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华投资变化原因分析_韩国对华投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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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以来, 韩国企业在华的直接投资出现了一系列变

化, 种种情况显示,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战略在发生重大转变, 其 转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战略转变的表现

(一)对华投资热情高涨,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自2002 年以来, 韩国对华投资逐渐消除了金融危机的负

面影响, 形成了增长高峰: 2002、2003、2004 连续三年, 中国成 为韩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对象国;2004 年1~10 月, 韩国对华直 接投资达到58.67 亿美元, 位于香港、维尔京群岛之后, 超过日 本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三大国(地区)。由表1 可以看出, 我 国是韩国主要的投资对象国。韩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占其海 外总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5%左右。特别是2002 年以来, 中 国成为韩企对外投资的首选目标, 对华投资所占比重迅速上 升。

(二)大型企业成为投资的主力军, 投资项目趋于大型化 2002 年以前,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比较低(见表

3)。这主要是因为中小型韩企对华投资比较多, 而且主要集中 在纺织服装、玩具、鞋类、皮革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2002 年以来, 韩国大企业对华投资迅速增加, 纷纷加快了向中国转 移的步伐: 2003 年5 月, SK 化学同大连通达环境公司签订了投 资1.5 亿美元的合同;2004 年4 月, 由韩国三荣化学株式会社 投资7000 万美元兴建的大连三荣化学有限公司在大连开发区 竣工投产;2004 年9 月, 与韩国独资企业喜星电子(南京)有限 公司进行了项目签字, 决定增资扩大规模, 增资后该公司的投 资总额将达9 900 万美元⋯⋯ 这些无疑都是大型韩企进一步 向中国靠拢的信号。所以, 从2002 年起,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平 均规模大幅增长, 2004 年上升为240 万美元。

(三)投资动机发生重大转变,“市场导向型”投资逐渐形成 对华投资初期, 韩国企业主要把中国作为组装加工基地进

行投资, 主要目的是利用低廉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 是“成本 导向型”投资。但到了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 随着中国对外 资企业外销规制的变化和配套生产能力的提高, 韩企的投资动 机也发生变化。韩国对华投资在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同时, 也是 为了开辟市场。因此, 韩国的对华投资动机已经由传统的“成本 导向型”转变为“成本与市场并重型”。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和 2008 奥运会的即将召开, 为开拓巨大的中国潜在市场, 并且以 最快的速度满足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导向型”投资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大。韩国贸易协会、大韩工商会议所和韩国全经联 自90 年初以来, 对韩国企业所做的一系列问卷调查研究结果 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四)对华技术转移战略开始发生转变

对华投资初期, 韩国企业大多采取“技术研发在韩国, 产品 生产在中国”的投资方式。韩国企业在中国当地进行技术研发 方面, 不仅不能与欧美企业相比, 与日本企业也有相当大的差

距。根据科技部的统计, 截至2002 年8 月底, 跨国公司在华设 立的R&D 机构已达82 家, 这82 家研发机构中, 总部在韩国的 只有3 家。另外, 据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统

计, 截止到2003 年3 月, 韩国企业在华拥有的专利件数(包括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为24 003 件, 排在日本(125 976 件)、美国(86 896 件)、德国(31 482 件)之后, 位列第四;在专 利的申请方面, 韩国也排在上述三个国家之后。这都表明, 韩国 在我国从事研发活动较少, 对华技术转移程度较低。

但近两年这种状况有所改观。面对中国入世后日益放开的市场和2008 奥运所带来的巨大商机, 韩国企业一改以前只是 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的做法, 开始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造就了 一批高水准的“生产基地”。

例如, 继2003 年底苏州设立半导体研发中心、2004 年3

月于杭州开设LSI 研发中心、5 月于上海设立专管出口性家电 与手机设计的设计中心之后, 三星在中国南京建设的软件研究 所也将于2005 年年底前运营。另外, 还计划在中国设立专门研 究RF 领域的综合性的研究开发中心。①2003 年3 月, LG 电子 公司表示作为致力于将中国发展成为它的第二大数字电视研

发基地的努力的一部分, 它将推进它的中国工厂的研发功能。“在中国赢得竞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在该地区的研发功能。” LG 公司的一位官员称。

(五)整合在华业务, 提升一体化程度

以往韩国对华投资缺乏长期战略性, 把中国视为其生产基

地或其国内市场的延伸, 结果导致了投资规模偏小, 投资项目 技术含量低, 缺乏竞争力, 当地化进程缓慢。但2002 年以来, 韩 国公司纷纷对其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设立控股公司、投资公司 以及地区总部, 投资的一体化程度大为加强。

