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佛教对韦应物隐逸思想的影响
佛教对韦应物隐逸思想的影响
韦应物隐逸思想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等有关，其中佛教对其隐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
韦应物是中唐前期重要诗人，以擅长山水田园诗著名，其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向来陶、韦并称或王、孟、韦、柳并称。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韦应物一生沉浮宦海三十多年，儒家济世思想在其人生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仕途的坎坷，命运的偃蹇又促成了其隐逸思想的发展。韦应物具有浓厚的隐逸思想，他生性淡泊，不慕名利，不汲汲于入世，常以隐居为乐。其隐逸思想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等有关，其中佛教对其隐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
韦应物是中唐大历、贞元中深受佛教影响的诗人之一。韦应物的崇佛习佛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朝纲混乱，政出多门，内有宦官弄权，外有强藩割据，统治者无心治国，党同伐异，亲佞远贤。士大夫阶层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一方面是要立足社会，实现自我，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独立人格，因此时常产生痛苦的心理。随着中唐佛教的发展，士大夫间普遍热心佛说，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归宿”。反映了在时代**的背景下，诗人逃禅的思想倾向。
韦应物接受佛教思想，向往隐逸还有许多自身的原因。韦应物曾有过宫中生活的特殊经历和逍遥自在的生活，“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温泉行》)，而安史乱后已与昔日判若霄壤，“可怜蹭蹬失**，仰天大叫无奈何”(《温泉行》)。今昔一瞬间，俨然从天堂跌入地狱，因此感到“往世如寄”(《酬郑户曹骊山感怀》)，“顽钝如锤命如纸”(《温泉行》“见话先朝如梦中”(《与村老对饮》)……战前乱后的巨大反差使他的心理很不平衡，这就需要在“精神上寻找一个支撑点，以便使虑有所定，神有所归，心有所寄，灵有所托，即获得心理的平衡”，而儒家思想一向注重治外，故注重探究心性、求得自性圆满和精神解脱的佛教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广德元年韦应物首次出仕，任洛阳丞，这时他积极性很高，克尽厥职，有着强烈的实现自我的社会意识。而当他因严格执法“扑抶军骑”而遭讼后，被迫去职，他在仕途上首次遭到沉重打击。从这一事件后，韦应物开始萌生退隐的念头。大历十年，韦应物再度出山。任京兆府功曹参军，摄高陵宰，历任鄠县、栎阳令等职，但不久又因官场黑暗不胜其烦而称疾辞归。仕途的坎坷，官场的险恶，加深了他思想深处固有的社会意识与追求自由人格不可调和矛盾。他此后闲居善福寺两年多时间，这是他与佛教关系最密切的时期。韦应物后又任滁州刺史和苏州刺史，皆被罢免。仕途的坎坷，济世理想的破灭，更加深了诗人归隐向佛之心。
在感情生活上，韦应物早年离家，失职流浪 ，长期宦游，抛家别子，极易产生孤独感，再加上中年丧妻，感情屡遭打击，更加感到孤苦寂寞。翻阅韦应物诗集，可以发现韦应物对诸弟、从子等韦氏晚辈的亲情思念比比皆是。韦应物的妻子大约于大历十二年去世，他们俩相敬如宾，感情甚笃，“提携属时屯，契阔忧患灾……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伤逝》)，而从韦应物的悼亡诗可以看出，他始终没有续娶，可见他对亡妻感情之深厚。妻子的去世使他十分痛苦，这种孤独和痛苦或许只有乞灵于宗教方得解脱。另外，韦应物可能患有某种经常困扰人的疾病。韦应物从在洛阳时起，就在诗中多次提到了他的`病情，“身多疾病思田里”(《寄李儋元锡》)，“秋斋独卧病”(《郡斋卧疾绝句》)。生理的病痛，精神的痛苦，再加上诗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贫病交加，更使他痛苦难耐。生、老、病、死四苦乃佛教极力解脱之事，韦应物倾心向佛，这也可算作一个原因。
社会影响也是一个原因。韦应物19岁遭遇“安史之乱”，47岁时又有“京师兵乱”(《寄诸弟》小序)，面对**悲惨的世界，他不禁为人生的残酷而震惊，为民生的痛苦而悲哀。诗人虽然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但面对遭受自然灾害打击，忍受苛政压迫，不堪重压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常常为他们的凄惨命运而悲哀，为不能解民于倒悬而痛苦，所有这些都使诗人思想受到震动，精神受到打击，形成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这就需要有一个精神的避难所。
而佛教正可以帮助人们解脱这些痛苦。《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金刚经》的要旨，就是要人们抛却苦恼，心无外物，不要执着。而禅宗则主张“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即主张人心应当像一面镜子，只是平静地反映外物，如风过竹而竹不留声一样，不要注入任何感情。韦应物为减轻痛苦常常参禅悟道，以求解脱：“悟澹将遣虑，学空庶遗境”(《夏日》)，“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虑”(《晓坐西斋》)。佛教给他提供了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并渗透到他的生活习惯、人生态度和诗歌创作等方面。
