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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历史地位再评价
郑成功一生的主要事迹是抗清与驱逐荷兰殖民者。史学家肯定郑成功的抗清斗争，称颂他驱逐殖民者，收复和建设台湾的丰功伟绩，给予政治家、军事家、杰出人物、伟大的爱国者和著名民族英雄等荣誉称号，甚至有的评论者认为郑成功的历史活动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他领导军民抗击西方侵略者的事迹彪炳史册，驰名中外，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应该是国际英雄。我们认为除了以上评价的层面外，郑成功的伟大和不凡更在于，他是十七世纪中国闽粤之地这个特殊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市民阶层的卓越代表。
郑成功生活在明末清初新旧王朝鼎革的多事之秋和大*时期。当时，皇权专制主义既受到以“夷夏之辨”为中心的满汉民族为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同时更存在以反对皇权专制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全国各地农民大起义。由于明王朝的腐朽统治，激发了阶级矛盾，爆发了几乎推翻明王朝专制主义制度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大起义；东北满洲贵族向明王朝发动军事进攻，驱兵入关，入主中原，南明军民奋起抗清。
在国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风云大变的环境。此时，西方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者向世界大举进军，侵略非洲、美洲和亚洲，开拓海外市场，建立殖民地，掠夺财富，贩卖奴隶，穷凶极恶。西方殖民者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侵占印度沿海地区、锡兰、马来亚、菲律宾摩鹿加群岛和爪哇，进行殖民统治。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万历年间，荷兰人几次入侵澎湖，天启四年（1624）侵占台湾。英国军舰也不断窜入广东沿海侵扰，北方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西方殖民者的头号强国就是荷兰。这个国家于1579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而崛起，十七世纪是它的“黄金时代”，国内经济繁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积极开拓殖民地，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盛极一时。1602年，荷兰政府建立“东印度联合公司”，该公司拥有贸易特权，开辟殖民地，建立海陆军，兴建要塞和兵工厂，铸造货币，设立法庭等权力。1619年，东印度公司侵占巴达维亚（雅加达），作为侵略东方的大本营。它与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进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夺得锡兰、麻六甲、马来群岛和香料群岛，进而侵略中国，控制了从非洲好望角到爪哇的广大海域，成为海上霸王。
长期以来，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心都是在黄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带。因为中国有“重农抑商”以农立国的传统，而黄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带平坦、宽阔的冲积扇平原，发达的农业灌溉系统和人口稠密、技术精湛的农民，为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以农立国传统的存在，提供了丰厚的资源。要延续皇权专制主义以农立国的传统，就要加强对中原地区与江浙一带农民的人身束缚和精神控制。而对全国其它地区农民的控制相对来讲，就要宽松的多。特别是在王朝统治面临危机的时候，统治者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中心地带，对其它地区农民的控制进一步松弛。闽粤地处中国东南丘陵地带，山高沟深，交通不便，东临浩瀚的大海和太平洋，是一块相对封闭的地区。在农业社会里，这里文化经济落后，沿海人民世代以捕鱼为生，一直是北方经济南移和开发的对象。但是，明朝末年的政治经济危机时期，由于荷兰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肆向东方侵略，闽粤东临的浩瀚大海和太平洋再也不是隔绝世界文明联系的天然屏障，而成为联系以荷兰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闽粤商贸活动的“黄金水道”，丘陵地带的地理环境正好成为淡化内地以农立国传统的“减压阀”。在农业经济严重破产的条件下，闽粤沿海的人民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和西洋人进行商贸活动这一新的可能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和传统的农业经济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以消费为中心，而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追求财富的增殖即发财致富为灵魂。这些西洋的冒险者到东方来经商和野蛮抢掠，就是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因此，区分资本主义和传统农业经济生产方式，既要从客观的经济总量方面进行分析，更要从主观的价值追求方面认定二者的不同。只要在主观的价值追求方面以财富的增殖为目的，那么，在实际上就标志着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了。郑成功的身世典型的体现了闽粤地区社会，从传统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轨迹。他的父亲郑芝龙在明末闽南农业经济破产的情况下，为谋生计只身前往澳门随母舅黄程学习经商，与葡萄牙人关系密切，又当荷兰人翻译。广泛接触西方人，对世界形势及各国情况比较了解，日本幕府德川家康曾向他询问泰西诸邦国情。和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孤陋寡闻和夜郎自大相比较，在早于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对西方国家有如此的了解，在近代中国和东方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凭着智慧和精明能干，郑芝龙和家族成员经营海商，商船往来南北洋及日本、吕宋、加留巴、东京、交趾、暹罗等国，进行贸易活动。经过郑氏几代人的苦心经营，聚集了雄厚的“富可敌国”的海上商业资本，在闽粤沿海之地构建起来一个，和内地农业文化有很大区别的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大规模的海上商业贸易，就不可能有当时西方先进的文化理念的侵袭，和东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郑成功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和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得益于惨淡经营的海上商业资本的支撑。同时，郑成功的抗清收台活动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以为支撑和延续庞大的海上商业资本和新的生产方式服务的。
