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专访 语文教材三宗罪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作家叶开谈语文”。
叶开专访：语文教材“三宗罪”
注：这个访谈是《羊城晚报》记者孙毅蕾小姐专门来找我做的采访。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后来孙毅蕾小姐的访谈稿写好之后，我也做了一些校订和修改。但《羊城晚报》可能因为版面所限，在发表时做了删节，题目亦为报纸编辑所拟。我在博客上发一份完整版，可以作为对照和参考。
叶开专访：语文教材“三宗罪”
最近，《收获》杂志编审、作家叶开的一本新书《对抗语文》，让语文教材和教育理念，再次成为教育界人士及普通家长关注的焦点。
叶开历数语文教育“三宗罪”：非语文化，加入太多道德因素；教材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打断文化传承；教材选文水平偏低。
使叶开的质疑掷地有声的，不单单是他的新书第一次系统罗列了国内语文教材“三宗罪”，还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是《收获》杂志的副编审、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几部长篇小说，让他在评论界享有“上海的王朔，中国的拉伯雷”之誉。他还是一位六年级学生的父亲，每天接送女儿上学，翻遍了女儿的语文教材。
近日，叶开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详述自己作为一个专家和家长，对语文教育的关心和期盼。
1、花四年研究语文教材归纳“三宗罪”
羊城晚报：《对抗语文》让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原来那么多自己当年从课本里学到的名著，都经过了删改。
叶开：其实有一些语文教学界的有心人士，之前就陆陆续续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我只是第一个把这些问题系统整理了，并因为各种媒体和记者的关注，才引起了这么多的反响。
羊城晚报：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花了多少精力准备？
叶开：2008年，那时《语文教学研究》主编晓苏到上海来，我在家里做了几样菜招待他，席间谈到我对语文教育的一些看法和抱怨，他于是约我写个专栏，说我可以放开写，把我的看法充分地表达出来。后来，我就给这个专栏起了一个总题目“语文之痛”。晓苏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很有心，也用我女儿的语文问题来说服我写这个专栏。2009年开始，我写了一年的专栏，共十二篇文章，都有近万字的篇幅。《对抗语文》这本书，是在专栏文章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关于语文教材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好多人说我不务正业，把语文教育当工作了。比如，为了写朱自清的8000字的文章，我把他的全集都看过了，包括他不那么为人熟知的古典文学学术著作《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古诗十九首释》《古诗歌笺释》《宋五家诗抄》《李贺年谱》等。朱自清不只有课文里那些散文《梅雨潭》《背影》《荷塘月色》《威尼斯》，自然，他也写过若干首平庸的现代白话诗，写过以妻子为主角的一篇不成功的小说。
羊城晚报：你提到的语文教材的问题，包括课文选编意识形态太浓、教育方式僵化、擅自删改原著等等。为什么这么说？能举点例子说明么？
叶开：语文教材问题很容易举出很多例子。有教师发给我一邮件，提到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第五册课文《悲壮的两小时》涉嫌造假。这篇课文讲1967年前苏联著名宇航员弗拉迪米尔·科马洛夫驾驶“联盟1号”宇宙飞船归航中，意外发现降落伞无法打开。在确认安全着陆无望后，苏联当局让科马洛夫的家人与他进行了生命最后两个小时的对话。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们认真学习文章中科马洛夫的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但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胡编乱造的。最新的维基解密，解密了那次回航失败的真相，这篇文章里那些感人的细节完全是杜撰的、纯粹子虚乌有。如果你写小说，这可以，但课文打着真人真事的旗号，这就是公开造假了。人教版还有一篇课文《五星红旗》。讲一个青年在美国漂流，身披五星红旗，先是撞到石头昏了过去，后来好不容易爬起来找到乡村里一家面包店，想买面包但没钱。老板想让他用身上披着的五星红旗交换，但这位万里迢迢跑到美国去披着五星红旗的爱国青年毅然决然拒绝并走出了小店，饿昏在门口„„很多家长和教师给我发来邮件，对这篇课文表示无语。读了这样的虚情假意的课文，真是让人“面瘫”了。