细和严格的规定，如不准留长发，公务中不能接受宴请，不许进酒吧、舞厅、红灯区等。
使官员不敢因小失大的公积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按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和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每个职工可享有相当于月薪40%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但按照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一律全部撤销其公积金。在如此严厉法律面前，有几个敢冒此风险因贪小便宜去吃大亏的。
此外，新加坡政府对公务员采取定期培训的措施，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公务员学院和培训中心，新招聘的公务员必须首先接受训练，在职的公务员每年也必须有一两周的轮流进修，学习政治、法律知识和业务技能。政府有关部门对公务员进行考察和评价，每年底召开全国公务员评奖会，表彰先进人员。
新加坡严密的惩治腐败制度，对公务员发挥了三个方面的震慑作用：一是恐惧名誉和地位的丧失；二是恐惧个人人身自由的丧失；三是恐惧个人既得利益的丧失。从而形成“不敢贪” 的巨大压力和心理约束，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法大于情，严格执法，“刑上大夫”
新加坡提出“彻底的法治观念”，就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国法律是否具有权威性，关键要看执法者能否做到这一点。在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处理问题往往遵从“情、理、法” 的传统，即情大于法。然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却硬是将“情、理、法” 改成了“法、理、情”，让法大于情。
l、赋予贪污行为调查局广泛的特别权力
新加坡反腐败成效显著，贪污行为调查局功不可没。贪污行为调查局是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治贪机构。它直属总理办公室，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该局的徽章是一朵盛开荷花和一把利剑精巧组合而成。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利剑——法律的权威和公正。这也反映了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运用法律铲除腐败的决心。《反贪污法》赋予贪污行为调查局十分广泛的特别权力：
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办理逮捕证。逮捕涉嫌贪污受贿的人，以及被指控并掌握可靠证据和被怀疑已触犯《反贪污法》条款有关的人；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无需公诉人的命令，可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权力和警方侦察调查的有关特别权力来调查贪污受贿罪；有权入室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物或其他罪证的任何银行存款、股票或银行保管箱等；有权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雇员及其他任何人提供任何内部资料、材料；要求涉嫌贪污受贿者对其合法收入以外的财产说明来源，不能作合理解释的，有权将其提交法院判罪。
贪污行为调查局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那就是行为跟踪。对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新进的工作人员，贪污行为调查局有权暗中派人跟踪，调查他们的日常行动。行为跟踪制度能够及时地清除不法分子，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的形象。不过，对于贪污行为调查局的这项特权，一些人提出了异议，但新加坡领导人认为，防止国家被少数败类所腐蚀则是最先要考虑的问题。
贪污行为调查局虽然大权在握，但它自身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因此，调查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在查办案件和日常生活中都必须谨慎小心，依法办事，行为十分检点。
2、严格执法，“刑上大夫”
在执法中，新加坡自上而下，纲纪严明，严肃认真。即使对那些身居高位、功勋卓著的人，也决不同开一面，真正做到法不容情。
黄循文，新加坡前环境发展部政务次长，在1975年被指控接受印度尼西亚商人 84万新元的贿赂，判处罚款 7 O23新元，坐牢 18个月。
郑章远，曾与李光耀并肩战斗，争取独立，创建了共和国。郑于1960年进入建屋局，1979年担任主管国家发展与建设的部长。他在实施“居者有其屋” 的政策时功劳显赫，深受李光耀的器重。1986年12月，贪污行为调查局指控郑章远收取两笔各50万新元的贿赂。因郑章远与李光耀私交甚厚，公众普遍认为此案将不了了之。李光耀虽感痛心，但并未因其“劳苦功高，人才难得”而心慈手软，对私情。李光耀根据有关法令将郑章远停职审查，交有关司法部门处理。郑章远自知罪责难逃，最后畏罪自杀。