从个人出身来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长崎平户女子田川松。田川家族是平户的名门望族。郑成功出生于平户，并且在此度过童年。当时，平户是对外开放的国际港口，许多外国商人驾船载货入港贸易，荷兰人和英国人设立商馆，港市繁荣。郑成功童年在这里对西方人和商业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父亲郑芝龙曾经只身打败数十个荷兰人，此事使他蔑视西方人。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年已七岁的郑成功离开日本，返回福建故乡安平镇。安平镇是郑成功之父开府所在，是“著名的商业城市”，中外商人云集货物山积。安平海商与郑氏商船航海通贸东西洋各国，运回“番货”，带回海外各国消息和奇闻逸事，使船王和富商之子的郑成功从幼小的年龄开阔了眼界，直接和间接获得许多同龄孩子无法想象的世界知识。尽管他的父亲在他回国以后，给他延聘饱读儒家经典之师，使其深受儒学文化传统之熏染，对其坚毅的性格和忠贞爱国思想的形成大有裨益。但他并没有走当时中国上层社会的孩子所成长的道路，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儒家圣贤书。十年苦读求取功名，做官升官发大财，光宗耀祖。由于受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深刻毒害，把商业活动视为“末业”，贱视甚至仇恨它而是从小接触东西方各色人等，受到来自东西方文化、中日文化的不同方面的影响。耳闻目睹了经商活动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以及对国家富足、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为受到东西方文化、中日文化深刻影响的船王之子，不可能选择传统中国士子的人生道路和理想追求，他的天职和使命就是成为郑氏家族船王的传承人，开创郑氏家族更为强大的海外航海贸易事业。
也许有人会讲，郑氏父子都曾经受到明、清两朝的招抚。郑芝龙先降明、后降清；郑成功至死不渝忠诚于南明朝廷，这不是殊途同归，还是对传统士人人生模式的认同吗？我认为从主观上看，这反映了郑氏父子儒家传统文化的情结，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试图化解和利用传统的政治资源，为其庞大的海上贸易活动寻找到合法的保护伞。郑芝龙的先降明、后降清这一心态最为明显。而郑成功至死不渝忠诚于南明朝廷，虽有“夷夏之辨”的族类意识，但他所认可的“夏”绝非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绝对皇权专制主义。而从客观环境来看，明清之际改朝换代，中央政府根本无力、无暇应对闽粤之地的新局面，只能以招抚的方式任用地方势族维持一方安定，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但在皇权官僚体制的视角里，这些地方势族肯定是不入正流的“异类”。这主客观条件的结合，使郑氏父子走过了海盗——海商——政府官员的人生轨迹。海盗生涯是郑芝龙早期起家杀人越货的非法商贸活动。而作为海商的郑氏父子，总是希望获得政府官员的政治资源和资格，垄断闽粤地区的海上国际贸易活动。庞大的国际贸易活动，不仅使郑氏父子取得了巨大的收益，而且给沿海人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把闽南泉漳地区建设成为繁荣的港市。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商业贸易所取得的巨额利润，郑氏父子训练一只精锐的军队，既保证了商船的安全航行，也为防御以荷兰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东南沿海的侵略提供了前提条件。
1644年满清贵族回师入关并定都北京。从此开始直到1661年收复台湾前夕的十多年间，郑成功积极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斗争。这一活动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但通过北伐和拥戴南明小朝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获得正统的政治资源，以庇护他庞大的国际贸易事业。在这国内山河破碎的年代里，郑成功除了以很大的精力抗击清朝的南进政策以外，俨然以在海外中国商人合法经商的保护神出现。在这一时期，荷兰与西班牙殖民者经常在海上抢劫中国商船，残害中国商人，破坏中国同日本及南洋各国的传统贸易关系。为了捍卫中国商人的正当利益与维护同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郑成功和荷兰、西班牙殖民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1652年开始，郑成功的商船驶往台湾，“红夷每多留难”，而就在此时发生了荷兰殖民当局镇压郭怀一起义，屠杀台湾人民的事件。郑成功问讯大为震怒，“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与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①。这个行动使东印度公司当局惊慌失措，叫喊“大大妨碍了公司在北方的商业活动”，台湾“陷于萧条”②，“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③。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遭到严重打击。接着，为打破荷兰人独霸远东海权与垄断贸易的局面，郑成功照会荷兰当局，他将派遣商船前往巴达维亚、暹罗、日本、东京、大员等地贸易，不许妨碍商业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蛮横无理，下令严禁中国船开往麻六甲、洛坑、彭享及许多其他地方贸易，还抢劫中国商船。中国商民向郑成功申诉。郑成功即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出警告，“本人将发布一道命令，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大小船只皆不准开往巴达维亚、大员及其附近地方交易任何货物”④。这道命令的意思是，要把对荷兰殖民者的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东印度公司大本营巴达维亚。同时，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屡次抢劫中国商船的暴行，向东印度公司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赔偿。