据统计，韦应物的诗作中涉及游览寺庙、留居寺院、与僧人交往酬答之作近七十首。他在罢任洛阳丞、栎阳令和苏州刺史之后，都选择了寺庙(分别是同德寺、善福寺、永定寺)作为自己的闲居之地。韦应物还广交佛教僧侣，其中有皎然、法朗等十多位精于禅理和诗学的高僧，这此均可看出佛家与其生活关系之密切。“朝与诗人赏，夜携禅客入”(《花经》)，“初夏息众缘，双林对禅客”(《李博士弟以余罢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陆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诗见问中云宋生昔登览末去那能顾蓬芘直寄鄙怀聊以为答》);“释子来问讯，诗人亦扣关”(《移疾会诗客元生与释子法朗因贻诸祠曹》)等诗句均反映出韦应物与禅师过往的密切。在生活习惯上，韦应物有斋戒淡食、焚香坐禅之习，“道场斋戒今初服，人事荤膻已觉非”(《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欣喜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虽居世网常清争，夜对高僧无一言”(《县内闲居赠温公》)。据李肇《国史补》载：“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亦可见一斑。
韦应物对佛教的笃信形成了其淡泊闲适的心境和纵情山水的情趣。在盛中唐流行的北宗禅法主张通过“凝心入静”的观照冥想，从而进入摆脱杂虑消除烦恼的最高境界——寂然界，故盛中唐近禅的诗人大都喜好清净之境。这种避世主义哲学，为崇尚者提供了一种心灵解脱的方式。“禅宗所提倡的这种超尘脱俗的哲学和清静淡泊的审美趣味越来越多地为盛中唐习禅的诗人所接受，而韦应物具有的淡泊的道心亦与禅师所谓的道人之心意趣相同。”韦应物亦爱山水，他自称“所爱唯山水，到此即淹留”(《游西山》)，“唯闻山鸟啼，爱此林下宿(《行宽禅师院》)。可以说，韦应物对山水的兴趣是与接受禅宗思想有关的。
第2篇：佛教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佛教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原想这个题目的范围蛮大的不好写，加上自己对佛教的了解也不是很多，但想想就算是自己对自己所认知的佛教以及个人的一些看法的一次总结吧！
我个人对佛教的最初认识可能要属孩童时看的电视剧《西游记》了，在里面几乎所有的佛教 “名人”都在了，那时候只觉得那些菩萨不仅神通广大而且威严无比，尤其是那如来。但随着慢慢长大对佛教的了解也多了起来，而且发现周围很多人都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有时就把他们看做佛教教徒了。那时候只觉得那些看似佛教教徒的人比其他的人和善而且常常很开心很满足的样子，这些都促使了我的好奇心。随着中学时代的《中国历史》对佛教的不断加深了解，我对佛教才有了那么一个大体了解。
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它的始创者，并非佛教徒幻想中假定的人物，更非一般人所想像的虚无飘渺的鬼神，而是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有历史考证的伟大圣哲－－释迦牟尼佛。关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代，中学的《中国历史》是有确确说法的，但民间确有各种不同的异说。据一般传说，而又为学佛者所公认的，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据史称：‘永明七年，明帝夜梦金人，飞入殿庭，且以问于群臣，太史傅毅对以：“西方有神名曰佛，陆下所梦，得无是乎。”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 1
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求之。十年，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帝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马寺，是为此土有沙门之始，亦为此土有寺院之始。’
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向既深且巨。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贸。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不仅是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都深受远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文人的影响上。自佛教传入中国，文人与佛教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汉魏六朝，一直到清末，与佛教结缘的大诗人、大作家就达几十人，这些人都对中国文学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们中包括曹植、陶渊明、王羲之、谢灵运、柳宗元、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东坡、唐伯虎等。现代作家中与佛教结缘的就达百多位。他们包 2