格林奈，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长期从事与商业犯罪斗争的工作，是新加坡公认的“商业犯罪的克星”。他曾亲自处理轰动全国的七大商业案件，为国家追回15亿新元的资产，被誉为“杰出的公务员”，可谓功勋卓著。1991年，他被指控犯有“说谎罪’”：一是1990年他向财政部申请一笔购买新汽车贷款，却挪用来还一部旧汽车的账；二是他在印度尼西亚某商人尚未**时，先后两次对八达汽车公司谎称：某商人已**买下某度假村，劝说该公司也投
资300万新元。而事实上这位商人只是有投资意向，还没有兑现。格林奈最终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失去月薪 12万新元的公职，担任公职 20年的 50万新元的公积金和30万新元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
如此执法如山，法不容情，真正体现了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和公正。正如李光耀在郑章远案处理之后所说：“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和部长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他连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新加坡过去3O年建立起来的廉洁制度就会很快削弱，而且毁于一旦。”
以身作则为政清廉的总理
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成效举世闻名。这一方面归功于政府执法时不讲情面，另一方面也归功于最高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新加坡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杨温明说：“肃清贪污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政治领袖必须是一些绝对诚实和清廉的人，并且肯为国家彻底消除贪污而献身。”
人民行动党在成立之时就提出了“打倒贪污”的口号，并把党旗的基调定位白色，以示清廉。李光耀出任总理后，一再告诫他的同事们要从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廉政问题。1980年，他在人民行动党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当我们的深交、同事或亲属提非分的要求时，我们都得加以拒绝，要在公事上保持绝对廉洁。” 他不仅要求属下大公无私，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李光耀执政30多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但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腐败。他力戒裙带恶习，亲友都未依仗他的权势谋取官名利禄。他的父亲一直做钟表生意，没有一官半职。他的三个弟弟有的当律师，有的经商，均靠个人奋斗起家。李光耀当选政府总理后仍住在50年代任总理前的住宅。政府为他安排的一套总理官邸，只是用来举行外交礼仪场所。澳大利亚记者布鲁斯鲁登曾在《澳洲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新加坡看不到“当权者生活奢华的迹象”，那里没有李光耀国际机场，没有李光耀快速公路，没有李光耀国家体育馆，新加坡的硬币和邮票上面，都没有李光耀头像。特别应提到的是李光耀有个“贤内助”柯玉珠，她全力支持和帮助丈夫做个廉洁清正的总理。她对李光耀说：“人民期待你的政府是个廉洁清白的政府。”“你身居高位，但不宜拿最高薪金。”“钱不够用就到我的律师事务所来拿。”
作为开国元勋，最为可贵的是李光耀不贪恋权位，以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引退让贤。他在44岁时开始培养接班人，在67岁时就从总理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这充分显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雅量。有人曾猜测他去挑选其子李显龙接班，但李光耀坦诚相告，自己还没有患上那种“意识模糊症”。李光耀的行为成了政府官员看齐的标杆，也是约束不.行为的戒尺。他的一言一行成了无声的命令，无言的法规。
严厉的法律法规，加上最高领导人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新加坡政府始终保持着廉洁。高效的鲜明形象。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大多数能做到廉洁奉公，不以特权谋私利。在新加坡，政府官员日常办公都是坐自己购买的私车，自己花钱买汽油和维修汽车，只有国家庆典或者有重要的官方集会时，才申请公车。因为公车太少，许多部长干脆从来不申请使用公车；政府官员都是自己购买房子，自己缴纳水电费和其他维修费用，只有电话费由政府每月报销几十元；政府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也只能领取最低的津贴，绝无机会揩公家的油水，致使许多重要的政府官员每次出国时都得自己掏腰包。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已连续执政40余年，被称之为“***”。国内虽然有几个反对党，但都不成气候。国会84个议席，反对党只占二三个席位，人民行动党占绝对优势。其基本原因就是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坚持倡导的廉洁奉公精神和党政领导者带头遵纪守法的模范行为，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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