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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主题研究述评(2008-11-03 19:34:42)1925年10月，鲁迅先生创作了他一生唯一的爱情题材的小说《伤逝》。《伤逝》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涓生的手记”反映了他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涓生如泣如诉地追悔使作品笼罩着一层暧昧不清的悲剧气氛，因而围绕着它的主题，人们长期以来纷争不休。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里提出，《伤逝》借夫妻之情隐射兄弟之谊，是鲁迅对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后的追悔。也有人以为，《伤逝》所反映的是个性主义与社会时代相脱节，个人奋斗者必将失败的悲剧命运。更多的人将《伤逝》与杂文《娜拉出走以后》结合，认为它反映的是妇女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首先必须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但这些说法都难以为人所普遍采信。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沈雁冰还毫不讳言地说“《伤逝》的意义，我不大看得明白”。因此，关于《伤逝》主题的研究，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1997年何云贵将新时期以来的《伤逝》研究作了一次综述。今天，我就世纪末以来的《伤逝》主题研究作一综合的评述。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一批年轻的学者如李之鼎、李怡、周玉宁等人站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深入思考中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艰难的探索过程与一代“启蒙者”隐晦的人生体验，用不同的方法对《伤势》的主题作了重新的分析与评判，相比之下，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研究《伤逝》的文章虽然还不少，但除去个别文章外，成就并不是很突出。王萍涛、刘家思认为《伤逝》是告别旧式婚姻，追求幸福爱情的宣言，反映了鲁迅先生这一隐含的作者在进行人生选择时矛盾复杂的心理，显示了作者跨越旧我的艰难心路历程，折射了当时青年男女的时代思想情绪，批判了封建文化对人的损害和黑暗社会对人的压迫（《与旧式婚姻告别的宣言》，《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这篇文章与前一阶段的思想观念比较接近，由文本出发，但批评的矛头由涓生也指向了鲁迅先生。
刘茂田认为《伤逝》的爱情悲剧根源于子君陷于停顿而涓生却不断向前的人生追求，《伤逝》意在挖掘人生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永恒命题，反映了涓生对人生意义的理性思辩（《人生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刘茂田的文章肯定了涓生“人生的第一要着：便是生存”的合理性，然而他在文章中却认同了涓生、隐含的作者（鲁迅先生）在叙述时不自觉地体现出来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使文章呈现出男性居高临下地言说姿态，这种评论观点又回到了八十年代前学术界的看法，而新时期以来属于当代人独特的理解似乎比较少。
沈阳师范大学的齐剑英的论文其实是对《伤逝》主题不同观点所作的一次总结。她的评论文笔优美，娓娓道来，分析中不时可见一些抒情化的表达，这是其文章的一个显著特色。她认为，《伤逝》体现了“五四”高潮过去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个性解放问题上的深入思考，它的主题是多方面的，其一：爱情婚姻自由、个性解放不能离开社会解放而独立存在；其二：它指出个性解放必须以整个社会解放为前提，批判了涓生式的个性解放的自私、冷酷与局限；其三：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光明前途（＜《伤逝》主题浅谈＞，《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2001年《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刊登了贾振勇对《伤逝》主题的一次再诠释：《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化》。他认为《伤逝》是以寓言的形式展示了以“娜拉出走”为代表的现代性价值理念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两难处境及其实现的虚妄性，批判了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也揭露出了鼓动女性出走的现代价值体系中潜在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意识。贾振勇的评论是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一篇，他从《伤逝》的研究历史追溯，由早期茅盾、张文焯的分析到新时期李怡、周玉宁的评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是近年来研究《伤逝》的力作。
2001年《鲁迅研究月刊》第11期又刊载了谢菊的＜《伤逝》解读＞，谢菊认为《伤逝》所表达的感情与兄弟失和事件有关系，是以虚构出来的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悲剧来表现作者对兄弟恩情断绝后内心真实的、难以言说的隐痛，这是事隔几十年之后对周作人由“男女之爱”反映“兄弟之情”言论的第一次回应，这种观点在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附和者有之，反对者更多。赣南师范学院的谢世洋副教授的反映尤其强烈，他通过详实的史料，从三个不同的方面一一驳斥了这种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伤势》是对“五四”时期沉湎爱情、躲避社会斗争的青年群体的典型刻画，是鲁迅先生对知识分子“国民性”的反思、喟叹与批判（《是“兄弟情”之哀还是“国民性”之叹？》，《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3月第2期）。
陈世球认为《伤逝》借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宣告了个性解放的破产，暗示了社会的根本改革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道路，对束缚和压制妇女解放的整个社会制度作了否定。他将妇女解放的问题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紧密联系起来了。（《从对精神反叛的宣传到对个性解放的批判》，《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03年第4卷第1期）
陕西师范大学的硕士生赵艳则认为鲁迅先生在创造《伤势》时的心理非常复杂，有他一生悲剧意识的投射，苦闷彷徨的情感特征为创作动机，也有与许广平情爱心理的凝聚。主题也是多元的：既有现代社会对人类“存在”的深沉焦虑，也有对人生的宗教性体验，但主要表现的是觉醒者在物质和情感的需要中如何被封建文化所异化的过程（《独特人格，独特文体》，《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年2月第1期）。借用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深层心理分析对鲁迅写作《伤逝》时的创作心理进行评析是其主要的特征。
陈开玖认为鲁迅深邃的目光透过了生活的表象，看到了两性生活不无残酷的本质：子君的依附意识和涓生的过客意识体现出了人类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这正如李长之在评介《伤逝》时所说的“女性在理智上，意志上的脆弱，恐怕如男性在情感上的单薄，不能专一一般，是一种永远的缺陷”。同时《伤逝》的主题也反映了社会的局限性：当时的社会还未能为个人(尤其女性)的独立自由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大半就为着这阿随》，《语文月刊》2004年第1期）。
东莞理工学院的郑阿平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的成就也是比较突出的。她认为鲁迅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女性自身的生存状况和觉醒的局限对于她们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的影响，她敏锐地洞察到，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伤逝》通过“五四”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探索了深广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尤其是新觉醒的女性的悲剧命运，表现出忧愤深广的时代忧患（＜《伤逝》和《沉沦》的爱情主题比较＞，《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1月）。
吴钰则认为，《伤逝》中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不能都归结到涓生的自私与虚伪，鲁迅洞察到以子君为代表的觉醒的新女性身上封建思想的残余，最终酿成了“个性解放”背景下自由恋爱的悲剧，所以，女性解放的道路还很漫长。《伤逝》体现了他对“妇女解放”现状的悲观（《论子君兼及鲁迅的女性解放观》，《河南师大学报》，2004年第5期）。吴钰的观点与刘茂田相接近，是当代男性知识分子为自身潜意识行为所作的一种辩护，但却在有意无意中忽视着子君这些女性被涓生刻意抹杀掉的声音。
综合这一时期的研究论文，我们不难看出，与前一阶段振聋发聩的犀利批驳以及由表及里的深刻反思不同，这一时期对《伤逝》主题进行研究的人员并不是很多，成就也不显著，然而，区别于前者在宏阔视眼下的整体把握，这一时期的研究更趋向于对文本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思考，学术态度也要平和中正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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