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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史中的日本国名辩
初一历史备课组 马强
中国和日本有着两千多年的交流历史。中日两国都有着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传说毕竟是传说，不可与正史混为一谈，但是这一传说所反映的古代中国人东渡日本的史实是不应该忽视的。在秦汉甚至更早，就有中国人从大陆或是朝鲜半岛利用日本海之左旋回流东渡到日本，或是从吴越地区利用北上之暖流直航日本。而日本人来到中国的记述最早可信的是《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中也有日本遣使来中国的记载，并有1784年日本福冈县以为农民在修整田地时偶然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为证，其后有关日本的记载屡见与史册。
那么在各个时期编著的史书中对于日本的称呼都是什么？他们的来历和意义又是什么？关于此，已经有不少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今年来更是出现了一些比较奇特的见解。本文试图从我国正史的记载出发，梳理一下前辈学者的观点，并希望得到一些新的看法。
一、“倭”
从《汉书·地理志》开始，我国正史中一直用“倭”来称呼日本。直到《旧唐书·东夷传》，才出现“日本”这一国名。不过在《汉书·地理志》之前，在最晚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就有“倭”的描述：“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虽然《山海经》是一部近乎神话的著作，但是根据这一句话和其下一句“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的说法，《山海经·海内北经》中的“倭”从地理位置上看，也与日本相近。
中国古代为什么称呼日本为“倭”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与邪马台国有关。其理由是在现代日本语中“邪马台”念做“やまたい”（Yamatai）而“倭”和“大和”都念做“やまと”（Yamato），两者发音非常之接近。甚至有人就此认为邪马台国、大和国、和“倭”就是同一回事。因此中国古代对外族的称呼多用译音，所以这种看法看似颇有道理。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中国正史中所记载的“邪马台国”和“倭”绝不是一回事。其一，所指不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余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由此可见，“邪马台国”并不等同于“倭”，而只是“倭”的众多小国中较为强盛的一个。并且，在“倭”的众多国家中较为强盛的并不只“邪马台”一个。比如同是《后汉书·东夷传》中又有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之以印绶。”这里面提到的“倭”另有一个较为强盛的“奴国”，甚至派使者来到东汉，并获赐印绶于汉武帝，此事已被1784年日本福冈县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所确证。又如《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 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这里又有一个名“狗奴国”的强国。由此，即便“邪马台国”是“倭”的众多国家中的强国，中国王朝也绝不会有以“邪马台”代指整个“倭”的道理。其二，年代上并不一致。“邪马台国”出现于日本弥生时代的中后期，大约相当于公元1、2世纪（后汉即东汉中期）之际，而“倭”的说法则要较此早上很多。
其次，“倭”和“大和”在古代日本原本并不念做“Yamato”。有人认为，在日本语中“倭”读为“Yamato”始于日本现存最早的古史《古事记》（公元712年）和《日本书记》（公元720年），前书为太安万侣所著，后书由舍人亲王为总裁主编，但太安万侣显然是参与其中的一个主要编撰者，两书的成书年代都比我国最在记载日本“邪马台”王国和“卑弥呼”女王的《三国志》晚了400余年。太安万侣误以为《三国志》所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就是日本传说中的“神功皇后”，但“神功皇后”与“卑弥呼”的年代不符，于是将神功皇后以及她以下诸皇的年代拉长，以合“卑弥呼”的生活年代；《三国志》说邪马台王国“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这或许就是太安万侣任意拉长的依据。日本古代纪年与中国史籍相符始于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小野妹子遣隋一事，此前32代（神武天皇至崇峻天皇）纯属口头传说，那是既无文字，又无历法，怎么可能有精确的纪年呢？所以，日本国内研究日本古史的学者，关于崇峻天皇以前的历史，宁肯相信中国正史的记载，也不轻易引用日本古史中的那些传说。既然太安万侣误以为神功皇后就是卑弥呼，而卑弥呼的都城是邪马台，于是神功皇后的都城也变成邪马台了。这样，日本平安朝奠都以前历代天皇所居的畿内即“大和”地方，只好与九州岛的邪马台合二为一了。而中国原来称“倭”，日本素来名“大和”的这两个词，在发音上非读“Yamato”不可了。
其三，如果当时的“邪马台”就是“倭”的话，那么后者与音译法则则是矛盾的。按以单音节的汉字表示多音节的外族语词，绝不可能是以一个字来表示。即是说如果在邪马台国存在的东汉魏晋时期，中国王朝称呼日本为“Yamato”的话，那么就绝不会仅仅只使用一个“倭”字来表示。目前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在以《诗经》为代表的汉语上古音中“倭”字的发音是三音节的，也未见有确凿的材料证明其时有单个汉字是多音节的。
“倭”字早已有之，如《诗经·小雅·四牧》云：“四牧騑騑，周道倭迟。”《说文》解释“倭”；“顺貌，从人，委声。”有人说，“倭”字从人又从禾、从女，盖由倭人素以稻米为主食，女多男少而来。这种解释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纯属附会。一些学者认为，古之称日本为“倭”，可能与“匈奴”、“鲜卑”一样，只是一种音译，因为日本民族称“和”，“和”为“倭”的谐音字。这种说法，似乎比较有道理。
二“日本”
至唐代，中国始称“倭”为“日本”。在《旧唐书·东夷传》中，“倭”与“日本”分别并叙，《新唐书·东夷传》则单叙日本，不再有“倭”的名目，并对改“倭”为“日本”做了如下说明：“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为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新唐书》为宋欧阳修、宋祁所做，以上说法当有依据。从这段话看，“倭”改国名为“日本”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后。然而，为什么要改国名，以及取名“日本”的缘由，其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为什么要改“倭”为“日本”呢？根据前引《新唐书》之说法是倭国派到中国的使者略懂“夏音”（汉语）之后，发现“倭”字的含义不好，此后就改成“日本”了。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原本只是“和”的音译，本身并无贬义，所以，以其“恶倭名”的说法难以置信。