2002 年7 月, 韩国LG 集团宣布, 正式把“大本营”扎进中

国。预计投资高达4 亿美元的“北京LG 双塔大厦”, 正式在北 京最繁华的商务中心地带———建国门外大街CBD 商圈内动

工。大厦建成后, 将成为总揽LG 中国业务的总部, 统帅以LG 电子为首、包括LG 化学、LG 生活健康、LG 商社、LG 产电等12 个集团下属系列公司在内的庞大LG 军团;2004 年10 月, 现代 汽车集团成立了中国控股公司。该公司将受让目前该集团关联 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10 多个法人公司的股份, 从而全面管理、协调现代汽车、起亚汽车、现代MOBIS、INISTEEL、现代HISCO 等关联公司的中国业务;三星集团把中国定位成一个全球的经 营基地, 也正筹划着进一步的战略转变, 即将以制造为中心的 投资转为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的全方位投资。

韩国企业在华的上述重组活动一方面有利于优化其在中

国市场上的资源配置, 加深对中国市场竞争的参与, 提高本土 化程度;另一方面, 通过业务整合, 拉紧了在华投资企业与其总 公司和其它海外机构的联系, 为其加快向中国转移制造业, 进 而在中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战略转变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韩国企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劳资纠纷不断导致企业 纷纷转移到中国

近年韩国大型罢工件数不断上升, 1995 年~1997 年平均每 年84 次, 2000 年250 次, 2001 年322 次, 2003 年更是工潮不 断, 频繁的罢工给韩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据韩国产业资源部调查显示, 2002 年韩国共发生322 起

劳资纠纷, 其中132 起发生在制造业企业, , 这些制造业企业因 此在销售额方面遭受共1 兆7 177 亿韩元的损失, 出口也减少 了6 亿多美元。从1998 年开始, 制造业每年因劳资纠纷遭受的 销售损失连续5 年超过1 兆6 000 亿韩元, 对企业和国民经济 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罢工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是韩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

工人的工资直线上升。韩国产业资源部和韩国生产率总部于 2003 年6 月19 日发表的“各季度劳动生产率统计”报告表明, 从1999 年开始到2002 年为止, 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平 均增幅仅为5.5%, 但按小时计算的工资水平却上涨了10.4%, 几乎为生产率增幅的两倍。这导致韩国制造业企业的工资成本 增加, 竞争力下降。

面对日益严重的劳资纠纷和急剧走高的生产成本, 越来越

多的韩国企业打算将生产从韩国转移出去, 而经济高速增长的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同时生产要素成本低廉, 对韩国企 业极具吸引力。据2003 年7 月15 日发表的韩国贸易协会贸易 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表明, 在其246 个出口加工企业调查对象 中, 74%的工厂拟将生产线移到海外, 或计划将整个工厂撤出 韩国。调查显示, 拟向海外迁移的三分之二厂家将中国作为选 择对象。

(二)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断趋向多样化和系统化, 成 为我国吸引韩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因素

韩国在华投资企业均以制造业为主,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课题组2002 年中日韩三国投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②韩国在 华投资企业和其母公司均以制造业为主, 比重高达78.6%。在 制造业中, 韩资企业多从事电气机械和电子通讯设备、纺织服 装和皮革制品的生产, 约占总数的32.79%和24.59%。从工艺流 程看, 电气机械和电子通讯设备是融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 动密集于一体的多工序、多零部件行业, 容易在空间上对多工 序进行分解、组合, 韩国利用这一特点, 可以根据东道国的比较 优势和要素禀赋, 通过直接投资把产品生产的部分工序转移到 海外生产。所以东道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形成吸引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随着利用外资不断

趋向多样化和系统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 从土地和工厂中 解放出数量惊人的劳动力, 形成既定工资水平下劳动力无限供 给状态。虽然从直接成本的角度看, 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是

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 但如果缺乏自身制造业产业基础的支 持, 这种优势很容易转移。由于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高度重视 制造业产业的基础建设, 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成为工业化进程的 主导力量, 积累了庞大的制造业基础。对教育高度重视的传统, 使得我国的教育科技资源丰富, 通过积极吸引外资, 学习了国 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我国制造业的综合素质在短 期内得到极大的提升, 这种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累积, 成为我国 吸引韩国制造业来华投资的强大诱因。