人教版和各地的语文教材，毫无例外地都会有一个“爱国主义”单元，但选入的文章都很生硬，很虚假，并且造作可笑，很难想象这样的文章真的能够起到宣扬爱国主义的效果。和平时代的公民教育，和战争时代的军事教育不一样，这个时代，全球一体化，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融入整个世界中去，跟各国合作、竞争，因此，如何培养真正的有个性的、有思想的、有想象力的公民，才是教育的核心问题。但目前我们的语文教材僵化的意识形态味道太浓，实际上，这也不符合现实状况。我想，即便是目前的高级领导，也不见得就喜欢这样的古板说教文章。巴金《随想录》第八十五篇《西湖》，是一篇情感深挚、回味悠远的真正爱国主义作品。他在文章里写到了岳飞、于谦、张煌言、秋瑾等民族英雄，也写到了他们在西湖的生生灭灭、各种遭遇。这篇文章从作者自身的真情实感出发，有一种动人的爱熔铸在里面。这样的文章多好，但似乎没有语文教材选入。很多教材，都是彼此抄袭，巴金的一篇《鸟的天堂》，人教版、上教版、湘教版、苏教版，各种教材都选入，都是袭用了同样面貌的窜改删节版，天知道最早是谁下的毒手。
羊城晚报：语文教材删改名家名作，最近几年来质疑这一点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叶开：中国当下文化趣味庸俗，既没有古代文化的传承，又没真正吸收到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的语文教材历史教材一直在修改，在篡改，很多人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还居然认定小孩子理解力不够，所以需要替他们篡改和删节。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理由。学生确实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低幼读物跟高级读物确实也不一样，但是古今中外可供选择的文章作品简直是数不胜数，教材编写者如果是真正的专家，他们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好作品选入教材，而无需删改一字一词一句。很多邪恶，都是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我想，集中了大量篡改删节和造假的教材文章，也是这样的一种罪恶。造假和篡改，使得学生和读者被蒙蔽在真相之外，而无法吸收到真正优秀的文学、文化营养，而且，他们也在自己求学的黄金年代，被这些教材的编写者有意识地跟传统文化隔离开了。造假和篡改，是对我们民族文化传承的最大伤害。
这里有一个例子，上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有朱自清的一篇《扬州茶馆》，我读遍《朱自清全集》，怎么都查不到朱自清写过这一篇。后来才知道，它节选自朱自清的《说扬州》。但是，一，题目是编者加的，这一点应该注明，他文集里没有这一篇，这会给学生造成了巨大的误解。二，课文节选时作了删改，而且删改得都非常之荒谬。课文里提到“扬州干丝”，北京是煮了当一份菜吃的，扬州作为点心来吃的。茶馆外有人挑担子叫卖，客人要时，担主就把干丝切好装在一个碗里，把开水浇进去，用另一个碗一扣，倒过来，就把开水逼出去了。这个动作，朱自清用的是“逼”，常见字，切生动活泼。课文擅自改成了“滗”。这个字反而是生僻字，且“滗”指用像笊篱一样的东西过滤，而“逼”字，在《现代汉语大辞典》的解释里，就有把水“逼”出去虑干的词意。所以朱自清用词非常准确，还是个常见字。把它改成“滗”，就变成一个生僻字，而且这两个字的意思还完全不一样。
我写过一篇短文，专门谈这篇文章被删改的问题。
2、删改名家名作破坏文化传承
羊城晚报：你有统计过以上情况出现的频率么？
叶开：有些时候，频率很高。比如，上海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第一册，一共40篇文章，只有6篇署作者名。有名字的还每篇都做了删改。没名字的不知道哪里找来的糟糕文章，可怕的是居然还要求学生背。我有一次听女儿在背一首现代白话诗《信》，一问是老师要求背的课文。我仔细读了这首诗之后，感到很震惊——这么糟糕的白话诗，可以说一点真正的诗意都没有，通篇都是低级庸俗的道德说教。教材把这种垃圾诗歌选进来已经是一个大笑话，居然还要求学生背诵。后来有人跟我说，这首诗是金波教授写的。言下之意，金波教授是著名人物，我不能质疑了。我对金波教授不熟悉，我对任何人都很尊重，但对这样的诗歌，实在是无法尊重。
羊城晚报：你质疑的教材，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语文教材呢？
叶开：我不批判高中语文教材，因为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道理很简单，我女儿还没读到高中。我做语文教材批判，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自己的孩子读到了垃圾文章，我看了震惊，不得不一吐块垒。另外，中学语文教材相比小学语文教材确实要规范很多，因为有些不错的专家在编。比如北京某教材的主编温儒敏教授，他当过北大中文系主任，是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上海的中学语文教材，由华东师范大学王铁仙教授主编。他曾跟我说，他都算是保守的了，没想到编写组里的那些语文教师比我还要保守！即使是身为前华东师范大学的副校长，王铁仙教授也无法贯彻自己的主编思想，而是必须遵循教委颁布的教材编写大纲的条条框框来进行。