再是说倭人改国名为“日本”，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有人认为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因为认为日本“近日”只是中国人的观念-----日本在中国东方遥远的海上，从视觉上感受，似乎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也说“日出于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身居日本列岛的人，并不见太阳从本土升起。因此，“说日本是‘日之所本’这种观念只能产生于中国，后来日本人这样说，也显然是受了中国观念的影响。”我同意“日之所本”的观念最初产生于中国，或者是大陆而非日本列岛的说法，但是古代日本人由此观念“是受中国之影响”并不等于是否认了日本民族自己改“倭”为日本的可能。关于此，我将在下文与“扶桑”一并论述。
还有一种说法是倭国附近原来有一个小国叫“日本”，为“倭”所吞并，后来倭国遣唐使者便对中国人冒用“日本”这个名称了。这一说法当时就很怀疑，更不足为据了。
不过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倒是提供了一条罕为人知的证据，或许有助于解开“日本”国名来源之谜：“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原来，倭国是遵照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意见才改国名为日本的。张守节系玄宗时人，离武后统治时期不远，他的说法当有所据。如果此说确定无误，以上种种疑惑也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颇为可疑的。在隋朝以前，日本列岛上的国家就接受过中国王朝的册封，如五世纪时“倭”之五王接受中国南朝的官位等。但是从隋唐开始，日本就一直试图以对等的地位与中国王朝交往。比较著名的例证有《隋书·倭国传》中有关日本第一、第二次遣隋使的记载以及《日本书记》中关于的第三次遣隋使的记载。
《隋书·倭国传》有关日本第一次遣隋使的记载是：“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狐，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地，天未明时出所政，跏跌坐，日出便停理务，云为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据当时日本的使者所说，日本国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二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则有皇帝为天之子的观念。日本国王“以天为兄”，在中国王朝的君臣们开来，自然是有僭越之嫌的，故隋文帝斥其“太无义理”。而日本使者既然敢说出“以天为兄，以日为弟”，自然是当时日本努力改变自己在对中国交往中的从属地位的表现。
《隋书·倭国传》中关于日本第二次遣隋使的记载提到当时日本致中国的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末处天子无恙”云云，隋炀帝看了很不高兴。《日本书记》中所记载的第三次遣隋使的国书则是用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格式。先是将中国皇帝与本国国君并成为“天子”，后来则是稍微隐晦地采用了“天皇”的尊号与中国”皇帝“的称号并列。
总的说来，比起前代，从隋唐开始，日本在对中国交往的时候采取的姿态是比较高的，并且一直在努力朝着更为对等的地位发展。因此，以为武则天的一句话，日本就改其国号“倭”为“日本”的说法似乎不可轻易相信。
三、“扶桑”
“扶桑”作为一个国名出现在中国正史中是《梁书·竺夷传》中的记载“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有道人称自彼至此，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普通”是梁武帝的第二个年号，据此则在梁武帝之前当未有过将日本称之为“扶桑”的先例。并且，将日本称为“扶桑”并非始于中国，而是始于日本自己。
有人认为此“扶桑”即是《山海经·海外东经》所载之“扶桑”，并且都来源于日本的富士山。其理由是“富士山”在日本语中念作“Fujisan”，与“扶桑”的发音相近。然而这种说法有可疑之处。“富士山”念作“Fujisan”当是音读，然而汉字的读法传入日本显然不可能早于《山海经》成书的战国时代以前。另外，现代日语中“富士山”的发音与现代汉语中“扶桑”的发音相近，并不能说明在上古音系中两者的发音也相近。中国上古时代就有太阳崇拜，在新时期时代中晚期的陶器上就出现很多太阳纹图案，显示着当时的人们普遍存在着太阳神崇拜观念，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史上曾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山海经》中有关“扶桑”的记述也可以看做是这种太阳崇拜的表现，而之所以叫做“扶桑”很有可能只是古人所杜撰。
日本在古代也有着浓厚的太阳崇拜情结。这种崇拜的狂热甚至逾于中国，其神话系统中地位最高的天神“天照御大神”即是太阳神。不过在日本的神话系统中“天照御大神”并非第一代神，其取代第一代神地位的变化说明日本古代的太阳崇拜当是受到外来影响的，准确说，当是受到中国之影响的。因此，“扶桑”之概念反而极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日本之“富士山”反而极有可能得名于中国《山海经》中的“扶桑”。
日本的太阳崇拜观念有了较大的发展之后，日本先民认为自己的国家是“近日之所处”（至少与中国、朝鲜等亚洲大陆国家相比），于是据《山海经》为代表的中国上古神话，将自己的国家称为“扶桑”，并根据中国上古神话中东海有太阳神“帝俊”后裔的说法，附会产生出天皇是神之后裔的神话传说。
无论是梁武帝时自称来自“扶桑”的道人还是后来改国号“倭”为“日本”，其实都反映了这种太阳崇拜观念，并且隐隐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在其中。
从“倭”到“扶桑”到“日本”，中国正史中所记载的日本国名的变化，既反映了中国在古代中日交流史上的作用，也表明了日本在古代中日交流活动中所做的努力。
参考书目：
1、王辑武：《中国日本交通史》，1-19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2、金健人：《日本稻作民源于中国吴越地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五期，138-141,150页
3、《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
4、关于此：在《宋书》、《南齐书》、《梁书》中均有记载。
5、李启良：《玄鸟生商与太阳崇拜》，《东南文化》，1995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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