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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不可亵渎的生命形式
——从精神分析角度浅析《边城》
一代文坛巨擘沈从文先生以其作于 1934 年的小说《边城》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恬淡优雅的湘西意境,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展现了浑身笼罩人性光芒的翠翠,祖父,天保,傩送等人物形象,其纯净、善良、痴情都给我们这些生存于严酷竞争下的人们留下了一片清澈的海洋。然综观整个文本,《边城》的原始生命力时刻隐现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义的影响,这也为笔者提供了精神分析角度浅析该文本的可能。
一、《边城》生命形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义本我、自我、超我之对应沈从文先生有其自己独到的生命观,他笔下的《边城》人物更是返璞归真,热情地展现人的本性,尤其是“力比多”——性的本能。
(一)自然下纯真的爱情与弗洛伊德“本我”的阐释 在谈到《边城》时,沈从文先生指出。“„„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
纤夫水手的爱,在《边城》集中表现为其与妓女的情感:“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不许胡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淳朴的乡下人独有的放荡不羁、无拘无束的爱,更是不免提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关于“本我”精辟见解。
弗洛伊德将生命分解为三重人格:本我、自我与超我。其中“本我”表现为一种动物生命的本能欲望与冲动,即“力比多”,这种“为乐原则”的性能量是是混乱的而无理性的。一定程度上,“乡下人”确以其原生态的自然力量消长于万物之间,这种自然力量绝无现代理性的指导,然而这种敢爱敢恨的自在绝不应仅仅理解为动物的本能,而是优美人性的自然形式。
(二)缺乏力比多主动权,翠翠:自我与超我⒈《边城》中翠翠正值情窦初开的年华,然而作为自小失去父母的少女,并没有人能够从正面阴道她如何进行“爱”的行为,她缺乏对爱情观念的正确理解,以致其对爱情中一个唯美的因子“性”的排斥。她打心眼儿里瞧不上水边的妓女,认为她们肮脏可耻,这实际上表现了其对爱情中“性可耻”的神秘含蓄而又错误的观念,而这种错误观念使她与现实世界不免有些脱节,沉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爱情,不了解如何或者说内心抵触“力比多”这种原生欲望。如此看来,在翠翠人格中其实是缺乏一个完整的“本我”观念的。
⒉然而在自主形式中,《边城》又建筑了更高一层的人格,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自我”。自我,即现实化了的本能,讲求“唯实原则”,它决定自己的行为,在现实面前更倾向于关注自己的命运。因而翠翠和傩送又都具有这种自主选择的唯实性自我。他们憧憬美好的爱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前者拒绝了所谓“父母之命”,而后者反抗了金钱与权威这种拒绝命运安排的反抗正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本我的现实型体现,是沈从文先生着力于展现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⒊当然,在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的理念中,能够实现道德化自我、“为善原则”的超我是生命的最高形式,推广至《边城》,这种“超我”则表现在对爱,对正义,对责任对自由的不息追求,即纵使前方艰难万险,也不会忘记自己内心深处那种缘于生命的内心的坚强,一种在艰险环境中仍不懈奋斗的坚持。
《边城》中,傩送内心爱慕翠翠姑娘,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哥哥天保为成全弟弟的爱放弃约定驾船出事,二老也在负疚之情中离开湘西。一定范围上讲,这是血浓于水的骨头亲情,更是傩送作为个体化的人内心“道德化自我”的深刻体现——离开,代表勇于承担责任的生命的质量,这种生命质量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超我”的实现形式之一。