羊城晚报：有专家说，名家名作选入教材时进行删改，是“惯例”。
叶开：北京大学原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就曾说过：文章被选入教材后都要进行修改，这是业内惯例。他说，那些现代作家的作品用词不符合现代语文规范，所以都要修改。鲁迅先生除外，因为鲁迅的作品风格独特，要保留他的原貌共学生学习。
我对此有两个质疑。一，为什么别人的作品改得，鲁迅的作品改不得？鲁迅风格独特，其他作家的风格就不独特了么？二，六七十年前的作家在写作时，如何遵循后人制订的的现代语文规范来写？他玩穿越了么？其实，如果觉得选入教材的文章不符合现代规范，可以加脚注解释。这不仅是尊重著作人的著作权，而且是对文化的基本传承。一旦什么都以各种堂皇的理由篡改，文化就没有传承了。
还有一种说法，编写“教材体”是为了适合小学生阅读能力。我认为，这是编写者在故意贬低孩子的智力。我女儿并不算很聪明的学生，在班上语文考试成绩也仅是中等偏上，但瑞典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拉格洛孚名著《骑鹅旅行记》，五十多万字她两天就看完了，而且内容记得很清楚。《哈利·波特》七本二百五十多万字，她每本都读了好几遍。《安徒生全集》四卷全集她都看了，读得津津有味，精彩的故事细节都记得很牢，我常要向她请教。现代文学大师、捷克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她一个小时就读完了，还很喜欢，跟我起劲地聊了半天格里高利这只“甲虫”到底是怎么回事。意大利文学大师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意大利童话》都是真正的杰作，我女儿也只用一个星期就全都看完了，要知道《意大利童话》两大本有七八十万字啊。孩子们的智力远高于我们这些早就被灰霾的空气毁坏了心智的大人。他们用脚投票，他们是真正识货的行家。
我有个同学在深圳做教研员，他写过一篇文章对比大陆和香港都选入的现代文学作家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大陆语文教材照例是“为符合规范”而做了删改的，香港的教材则是全文照录，一字不易。
3、母语不能当作外语来教
羊城晚报：你还提到过，女儿语文考试，有一道题是“三国里谁最聪明”，你女儿的答案是孔明和庞孔，但老师判错，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叶开：对，这个问题被《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做了大特写专题报道之后，各大网站大量转载，无数的网友们已经吵翻天了。其实就这个问题争吵完全是毫无意义，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个伪问题。出题者如果严谨一点，可以把这个问题改成“你认为三国时期里哪些人比较聪明，请写出你的理由。”语文教材的问题成山，但语文教法也积弊深远，那种“标准答案”的考测模式，更是泯灭孩子的个性，把无数天真活泼的学生，都教成了呆头呆脑的书呆子。我们谈到教材，不论是历史教科书还是语文教材，实际上都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是对人类历史积累到现在的各种最高文明、各种深邃知识的介绍和思考。教材所要谈到和解释的，不是独立于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之外的抽象问题，而是现实问题。我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时，曾在科隆市郊的多仁高级中学听了好几节课。其中有一节是十年级的历史课，主题：1900年代的美国和俄罗斯。那位年轻的女教师给学生们发了人手一份资料，几页纸，涉及了本节课将要讲到的内容和问题。他们的教学，主要是讨论式的，学生们不断地积极举手，回答、争论各种问题。他们们就美国这个话题谈开去，居然争论起了“美国在未经公开审判的情况下击毙拉登到底合不合法”这个大问题。课堂上学生们你来我往，辩锋甚健。陪同我的阿希姆博士是德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教师，他跟我说，他们教历史就是这样的，凡是历史事件都可以联系到现实问题来讨论。他们在教历史时，会结合当下的困惑、热点问题来研究，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
而我们呢，我们的教育模式，并不是鼓励学生思考的，也不开发学生的想象力，而是用威权、用标准答案、用各种恐吓棒喝的方式，来把生来个性独异的、天真活泼的学生，全都教成了一个样子。中国学生走到世界各地，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中国的中学生！他们呆头呆脑的，唯唯诺诺的，躲躲闪闪的，迷迷惘惘的，缺乏自信，没有幽默感，没有想象力，甚至没有人生的乐趣。
