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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红包”现象
“红包”现象是由收受和赠送“红包”的双方共同完成的，其实质是钱权交易，具有明显的贿赂性质。作为收受的一方，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其目的具有唯一性；作为赠送的一方，是为个人、单位或小团体谋取利益，有的为了跑官要官，有的为了争取工程、项目、专项资金，有的为了感情投资……其目的具有多样性。“红包”的实现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一事一议”直接送；有的利用礼尚往来的机会送；有的利用剪彩、题词、典礼等机会送；有的以顾问费、辛苦费等名义送；有的以个人名义送，有的集体研究送；有的私款送，有的公款送。“红包”现象已成为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分析“红包”现象产生的原因，建立治理“红包”的长效机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一、“红包”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1、利益驱动是诱发“红包”现象的直接动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既是“社会人”，重视社会需要，又是“经济人”，重视自我利益需要。人们的行为更多地受到利益的驱动，一事当前，权衡利弊：有利则干，无利不干，大利大干，小利小干；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送“红包”者是为了追求比送出价值更大的利润，收“红包”者是权力寻租，寻求正当分配以外的收入。送者有所求，收者得利益，彼此心照不宣，一拍即合，实则权力与金钱的等价交换。
2、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缺乏监督是“红包”现象滋
-1-生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打破了，但还没有真正实现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还比较大，对权力的监督机制又没有建立健全。一些职能部门或掌管着立项、审批、监管等权力，或掌管着工程发包、招标采购、成本价核定等权力，或掌管着资金投资、划拨、收缴、审计等权力，或掌管着干部人事方面的提名、考察、任免、处理等权力……在这些权力的运作上，自由裁量权还比较大，如果用“红包”的方式运作一下，就可能以小换大，获得成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单位和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难免将部分实权单位及其公职人员作为“红包”进攻的对象，跑项目、跑资金、跑官职。
3、财务制不健全为“红包”现象提供了便利条件 送“红包”动用私款的，数额一般不大：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为了争取蔽护和帮助，谋取经济上的利益；有的人为了自己或亲属子女的职务升迁、工作安排；有的干部跑官买官的钱，本来就是收受或索要来的。送“红包”动用公款的，面宽量大：为了争取大项目、投资，不惜动用以万计的资金“启动”，或其它形式的帐外帐、“小金库”或变着花样打进企业成本；也有人动用公款，为自己疏通关系，跑官买官。这些用公款开支的“红包”，有的公开、有的变着花样在单位财务上报销。
4、传统的礼仪观念是“红包”现象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
礼尚往来本是我国人际交往中的一种传统观念，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友好往来的一种表达方式。现今社会，一
-2-些人却把礼尚往来的内含和外延拓展得十分“丰富”：礼尚往来成为掩盖拉关系、感情投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的最佳代名词。送“红包”者抓住传统节日、生日寿宴、住房搬迁、婚丧嫁娶、子女升学等礼尚往来的机会送，送得名正言顺；收“红包”者对送者回赠一定的礼物，名曰礼尚往来，收得心安理得。
5、查处不力是“红包”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在党纪政纪条规中对“红包”问题的定性没有明确的规定，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比照类似问题进行处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此类问题时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数额较大的一般给予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记过或记大过处分，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很少。“红包”问题往往只追究纪律责任，在法律上不等同于受贿追究刑事责任。这让一部分人检讨一阵子，舒服一辈子，得大于失，客观上助长了送收红包者的侥幸心理。成本低、收益大，“诱因”大于“牺牲”，“红包”现象必然禁而不止、纠而复生，甚至愈演愈烈，金额越来越大，花样越来越新。
二、创新机制治理“红包”问题
１、健全约束机制，规范从政行为，使收者不能收 收受“红包”的对象绝大多数是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有较明确的规定，如收受礼品登记制度、财产申报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对收受“红包”有较好的约束作用，但有些制度操作性不强，执行不严，越到基层效果越差。因此，要进一步量化、细化有关制度的操
-3-作办法，并严格执行；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如全国统一联网的存款实名制等，以法律的形式财产申报、金融实名等制度，对公职人员及其家庭财产进行动态监督，对家庭财产非正常增长的公职人员及时进行查处。
２、创新保廉机制，遏制内在驱动力，使收者不愿收 根据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原则，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规范工资外收入，缩小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工资、福利差异。从工资、医疗保障金、退休金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的资金作为保廉金，一旦发现公职人员有腐败行为，不但要严肃查处，还要取消其保廉金。使他们对这种“高风险、低收益”的腐败行为避而远之。
３、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对权力的制约，使送者无需送 在经济领域，要实现公平竞争和市场配置资源，淡化计划分配和行政审批；在政府消费和公共设施建设方面，要实行政务公开，推行市场化、规范化的政府采购制和招投标制；在组织人事领域，要大力推行公务员公开招聘、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同时，要建立健全包括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办结公告制等服务机制，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变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管钱、管物、管人的权力逐步削弱了，菩萨不灵了，烧香进贡的就会减少。
４、强化资金监管，断绝红包的资金来源，使送者无钱送
“红包”问题与资金管理不严有很大关系。解决这方面问题，要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着手，改革体制，建立机制，-4-强化管理，严肃纪律。要加快推行部门预算，将所有收支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加快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认真清理银行账户，严禁设立帐外帐，坚决取消“小金库”。要加大清理乱收费的力度，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收费。要改变上级出政策，下级找资金的状况。要加大经济责任审计力度，实行对所有预算内、外资金的全方位监管。
５、完善惩处机制，增加腐败成本，使收者不敢收 首先，对“红包”问题的处理要有准确的定性。公职人员收受直接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主管范围内下属单位和个人、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外商、私营企业主的“红包”，一个月内没有登记交公的，一律按受贿论处；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因为领导干部的工作关系收受“红包”的，要追究领导干部的纪律责任。其次，要区分“红包”的性质。对亲戚朋友礼尚往来所送的礼节性“红包”与其他对象所送的贿赂性“红包”要有区别，要在规范礼节性“红包”的同时，对贿赂性“红包”进行严肃查处，对利用职权索取“红包”的要按索贿从严从重处理。再次，对送“红包”者也要严肃查处。对送“红包”者要按照行贿行为进行严肃处理，数额巨大、屡犯不改、影响恶劣的要从重或加重处分，并公开曝光。要通过严肃查处，使送、收“红包”者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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