与此同时,古朴美丽的翠翠也以弗洛伊德超我精神日复一日地在溪边守候着渡船,等待那个端午节龙舟盛会上那个出现的年青人,小说结尾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词约义丰,与离开相比,这是《边城》自身的守望精神,而这份守望却恰如其分地彰显了翠翠等待真爱的执着,是所谓理想化、道德化的自我形式。
二、“父亲缺位”所造成的恋父情结
(一)恋父之一——对祖父的眷恋依赖
作为刚出生就父母双亡的孤女,翠翠生长于自然。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健康的体魄,茶侗的青山绿水给了她晶亮的眸子,然而自然所不能给与她的便是深沉的父爱。应该说翠翠自幼与祖父相依为命,祖父成了她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异性依靠,成为她尽情呼吸、耍性儿的对象,因而翠翠从内心深处便比任何人都更渴望得到一份切切实实的父爱,然这份需要感却在后天在孤独的生存依赖中形成逐渐形成恋父情结。此处《边城》中翠翠的恋父在程度上又赶超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厄勒克特拉》中的恋父情结:自幼在孤独封闭的环境下,爱祖父是出于人依赖的的天性。这种爱,一方面是对祖父作为长辈的敬畏,另一方面则掺杂着某些她自己也说不清的情感,即“恋父情感”。
以《边城》第一章人物对白为例,“祖父同翠翠各把小竹作成竖笛,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当有人过渡来了,祖父便独自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于是锐声喊着:你听我吹,你唱。”在这里听到迎亲的曲子无比愉悦,甚至翠翠要求祖父唱迎亲的曲子,实则是在无意识只能够渴望得到异性的关爱,对面的祖父俨然已成她恋父情结的对象。在往复的吹唱中,翠翠的恋父情感在不自觉中滋生与发展。
(二)恋父之二——无法释怀,傩送 翠翠发自内心地爱着祖父,然而祖父并不能给予她内性即渴望又胆怯的异性情感,于是在得到傩送帮助返回渡口后,翠翠“便平添了一份不能明言也无法明言的心事”。”从此,翠翠情愫的单一性被打破,思念着这个年轻人。当得知傩送父亲——团总顺顺考虑到碾坊一类的商业婚姻时,翠翠不满地嘟囔着 “碾坊陪嫁,稀奇事咧”,这与其说是对金钱的不屑,倒不如说是对对二老傩送爱情的怀疑感,这种怀疑感便造成了恋父情结中的悲剧性:“与悲剧形式相对的决定性的感情模型是什么呢 ? 这模型是由对立性质的两种感情倾向组成的,这两种倾向易于为同一物体、同一情景所激发,并且,这样彼此冲突就产生内在的紧张”。这份紧张感,实则为恋父矛盾情感的升华。
(三)白塔与父亲的必然联系
《边城》中多次提及“白塔”这一意象。“塔”象征伟岸正直,以精神分析学知识鉴定,塔这一坚实的意象完全可视作精神分析象征物:父亲。在《边城》第 20 章中,白塔随着祖父的逝去而坍塌,回首小说结尾处翠翠凝望守候的背影,溪水边等待那个男人的归来,等待重造心中的塔与其归于和谐的一天。从这样的角度看,白塔重建便是女主人公翠翠内心恋父情结的延伸,她渴望重塑父性,而新的生活秩序也有待于傩送去建立。
三、“梦”因愿望而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释梦理论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释梦理论占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梦因愿望而起,梦的内容即在于表示这个愿望,这就是梦的主要特征之一。”在翠翠的潜意识里一直存在一个炽烈的愿望,即渴望有人为她送歌,关心她爱她;作为青春期懵懂的少女,翠翠的愿望以另外一种形式体现在其梦境中,倒也合乎情理:“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 摘虎耳草!”虎耳草作为一种象征,往往是青年女子献给心上人的信物。翠翠之所以梦见“摘虎耳草”乃是由于其睡眠中听觉受到了崖上歌声的刺激,而歌声的刺激又激发了这位少女内心深处对爱人的真切盼望。由此看来翠翠的梦境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是完全成立的。
四、结语
早在 1925 年,美国学者金介甫早便指出,沈从文的小说中已出现了“下意识”这一字眼,沈从文先生对这一说法本身也不可置否。因而《边城》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存在便有其合理性。小说从整体意象把握到人物分析都可运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进行浅析,而其中的每一个意象都构成了生命的坚实内核,展现了生命的无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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