羊城晚报：你理想中的语文教育，是什么样的？
叶开：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文国在2007年5月份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过：一百年来中国的语文教育有个重大的误区，就是把母语当作外语来教。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母语教育跟外语教学不一样，因为母语需有环境浸润，不需要特别去辨别太多的语法、规范，而是需要通过让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来朋友语感，修养人物，涵育修辞，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中、感悟中，培养出真正的感受力，思考力。中国有些语言学家过于拘泥在希望语言学家的理论中，食而不化，用来套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总以为语言可以抽象出来，独立分析的。但言语和语言自然是不一样的，语素也需要特殊地加以分析，这些是题外话了。把母语当外语教，是个重大误区。标准答案制约了小孩的想象力，应试教育则把所有学生的个性泯灭，而制造出人千人一面的诡秘教育景观。说老实话，在中国大陆目前这种教育体制下，教师和家长很难摆脱其束缚，更是无力抗争。
教育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千头万绪，一言难尽。我之所以专门说教材，是因为有具体的素材可以具体分析。很多人都说到，中国教育的最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非人性化的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仍然不是人性化的教育，刚刚在去年修订的教育规划大纲仍然是“育人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一字之差，一国之误。中国要成为一个具有核心文化竞争力的强国，教育的进步是重中之重，是国家文化建设大布局中的重装备行业。你看不见，你不太注意，但重装备行业才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教育则是核心文化竞争力。西方的教育强国，例如英国、美国，每年都从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大量的教育费。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每年都以两位数的惊人幅度在狂增，而且越来越低龄化。这样的现状，不是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就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
我心目中的语文教材，其实也包括其他的文科教材，如历史教科书、政治教科书等，只是起到一个旅游观光手册的作用，老师则是讲解员。游客不能只看完观光手册扔掉就跑去购物，就认为自己都去玩过了，真正有所得的旅游，是去实地走路、参观、感悟。一部优秀的教材，在选入全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作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把古今中外的灿烂文明分门别类有条理第介绍给学生，培养起他们自主阅读的兴趣，教会他们自己独立思考，自己寻找作品自己阅读的能力。学生的学习不能停留在教材上，教师的教学更是要目光长宜放眼量，以教材为引导，带领学生进入广阔的知识海洋。
我批判语文教材的目的，是引起更多人来关心、参与这个事。一个人能力有限，每一个人都参与的话，对于我们国家文化的良性发展有好处。我们的文化生态被破坏到这个程度，要恢复是很困难的，可能两三代都不够，但是能做多少做多少。
很多人觉得这些跟自己没关系，其实有关系。你的孩子一个人走在外面你会操心，为什么，因为文化生态的破坏，使这里的人唯利是图、歹徒横行。即便是上海这样治安很好的地方，我们也不敢让孩子晚上一个人在外面走。为什么过年的时候小区里会贴告示，叫大家关好门窗？这与文化生态的恶化，而非良性化都有关系。
我最大的愿望是，每个人都培养小孩热爱阅读的习惯。慢慢他们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作品。但是这里面包含一个基本的认识：一定量的相对比较好的阅读基础。比如，国外的，《希腊罗马神话》，还有《圣经》，可以不读原文，读房龙的《圣经的故事》，因为西方很多后世作品都构建在这个基础上。
叶开：我们最需要的是人的教育
近三十年前，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写了三篇文章谈教育问题。
在第一篇《小端端》里，巴金先生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巴金对此深为忧虑了，“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当这样重。”