(三)中国入世后法律、法规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快速提高, 投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中国加入WTO 后, 政府将逐渐取消与世贸组织有关投资

政策不一致的一系列内部规定, 尤其是取消当地成分要求、贸 易平衡要求、进口用汇限制和国内销售要求, 真正实现外商直 接投资的国民待遇, 与国际接轨。

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有关原则, 我国逐步对有关法律和法规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例如, 先 后修改了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城市化应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国家在产生了大

量噪声污染、空气污染、水体污染、视觉污染等之后才治理的老 路, 而应该大力发展绿色建筑, 以实现“以人为本”、“人———建 筑———自然”三者和谐统一。整体上看, 构成绿色建筑的主要城 市形态是紧凑型城市(Compact City)。紧凑型城市规划认为可 持续城市应该是适宜行走、有效的公共交通和鼓励人们相互交 往的紧凑形态及规模, 这种规划强调:(1)通过社会可持续的混 合土地利用, 促使人口和经济的集中, 减少人们对出行的需求, 有效地减少交通排放;(2)提倡使用公共交通, 减少小汽车使 用, 鼓励步行和自行车使用, 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3)通过有 效的土地规划, 统一集中供电和供热系统, 充分节约能源;(4)高 密度的簇状社区, 有助于生活设施系统充满活力, 可以增强社 会的可持续性。紧凑型城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奠 定了空间“点”的基础。

4.新型工业化的非线性发展道路要求有重点地积极推进“数 字城市”建设。数字城市是新型工业化将传统工业化与当前信 息化连接在一起的非线性途径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一般指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 能够有效获取、分类 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 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 城市综合工程。从宏观层面考虑, 数字城市有五个战略要点应 加以集中关注:(1)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是实现数字城 市的战略准备;(2)城市基础数据库建设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 基础;(3)加速电子政府的建设应当成为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主 导;(4)全方位的电子商务架构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核心;(5)城市交通智能化的全面建设是数字城市的战略启动。随着 数字城市的实现, 新型工业化可以更加优化地配置城市的自然

资源、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 由此达到大力节省资源、提高 整体效率、改善生态质量、促进新型工业化健康运行的目的。因 此, 城市的数字化潮流将不仅是全球信息化在城市化上的具体 反映, 也是提升城市品质、加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同时还 是加速新型工业化推进的基础条件之一。

(四)政府对劳动经济的关注和研究是研究经济可持续协 调发展必不可少的方面

政府不能再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 不能忽视作为社会经济 长期发展重要因素的劳动力素质提高, 不能忽视社会综合平衡 协调发展;政府不应再直接参与招商引资。中央政府应加快建 立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使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利益与企业 的经营利润脱钩, 而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改善和整个社 会的协调发展等方面挂钩。

实施条例》;2002 年4 月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 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3 年科技部与商务 部联合研究制定了《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同时也 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我国法规与政 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正在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快速提高, 政府 决策及公共服务效率也大幅提高, 这都使中国外商的投资环境 大大改善。据瑞士国际经营开发院(IMD)公布的《2003 年世界 竞争力年鉴》显示, 中韩两国在经济政策和综合竞争力方面相 仿, 但在劳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法律制度、政府决策和 政策透明度等方面的竞争力, 中国明显超过韩国, 与生产要素 成本会逐渐上升而不可能永远保证长期竞争力的性质相比, 这 种软环境竞争力更具有长期意义。

(四)面临欧美日等国的跨国公司在华市场的激烈竞争, 韩 国企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提高竞争力的行动, 包括扩大规模、提高技术含量、积极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等

中国加入世贸后, 将按照入世承诺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特

别是服务业市场, 包括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 务、零售服务、租赁服务、金融服务、旅行社和旅游服务、运输服 务等。可以说, 在中国市场上, 2001 年之后的这3、4 年是一个 重新划分市场份额的大竞争时期。

面对这种局面, 欧美跨国公司加大了对华直接投资的强

度, 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 当地化进程加快。即使 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欧美的日本企业, 在2001 年以来, 也开始 调整其全球地区的资产比重, 对华直接投资节奏明显加快, 对 华直接投资占其海外直接投资的份额显著上升。

韩国企业由于对华投资规模小, 技术含量低, 在我国面临

着越来越严重的竞争危机。迫于竞争压力, 韩国的汽车业、家电 业以及IT 业纷纷调整对华投资战略, 扩大企业规模, 提高项目 技术含量, 并积极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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