括鲁迅、老舍、曹禺、冰心、郭沫若、矛盾、沈从文、徐志摩、朱自清、林语堂、金庸、林清玄等。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佛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他们或涉足佛教，如：王维、李叔同，或结交名僧，如：苏轼与佛印，这些大诗人、大作家因与佛教结缘，为中国文坛留下了许多佳话。
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促进了中国文学观的多样化，更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思想。佛教传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今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就连孔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传入之后，给中国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因果、五道（天、人、畜生、饿鬼和地狱）轮回以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思想。这些思想一下子把这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打开了。从而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心性观以及关于境界、形神、空与无常、象和外象等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学思想。被列为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的>,就是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一部巨著。它透过家庭的兴亡盛衰，表现人生若梦、世事无常，字里行间，佛家思想流露无遗。没有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丰富与影响，这样的伟大作品是不会出现的。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可分四点：
（1）宏伟的建筑：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 3
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逼真的雕刻：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敦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肖妙的画像：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敦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生活中我是很少接触和听说所谓的和尚啊、高僧啊、大师啊。只有在书本上才有所了解，记得第一次了解的一位叫做星云大师的高僧，是高中时代，还是在《读者》的一篇文摘里。文章里星 5
云大师所说的都是一些处世的堪称精辟的语论，那时候读来深感欣慰也因此对这位大师印象深刻，也时常留意着。
记得一次大学课上，老师也介绍了一下佛教，并且也总结了一下，他说：无论是哪个高僧或是哪位大师都有其一片属于自己的佛教天地，但始终都不会脱离戒、定、慧这三字箴言。虽然当时听得有点糊涂，但我相信会有明白的时候。
现代的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之道，但养生之道主要在心境，而佛家在心境造诣恐怕要胜于儒家、道家了。从当下中小学教材改版中可以明显看出里面加上了不少的佛家经典和隐喻故事，这说明当今社会是需要佛家里的一些禅语来辅助的，不能一味的只顾搞经济而忽视人的精神修养，应该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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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韦应物诗中的佛教思想
韦应物诗中的佛教思想
引导语：韦应物是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后人每以“王、孟、韦、柳”并称。在他的山水田园诗中，有一类是描写游赏佛寺的。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韦应物诗中的佛教思想。
韦应物(737—792)是唐代著名诗人。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韦应物自幼聪慧绝伦，早年豪纵不羁，横行乡里，被乡人所怨。15岁起以三卫郎为唐玄宗近侍，自由出入宫闱，扈从游幸。安史之乱起，玄宗奔蜀，流落失职，始立志读书，少食寡欲，常“焚香扫地而坐”。唐代宗广德至唐德宗贞元年间，韦应物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比部员外郎、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贞元七年(791)退职，闲居苏州永定寺。世称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韦应物于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初卒于苏州。后运回长安，十一月归葬少陵原祖茔。
韦应物是山水田园诗派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