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关于建设方工作人员签订分包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
关于建设方工作人员签订分包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
一、案件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建设方工作人员与第三人签订分包合同，判断该分包合同的效力是否及于建设方的主要依据为，该工作人员是否有权代表建设方并且是否以建设方的名义对外签订分包合同。
2005年9月22日，案外人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冶集团公司承接上述工程后交给一冶上海分公司施工。2005年10月30日，刘甲作为乙方签字，一冶集团公司作为甲方（由刘乙签字），双方订立《工程分包合同》，2008年2月2日，一冶上海分公司向五天实业公司发送《关于徐泾新厂房项目工程款支付的确认函》，载明：“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贵公司在徐泾新厂房项目施工过程中，代为支付给现场项目部的工程款17，500，000元，经贵公司、我公司及现场项目部代表刘乙三方核对，均无异议，该函上分别由五天实业公司和刘乙盖章、签字。刘乙在刘甲提供的《工程竣工结算汇总表》中确认：“所有项目以640万元（陆佰肆拾万元正）结算。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中心于2010年10月19日向刘甲提供材料，显示：五天实业公司新建厂房二期工程的工地负责单位为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工地企业联系人信息为刘乙。上海市青浦区建筑管理所网上载明“2006年第二季度全区建设工程项目不良行为通报”中载明“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一期、二期、三期的工程项目经理为刘乙”。2010年10月8日，刘甲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就支付工程余款1，430，000元及利息损失。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共同辩称：其与刘甲之间无合同关系，刘甲从刘乙处分包系争工程，而一冶上海分公司与刘乙已经结算清楚并全额付清款项，故不同意向刘甲承担付款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冶集团公司与刘甲之间是否存在分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系争工程由一冶集团公司承接，对外显示一冶集团公司为总包单位。一冶集团公司称系争工程项目经理并非刘乙，但未提供证据，而现有证据可以显示刘乙为工程的项目经理，工地企业负责人为一冶集团公司，而刘乙以一冶集团公司名义与刘甲签订合同，因此刘甲有权向一冶集团公司主张工程款。但在实际施工中，一冶上海分公司及一冶集团公司确认该工程由一冶集团公司交由一冶上海分公司施工，由于一冶上海分公司系一冶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而刘乙又向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承诺书中显示刘乙是以一冶上海分公司名义承接工程进行施工，因此可以确认工程实际为一冶上海分公司及一冶集团公司共同负责。刘甲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与法无悖，可予支持。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刘甲主张刘乙系代表一冶集团公司与其签订分包合同，而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系由刘乙分包给刘甲，故一冶集团公司与刘甲之间是否存在分包合同关系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依据上海市青浦区建筑管理所网上记载，包括系争工程在内的五天实业公司相关工程的项目经理为刘乙，虽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但作为行业管理网站，其发布的相关信息的准确性通常应得到认可，且一冶上海分公司曾在发送给五天实业公司的工程款支付确认函中记载刘乙的身份为项目部代表，故本院对刘甲关于刘乙系代表一冶集团公司与其签订分包合同的主张予以采纳，刘乙以一冶集团公司名义与刘甲签订的《工程分包合同》的效力应及于一冶集团公司。一冶上海分公司作为一冶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实际负责系争工程的施工管理并对外支付工程款，原审法院判决由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就工程余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因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刘甲付清全部工程款，亦未能明确已付款数额，故依据刘甲确认其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还应向刘甲支付工程余款1，43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
二、案件来源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0）青民三（民）初字第2242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831号
三、基本案情
2005年9月22日，案外人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天实业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一冶集团公司承包五天实业公司徐泾新建厂房车间一的土建及水电，工程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7，900，000元。同年9月25日，五天实业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一冶集团公司承接五天实业公司徐泾新厂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建设的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总计107，900，000元（包括前述合同金额）。一冶集团公司承接上述工程后交给一冶上海分公司施工。2005年10月30日，刘甲作为乙方签字，一冶集团公司作为甲方（由刘乙签字），双方订立《工程分包合同》，约定刘甲承接五天实业公司新园区水电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造价为5，897，554元，付款方式为保固期满一个月内，付清全部工程款，保固期为验收合格后12个月等。2008年1月9日，刘乙在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内部工程结算单》上签字确认，该表格上载明：“工程名称为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工程，总包单位为一冶上海分公司，承包单位为刘乙作业队，承包范围为土建及安装总体，对外结算金额为81，500，000元，提取固定管理费2，100，000元，内部结算金额（含税）为79，400，000元，财务部意见中写明扣除税费2，603，886元”。2008年2月2日，一冶上海分公司向五天实业公司发送《关于徐泾新厂房项目工程款支付的确认函》，载明：“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贵公司在徐泾新厂房项目施工过程中，代为支付给现场项目部的工程款17，500，000元，经贵公司、我公司及现场项目部代表刘乙三方核对，均无异议，基于以上事实，现对贵公司支付徐泾厂房项目工程款作如下确认：1、贵公司支付至我公司银行账户工程款51，000，000元，2、贵公司代为支付给现场项目部的工程款17，500，000元，以上两项合计68，500，000元经三方确认后即为截止2008年1月31日贵公司支付给我公司徐泾新厂房项目的工程款，三方财务据此入账”。该函上分别由五天实业公司和刘乙盖章、签字。 五天实业公司发包给一冶集团公司的上述工程分项最晚竣工验收时间为2008年11月28日。 2007年6月26日，刘乙在刘甲提供的'《工程竣工结算汇总表》（水电工程）中确认：“所有项目以640万元（陆佰肆拾万元正）结算，保修期一年从质检站竣工验收开始”。