公元1656年闰五月初六日，郑成功发布命令，谴责台湾荷兰当局与菲律宾西班牙人狼狈为奸，不张贴和执行他所颁布“断绝与马尼拉贸易往来”的命令。郑成功说，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系一丘之貉，既丑恶又傲慢”，视中国“商民为要供人食之鱼肉。本藩闻知此情，心血翻腾，极为愤怒。”为此，他决定与台湾荷兰当局“断绝贸易往来，任何船只，甚至连片板皆不准赴大员。”以示惩戒。公元1571年西班牙殖民当局侵占吕宋，在菲律宾群岛进行殖民统治，迫害华侨和中国商民。期间曾两次屠杀华人四万五千余人。郑成功时，侨居菲律宾华人逾十万，中国商船开往菲律宾每年近百艘。菲律宾西班牙当局残酷压迫当地居民和华侨，抢劫中国商民财物。华侨和商民向郑成功申诉惨遭西班牙殖民者虐待的情况。郑成功谴责西班牙人的暴行，并下令断绝通商。在当时，有如此胆略者，东方惟有郑成功一人。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郑成功以其雄厚的海贸实力和超人的胆略与勇气，以他高度的爱国精神，勇敢面对当时实力最强大的海上霸王荷兰的挑战与压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中国人和东方各国人民赢得了荣誉与尊严。随着南明朝廷的衰亡，“虎狼之师”清军的迅速南进，特别是父亲郑芝龙惨遭清朝的杀害，这诸多因素迫使郑成功收复台湾，开辟事业新基础的决心。早在起兵抗清之前，父亲郑芝龙对他介绍台湾岛及其开发、经营情况，并特地嘱咐说：“倘不可为，台湾有如虬髯之安。”郑成功由此得知“台湾系我先王（郑芝龙）所有”，乃“吾故土”⑤。从此，他一刻不忘“驱荷夷”收复台湾这一神圣使命。在东方各国、特别是日本的帮助下，在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郑成功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统帅二万五千多将士，战船数百艘于1662年打败荷兰殖民当局，胜利收复台湾，使资本主义强国荷兰失去了远东海上重要基地，削弱海上霸王地位。
许多研究者大多从文化和政治的视角，评价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意义，认为这是亚洲和欧洲两者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一场国际性的正义战争，我们认为这些评价是确当的。但在此基础上更应该说收复台湾的胜利，是东方市民资产阶级战胜西方市民资产阶级的结果。因为郑成功所领导的这只军队，是靠海上商业资本所供养，收复台湾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海商集团和东方海商集团航海和贸易活动的安全。经商、特别是经营跨越国家界限的海商活动，实质上是反映和代表市民资产阶级这一新生产方式的活动，是对明清王朝统治的严重冲击，是要求对外开放贸易，反对海禁政策的斗争。郑成功从事海外贸易，反对海禁，就其自觉的目的是试图扭转国家衰势和追求诱人的海商贸易利润的努力，而在不自觉的层面上体现了中国新的市民阶层的滥觞和先声。正是这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养成和滋润了中国市民资产阶级这一新生产方式的根苗。这是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在整个东方传统自然经济的格局中也是格外醒目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力量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更表现了新生产方式的威力。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多年来，许多的学者、政治家高度评价郑成功的历史地位。人民膜拜他，景仰他，赞美他。但这种高度的评价和称颂，大多出于民族情感和文化政治的视角。其实，从宏观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郑成功受到包括日本、东南亚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人民的肯定，最主要的是他在传统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中接受和发展了一种新生产方式，暗示和导引着东方社会未来发展的前途。这可能就是历史前台的行动者郑成功本人，也没有自觉意识到历史意义。
根据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20世纪30-4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明清以来由于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酷，始终没有发育出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萌芽。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终结果来看，从明清以来江浙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看，“萌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把这一观点运用于对明清以来，闽粤之地以郑氏家族为代表的蔚为大观的海商集团的活动的评价，就和实际情况相差太远。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郑成功在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可能有人会讲，郑成功收复的宝岛台湾，最终不也归入严格皇权专制主义的清王朝的一统版图之中吗？一度兴旺的中国海上国际贸易，在更为严格的海禁令之下窒息停滞了吗？其实，这样的质疑，并不能抹杀在此之前，闽粤之地曾经存在过的兴旺发达的国际海洋贸易以及对中国、对东方社会和世界的深远影响。 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影响和束缚，长期以来我们漠视和回避郑成功历史活动的市民资产阶级属性，妨碍了对其历史地位的公正、科学地评价。今天，应该拨开迷雾，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单位：福建师大图书馆流通部] 注释：①③杨英《从征实录》。②C.E.S.《被忽视的福摩萨》。
④《郑成功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⑤陈伦炯《海国闻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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