三十年后，和端端同龄的孩子比端端当年更辛劳。成年人每年有不少法定假期可以休息，但学生们全年没有一天不在忙作业——周末老师布置作业，寒暑假老师布置作业。父母们还要带着他们满城跑，参加各种提高班。上学作业考试压得学生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失去了童年，也失去了乐趣。
有个微博这样写道：“君子坦荡荡，小人写作业。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写作业。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业。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写作业。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作业。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写作业。”
在三年后的《再说端端》里，巴金先生说：“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感到活下去没有意思，没有趣味，这种小学教育值得好好考虑。”
巴金先生在三十年前撰文抨击僵化的教育思想，曾引发过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三十年过去了，几次教育改革换汤不换药，遂至于今天积重难返，以语文教育而言已经进入绝境。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教材。培养合格的公民，教材里就会体现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公民是有独立个性、自主思考力、理性行动力的个体，而不是庞大社会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如大清康乾间推广开的《弟子规》，主要为培养合格奴才而服务的；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却是呼唤有独立人格、自尊、自立、自强的大写的人。教育目的不同，教材编写差异巨大。
去年教育部制订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屋建瓴地谈了国家、民族、未来，但教育思想仍是换汤不换药的“育人为本”，把鲜活生命看作面点材料，因此可以任意地去擀压、炮制、蒸煮。
在当今的文明体系下，我想应该坚持这样的信念：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面向全世界、迈向新时代的教育，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人的教育。每一个人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人价值，任何人用任何理由来摧残他者的人性，任何势力以任何崇高借口来剥夺别人的生命，都是邪恶的。尊重生命，敬畏自然，是当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主流人文思潮，和我们遗忘已久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息息相通。
面对新世纪、面对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只有培养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我国才能在整个世界经贸合作日趋紧密、世界生产大融合的后工业时代，摆脱附加值低的世界加工厂的窘迫地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想象力也是生产力。现代高科技企业的成功，往往可能是一个精妙的构思所决定的。创新型人才的标签是——自由、个性、想象力、创造力。但这些，全受到现行教育思想的强烈排斥。
在新形势下，教育界迫切需要打破僵化教育思想，从先贤的博大精深思想里汲取智慧，做到“有教无类”“无差别教育”，促进全国教育资源分配公平公正，培养新概念人才。
教育思想的落后，禁锢了教育的进步。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又导致了整个国家处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泥潭中低级循环。而教育产业化后，相关领域的相关利益集团又对教育改革百般阻挠，导致教育思想凝固僵化，拖累政治转型和新文化建设大业，在面对世界新经济、新秩序的挑战时，我们将会越来越多地丧失核心竞争力。
语文教育是国家教育大系统中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教育重灾区。语文教育面临绝境，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而大家又必须齐心合力地去求变，才可能推动这架陈旧而庞大的马车。