该汇总表上由刘甲的代表张仲青签字。2009年1月19日，刘甲申请工程款20万元，由刘继平作为经办人在用款申请单上签字。一冶上海分公司于2009年1月20日电汇昆山兴达扬机电工程有限公司20万元（该公司于2010年9月16日出具证明，表明其代刘甲收取工程款）。刘甲确认截止至原审起诉前，其共计收到工程款4，770，000元。 刘乙于2008年11月17日向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本人（刘乙施工队）承诺，本人以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名义于2005年3月25日承接了旭懋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工程、于2005年9月23日承接了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徐泾新厂房工程，并承包该两个工程，因这两个工程而产生的材料费、人工费等对外欠款都由本人（刘乙施工队）承担还款责任。……5月本人（刘乙施工队）又承包了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世天威K7—1总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现承诺尽快办理我（刘乙施工队）在世天威K7—1工程所做工程的结算，并对因我（刘乙施工队）在世天威K7—1工程中所欠的材料款和人工费等对外欠款承担全部还款责任。鉴于
以上债务将给贵司带来诉讼风险，我愿将我本人全部财产（含股权）抵押给贵司，对以上债务的偿还提供还款担保，并配合贵司办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包括我方相关人员的签字手续），如贵司因以上债务导致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诉讼费、律师费等诉讼相关的各项费用将由我全部承担”。 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中心于2010年10月19日向刘甲提供材料，显示：五天实业公司新建厂房二期工程的工地负责单位为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工地企业联系人信息为刘乙。上海市青浦区建筑管理所网上载明“2006年第二季度全区建设工程项目不良行为通报”中载明“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一期、二期、三期的工程项目经理为刘乙”。 一冶上海分公司于2004年10月19日工商注册成立，一冶上海第一分公司于2008年10月24日工商注册成立。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一冶集团公司曾用名。
2010年10月8日，刘甲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其所承建的涉案工程项目结算价经双方确认为6，400，000元。但对方只支付了工程款4，970，000元，余款至今未支付。故刘甲请求判令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就支付工程余款1，430，000元及利息损失（从2007年7月1日开始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倍的标准）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审理中，刘甲表示坚持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不要求刘乙承担付款义务。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共同辩称：其与刘甲之间无合同关系，刘甲从刘乙处分包系争工程，而一冶上海分公司与刘乙已经结算清楚并全额付清款项，故不同意向刘甲承担付款义务。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就承担连带责任一节无异议。
四、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系争工程由一冶集团公司承接，对外显示一冶集团公司为总包单位。一冶集团公司称系争工程项目经理并非刘乙，但未提供证据，而现有证据可以显示刘乙为工程的项目经理，工地企业负责人为一冶集团公司，而刘乙以一冶集团公司名义与刘甲签订合同，因此刘甲有权向一冶集团公司主张工程款。但在实际施工中，一冶上海分公司及一冶集团公司确认该工程由一冶集团公司交由一冶上海分公司施工，由于一冶上海分公司系一冶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而刘乙又向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承诺书中显示刘乙是以一冶上海分公司名义承接工程进行施工，因此可以确认工程实际为一冶上海分公司及一冶集团公司共同负责。刘甲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与法无悖，可予支持。
关于工程款的结算，刘乙为项目经理，又向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承诺书，且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表示第三人可确定工程款，因此刘乙可代表上述两公司确认工程款金额。刘乙与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间就工程款进行了结算，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总共支付的工程款不会超过该金额，实际施工人领取的款项也计算入刘乙应得的款项，因此刘乙多结算给刘甲工程款有违常理。因此，刘甲应得工程款为640万元。至于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与刘乙间的款项可另行处理。刘甲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支付143万元工程余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付款义务人逾期付款，理应承担利息损失。刘甲认为其承包的工程是在2007年6月30日完工的，因此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从次日起承担未付款之义务。因刘甲和刘乙就双方结算的工程款支付时间在分包合同中明确予以约定，因此刘甲要求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从2007年7月1日承担利息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系争工程最后竣工验收时间为2008年11月28日，结合分包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应自2009年12月29日开始承担利息损失。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甲工程款1，43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本金1，43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09年12月29日开始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止）。
