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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蔡元培，字鹤卿、孑民，号鹤庼。浙江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清光绪年间的秀才，1892年补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有深厚的汉学功底。1894年中日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立志举办新式教育。1898年起历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先后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光复会，亲任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部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留学，进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文学等课程，接受进化论观点，主张教育救国。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建立我国近代的教育体制。1915年与吴玉章等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主持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北大进行全面的改革，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并实行民主管理和教授治校，提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些革新思想与措施不仅推动了北京大学使之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与中心，而且对我国近代教育产生深远影响。1927年离开北京大学，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北平图书馆馆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蔡元培毕生从事民主革命和现代教育事业，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被中国共产党誉为“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毛泽东主席称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周作人的老师寿先生说：“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 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对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不仅仅来自文学界，其人格魅力已上升为一种民族的高尚的象征，在历史的长廊中永久地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且绕梁不绝、回味无穷。
1898年，京师大学堂于北京创立，是中国首个有现实意义的大学。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几乎所有的新政都被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还保留着。但因为招收的学生都是京官或是八旗子弟，上学甚至还带着听差的，不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升官发财、混资历、找靠山。1911年辛亥革命后一年也就是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6年底，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接教育部电，请他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但这并非美差，因为一直以来的封建气息和官僚主义还在，当时的北大就以学风败坏，腐败盛行而声名狼藉，所以蔡元培一到上海，就有多数朋友劝他不要就职，说北大太腐败，如果整顿不了，反把自己名誉毁掉了；也有少数劝他就职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整顿，蔡元培最终听从的是这少数人的意见。1917年4月，蔡元培在全体北大师生面前发表这篇《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表达自己坚毅的气魄与决心来改造北大，并把北大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当然他做到了，竟用了3到4年的时间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腐败的摇篮变成全国知识分子无限向往的圣地。改革自古就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思想的定势与堕化是不易转变的，所以蔡先生将“抱 定宗旨”放在首位以期引起重视然后改变现状。他要求同学们思考来北大求学的宗旨是什 么？当时的状况是在北大读书，都是有着当官发财的梦，所以从预科毕业后，大多数是进入 法律系，进入文科的很少，进入理科的更少。因为法律是做官的捷径。因为一心想做官，所 以不问老师的学问深浅，而是问官职大小。官阶大的人，特别受欢迎，为的是方便毕业生有 人提携。现在的政法工作者，大多是进入政界，专职做教授的人很少，所以聘请教师，不得 请兼职的人。蔡先生是睿智的，如果一味要求学生做出改变而教师的水平与素质依然那他的 慷慨陈词只能是骗人的，所以他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梁漱溟等大家到北大授课 并开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制度先河，良好的学术氛围总是能感动人的，从北大这里就 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了。如果各位学生还是想着以升官发财为目的来北大的话，那可以到北 京其他专科学校学习法律或者经济去发财。在北大，需要同学们抱定宗旨，而且是正大的宗 旨，要树立正大的宗旨首先就是要知道大学的性质，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所以抱定 宗旨为求取知识，学法律不为做官，学经济不为牟利。这样就能安安心心地努力学习。这种深切的教导在今天任然是振聋发聩的，然而仅止于此，没有人付诸行动或许正如林 语堂在《想念蔡先生》一文中说的“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了”。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实大师之谓也。”这并不是说我们学生应该回到那贫瘠的年代,高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或者有意遮掩自己的财势。只是有一个看起来舒适的环境，有学术氛围的环境就好，看看现在我们的北京大学竟然也和清华拼楼，蔡先生该不安了。而且有传言：中国越是远离一流大学的所谓大学的建筑越是奢华。这和蔡先生的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当外人指责或者蔑视我们时，“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努力学习以事实来击败流言，这难道不是真理吗？俗话说：开水不响，响水不开。空马车跑起来的噪音才会大，因为缺少一个积淀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有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达到的。大学四年或五年或者更多年，可以过得潦草塞责，平时不努力临时靠小抄，混个文凭，可是最终只是浪费时间，荒废青春，误人误己。当然也可以孜孜以求，那最终的造诣就真的“容有底止”了。岂不快哉！