语文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教育思想完全意识形态化，语文教育承载了过多道德教化功能，而且很多还是虚情假意的伪道德和旧时代统治思想的糟粕。翻看语文教材，你会产生错觉，以为是在读一本政治课本。语文教育的浓重意识形态化，使语文教材在编辑思想上完全僵化。现有多种语文教材都采用“主题单元”框架结构，围绕事先拟定的“主题”选编文章。如“家国情怀”“亲情歌吟”“生命礼赞”“品行善恶”“亲近自然”“时政聚焦”等，每单元三四篇课文，选文服从主题先行，搜罗各种材料来填充，很多课文都是垃圾作品。语文这门原该鲜活生动的课本，于是变成意识形态工作手册。
第二个问题是教材编写被利益集团掌控，粗制滥造，谋取暴利。据说教育部有意组织专家打通文史哲，编辑印行新的统编教材。我不反对打通文史哲，但坚决反对教材编写回到全国统编的旧巷子里去。各地方省市自编教材不好，不是因为放权，而是没有真正放权。语文教材编写权被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掌控，出版权则被各地教育出版社一家独占。一个排他性很强的利益小团体在暗中形成，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独占教材编写和出版的巨大利益。在利益诱惑下，很多人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良心，也丧失了基本的公民责任心。由这部分人主导组成的语文教材编委会和相关的编写组人员，缺乏相关专业的一流学者，教材编写层层分包，一些研究生和教研员报酬很低，他们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抄袭篡改而拼凑出一本本质量低劣的语文教材。这些编写人员本就不爱读书，阅读面窄理解力差，还满脑子道德教条，所选材料很多源自通俗读物，很多课文是各省市和人教版教材相互抄袭，看课文几乎不分你我。这些教材中，一些文句不通的文章堂而皇之，居然还不知羞耻地要求学生背诵。
第三个问题，语文课文选材目光狭窄，很多课文涉嫌剽窃和篡改，而一些名家名作则饱受修改、删节的蹂躏。有媒体采访北京某教材的主编时，他竟然说，语文教材编写界内，对被选入的文章进行修改已成共识，因为很多文章的用词用语并不符合现在的汉语规范。他还说，只有鲁迅先生的文章风格独特，一字不删选入教材。这理由被很多一线教师奉为圭臬，似为不证自明真理。这古怪思想却谬误流传，贻害深远，而缺乏基本的有效反思。我对此有两个疑问：一，现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都风格独特，影响深远，为什么其他作家作品可以修改甚至篡改，鲁迅的作品就不能修改呢？因何厚此薄彼？出于政治原因还是文学原因？二，一位六十年前自由创作的前辈作家，如何才能写出符合现在你们制订的汉语规范要求的文学作品来？
剽窃和篡改的课文，触犯了著作权出版法，伤害了相关作者的著作权益。大多数删改都也手法恶劣，还有很多课文来源成谜，有些是拿来之后剪剪裁裁不见原样的，有些是洋为中用窜改名字顾头不顾尾的，各种都有。这些课文是真正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伤害了我们下一代的精神健康。
第四个问题是语文教法落后。很多教师把上课当成个人秀，声光电各种设备一哄而上，花骚课件在投影仪上闪现，看起来很热闹地把一篇完整的文章拆成鸡零狗碎了。“语文”这个词用到现在，已经充满了简单粗暴的工具理性色彩，跟真正的语言文学的意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现代各国的相关教材，大多是“语言与文学”。这么学科的特殊性根植在语言和文字的具体运用上，声光电用在语言文学课上是破坏性的。反复阅读和细细体味，才能对一篇好作品有整体感知。经典名篇带给读者的，不仅是表面上的字词句的摘抄熟记，而是整体的思想人文浸润。语文教师不能高高在上，全知全能，而是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以平等的心态，和学生一起讨论共同思考。教师界有一句话：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我曾写文章推荐动画片《功夫熊猫》，请教师和家长把它当成一部教育片来看，仔细思考在影片里，一位真正优秀的教师，是如何想方设法来激发好吃懒做的“差等生”熊猫阿宝的潜能，并把他培养成功夫大师龙武士的。
第五，语文教材本位主义。过去，语文教师会把学生读文学作品贬抑成“看闲书”，“看课外书”，贬抑为“不务正业”，似乎把头埋在教材里的呆子才是好学生。现在这种观念有了很大改善，很多专家也推荐和编撰了“新课标”等的推荐阅读书目，但这些书目大多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有不同的年龄差异分级，只是被出版社用来作出版赚钱的借口而已。
真正合格的语文教材，应该是一本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详细分类导游手册，要通过基础学习、介绍和引导，让学生学会离开教材，进入文化知识的广阔世界中去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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