二审法院认为，刘甲主张刘乙系代表一冶集团公司与其签订分包合同，而一冶上海分公司与一冶集团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系由刘乙分包给刘甲，故一冶集团公司与刘甲之间是否存在分包合同关系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依据上海市青浦区建筑管理所网上记载，包括系争工程在内的五天实业公司相关工程的项目经理为刘乙，虽一冶上海分公司、一冶集团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但作为行业管理网站，其发布的相关信息的准确性通常应得到认可，且一冶上海分公司曾在发送给五天实业公司的工程款支付确认函中记载刘乙的身份为项目部代表，故本院对刘甲关于刘乙系代表一冶集团公司与其签订分包合同的主张予以采纳，刘乙以一冶集团公司名义与刘甲签订的《工程分包合同》的效力应及于一冶集团公司。（）一冶上海分公司作为一冶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实际负责系争工程的施工管理并对外支付工程款，原审法院判决由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就工程余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就刘乙向一冶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因相关承诺只在刘乙与一冶上海分公司之间发生效力，并不能对外约束刘甲，故一冶上海分公司以此拒绝承担工程余款的支付义务没有依据。因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刘甲付清全部工程款，亦未能明确已付款数额，故依据刘甲确认其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一冶集团公司与一冶上海分公司还应向刘甲支付工程余款1，43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十三条 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第2篇：格式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格式合同，顾名思义，是指该合同一般都由格式条款组成，对于该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格式合同效力的标准的是什么？
1、违反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
“所谓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是指不依赖于当事人意志而必须无条件适用的法律规范，此类规范仅依法定事由的发生而适用，且内容不得以当事人意志改变或删除。”因此，如果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或者禁止性规定，无论是否基于自由意思而订立，都应该认定为无效。“以强行性规制技术调整格式合同条款，使格式合同失却效力，不仅表明了法律对某些格式条款的坚决态度，同时也昭示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干预。”
2、违反民法基本原则的格式条款无效。
“由于格式合同条款订入合同并没有双方当事人的协商，即使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相对人也无法提出异议，对此类合同条款，就应当依据民法基本原则，如
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原则、平等互利原则等作为判断依据。”
在各国立法与司法实务中，主要采取了三个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判断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依据，即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1)严禁权利滥用原则。所谓权利的滥用，系指权利人行使权利背离权利本旨或超越权利界限之违法行为。法律对此行为予以否认或限制其效力，即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58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这些规定在我国确立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2)、公序良俗原则，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是行使民事权利和从事民事行为的基本指导原则，对于合同中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各国法律均认为无效。我国《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实际上包括了公序良俗原则。所以，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如果违反公共秩序，应当认定为无效，从而不发生拘束合同相对人的效力。
(3)诚实信用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条也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有欺诈行为。”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在对格式合同条款的效力进行规范时，首先就应当考虑如何借规范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以维护合同当事人间利益之均衡，从而保障合同正义。在民法的基本原则中，可以维护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为优先目的者，当属诚实信用原则。
第3篇：格式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格式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格式合同，顾名思义，是指该合同一般都由格式条款组成，对于该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格式合同效力的标准的是什么？
1、违反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
“所谓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是指不依赖于当事人意志而必须无条件适用的法律规范，此类规范仅依法定事由的发生而适用，且内容不得以当事人意志改变或删除。”因此，如果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或者禁止性规定，无论是否基于自由意思而订立，都应该认定为无效。 “以强行性规制技术调整格式合同条款，使格式合同失却效力，不仅表明了法律对某些格式条款的坚决态度，同时也昭示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干预。”
2、违反民法基本原则的格式条款无效。
“由于格式合同条款订入合同并没有双方当事人的协商，即
第4篇：分公司签订的合同的效力
分公司签订的合同的效力？
案情介绍：
本案原告钱某，被告某酒业有限公司。原告与被告设在北京的分公司签订了一份经销协议，约定由原告向该分公司订购某品种酒，并取得该种酒的产品经销权。合同签订后，原告先后向该分公司交纳了市场秩序保证金和货款并提走相应货物及赠品。为开展业务，原告为该分公司垫付了进场费，但该笔费用一直未得到清偿。后原告经工商查询才发现在签约之前该分公司已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并在签约后不久完成了注销登记手续。因该分公司已注销，所以原告对被告提起诉讼，认为被告的分公司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诉请法院判决撤销上述经销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货款、保证金及原告现行垫付的进场费。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定被告的分公司是被告在某市唯一的分支机构，在该市办理了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负责公司产品在该市的销售
第5篇：分包采购合同签订注意事项
分包合同签订注意事项
1、主合同是否已经签订；如因某些原因出现未签署主合同，先签分包合同的情况，应在“未及时签订说明”里说明原因。
2、合同额是否超出公开招标额度；（劳务100万元，分包200万元，材料设备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或单台重要设备合同估算价在30万元），相应招标手续是否办理；
3、合同中以下条款是否齐全：
1）对应的主合同工程名称或能唯一确定对应的工程项目；
2）供方名称；
3）交货时间及交货地点（对于采购合同，以免发生运费扯皮现象）
4）合同范围或内容；
5）技术要求或技术参数要求；
6）工期；
7）质量；
8）付款方式；
9）结算；（按实结算）
10）
11）保修； 解决争议的方式：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根据所要签订的合同查一下以前已经签订的的合同范围及内容是否有重复；
5、甲乙双方名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