抱定正大的宗旨，在今天看来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信念。托尔斯泰说过：“这世界没有什么能让你倒下，如果你的信念还站立的话。”想想我们那些党旗下英勇的战士们他们在风霜中，在敌人的枪口下，都依然挺立不曾有半点退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当代的教育来看，很多人依然把教育看成做官与致富的捷径，很震惊的是有记者采访一个小学生问她的梦想是什么，竟然脱口而出作贪官。还有前两年的一段视频，三年级的不到十岁的孩子为了竞选班长，欺诈、变相贿赂等等都用上了，何其的心机，更可笑的是他们的家长如临大敌地教授孩子各种技巧，竟然有一位家长说未来的温家宝就从这个班长开始。家长的价值观是影响孩子价值观的重大因素或者说是决定性因素。所以不仅仅是我们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信念，家长、学校更是要鼓励学生“我为求学而来”。佛家的禅意是做事不能太有目的性，否则就不能完成，更何况是不纯的目的呢？一心一意地求学就正应托尔斯泰泰的话，一定无往而不胜。范仲淹冬天握冰，夏天围火；颜渊一担食，一瓢饮，身居陋巷，不改其乐；当代还有季羡林这样淡薄的学者，我们虽然不能效仿其几分之几，但至少应该成为激发我们进步的动力剂。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先生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所以
他在上任伊始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
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也坚决解聘。他认为大学生地位高尚，不应该同流合污，否则就不能够感化其他人，要身挑重任，以身作则，束身自爱，力矫颓俗。因为学者无法在败坏的社会中进行学术研究，或者弃置现状而不管也不是一个学者应体现的“品质”。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周恩来说：“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
只有道德教育可以说是真正的教育了，第一次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做人要在做学问之前。我觉得很是感动，这是教育的精华了吧。“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他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道德在我看来首先就要诚信，不自欺不欺人，在世界上各个角落、各个领域都有欺骗。商界有商业欺诈，难道不知道在欺骗广大消费者的同时也在破坏自己的前程吗？国际知名品牌海尔正是以可靠的质量在消费者当中赢得市场，而前不久的沃尔玛事件已经让高管辞职，但是不敢保证他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还会像以前一样光辉。而在学术界更是层出不穷，想想唐骏这个打工皇帝因为伪造文凭却还信誓旦旦：撒谎能够骗过所有的人那也是一种成功。所以有人说成功绝不能是跨越道德栏杆而取得的。还有各类高校的教授、博导他们竟然也会学术论文造假，抄袭门的悲剧不断上演，真怕有一天人们认为抄袭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
守护道德的底线—诚实，再去追求义、恕、仁。这都是儒家经典的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行而宜之谓为义。”“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宜，即正确、合理。金景芳先生将它与现实意义结合起来说：遵纪守法就是义。也就是说“义”就是一个正确的、合理的标准。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承担社会责任。为父之道就是以爱子之心出发去对待儿子；为子之道就是以爱父之心去善待父亲。冯友兰认为，孔子的“仁”是以同情心为本，本着同情心推己及人故曰“爱人为仁”。孔子认为“仁”是一种真性情的流露“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巧言令色，鲜矣仁。”而“子欲立而立人，子欲达而达人。”又体现了孔子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恕”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我们当代人难以达到的目标，而越成功的的人心胸往往是越宽广的。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生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当今社会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对自己的约束，包涵、容忍他人的要求，使自己在与他人交往时能尽可能有利于对方，这是一种博大的慈悲与人文关怀了，只有很少人能做到，当然那做到的也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了。这让我想起，温总理的剑桥之行，想起林肯、罗斯福….从小学开始我们就知道“敬爱师友”，但是现在读来也不觉得可笑，反而有种悲凉。对待教员应“以诚以待，敬礼相加”，和同学共处，应该相亲相爱，学业上要互相商榷讨论，不一定要“开诚布公”，更应“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这中间种种自不必说，也足以让人深思了。果真达到了，那苏格拉底心
中的理想世界该出现了。
蔡先生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的进步。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他担任北大校长后，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所，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各类图书特别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都得到了充实。从北大现今古色古香，充满人文气息的建筑以及各位国学大师的风采，可窥见蔡先生对北大的贡献的一斑了吧。有人说：“从一个大学的图书馆就可以看出这个大学的素质。”不管有没有失之偏颇，但图书馆确实是个好地方。
蔡先生还改革了接下来百年的学科与教学体制。他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认为大学要偏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将北京大学工科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并入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同时，他认为：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专己守残”，“局守一门”，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废科设系。还效仿西方的教学体系，实行选科制，废除年级制，提倡“尚自然，展个性”。还开了国家公立大学招收女生的先例，又建立了旁听制度。改革是全方位的。
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场改革的灵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在男生之外包容女生，在正式生之外包容旁听生。“兼容并包”也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抑扬，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本已根深蒂固，所包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思想自由”是蔡先生不可忤逆的情结，从他写的《不肯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宣言》就可看出，不肯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不肯再做无自由的大学校长；不能再到北京的大学任校长。自由在西方教育中是得到充分体现的，牛津大学曾经拒绝录取一位状元，英国首相出面说情结果被牛津大学取消了将要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因为他说没有人能改变牛津大学所做的决定即使是首相。在中国，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中国的南方科技大学试图在中国的自由教育踏出一条血路，我们期待着蔡先生的教学理念能成为中国的特色而不是某个时期或某个高校的特色。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感慨：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今日之荣誉或苦难皆由少年来承接，所以我们需从蔡先生之心愿，赶梁先生之砥砺，立我少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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