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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野下慈善超市的发展
——基于厦门市爱心超市的个案研究
[摘要] 本文采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国慈善超市的发展。笔者以厦门市爱心超市为个案，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综合考察影响慈善超市有效运营的深层动因和主要因素，探讨如何才能建立慈善超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笔者发现，慈善超市能否发挥持续有效的救助功能与慈善超市的运行机制、互动关系及社区网络息息相关，这三个方面共同决定了慈善超市的发展。
[关键词] 慈善超市 社会资本 互动 社区网络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on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Abstract: Referring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Based on the example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in Xiamen,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deep-seated reasons and major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from the microcosmic-level and microscopical-level.And the article explores how to set up a long-term and efficient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charity supermarkets.The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out that the interactions among citizens, the mechanism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and the community network are closely correlative to social aistance function of charity supermarkets.These three aspects decide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together.Key words: charity supermarkets, interaction, community network.一、导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弱势群体的数量和范围在不断扩大。为了推进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保障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促进和谐社会的稳固发展，社会各界在扶贫济困方面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慈善超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2003年5月18日，上海成立首家慈善超市，以社区为依托，通过构建新型慈善事业运作平台，把临时性、季节性的扶贫工作，转变为经常性、长期性的帮扶活动，开创了社会救助的新形式。2004年7月，国家民政部发出《关于在大中城市推广建立“慈善超市”的通知》，要求两三年内全国大中城市要普遍建立“慈善超市”。2004年底，全国已建成慈善超
1市1842个，2005年底增加至3076个。
在慈善超市迅速扩展的同时，其运营困境在各大城市中也普遍存在，由宣传不够，供需不均，后劲不足等原因，一些社区的慈善超市不得不结束其短暂的经营。在广东汕头市金平区，“慈善超市仅仅运行一个多月，民政部门通过各种途径投入的首批物资全部发放后，捐赠物资无以为继，货架上空无一物，不得不暂时关闭”（王先进，2007：56）。
为了充分发挥慈善超市扶贫济困的功能，各大城市在运营方式上进行积极探索，以求能突破瓶颈，建立慈善超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与其它城市相比，厦门市爱心超市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自2004年5月创办第一家爱心超市以来，慈善超市在厦门市迅速发展壮大。目前，思明区各个街道都建立起爱心超市，其他各区相继续建立起博爱超市，并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因此，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将近4年的发展历程中，厦门市爱心超市如何积极探索，发挥持续有效的救助功能？哪些因素影响到爱心超市的成功运营？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既有研究
随着慈善超市的出现和发展，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新生事物。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国内学者有关慈善超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数据来自民政部《2004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和《200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第一，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分析慈善超市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市场与慈善超市的关系，以及慈善超市对公共服务资源整合的影响。张夏礼认为，慈善超市“凸显了个性化、规范化、经常化的公共服务导向，创新了公共服务的机制，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相关公共服务资源的整合提供了条件”（张夏礼，2006：33）。
第二，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研究慈善超市扶贫济困的新理念、运作机制及管理机制，探讨慈善超市在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完善社会救助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分析了慈善超市作为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困境。高功敬考察济南慈善超市后指出，慈善超市提供了一种经常性、规范性的捐助与接受平台，为统一调配社会捐助物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制，并为特困家庭增加了一条更为人性化的救助方式（高功敬，2006）。
第三，从社区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慈善超市在帮助弱势群体获取社会资源、强化社区支持网络以及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等方面的特殊作用。李雪萍、陈伟东指出，“社区慈善超市在捐赠和销售环节联系着各种社群和个人，从而就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弱势群体的社会联系范围”（李雪萍、陈伟东，2006：77）。
从以上简要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慈善超市的研究还是很有限的。首先，一些国内学者已经就慈善超市的性质、作用及现状等进行了初步研究，但对于影响慈善超市发展的深层动因、超市实际运作机制等重要问题，至今尚没有深入的研究。其次，目前的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未能在理论上作深入探讨。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意义
慈善超市起源于美国的“Good Well”（好意事业组织），它是非营利机构开办的一种免税“公司”，成立于1902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高功敬，2006）。在我国，慈善超市作为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对社区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整合，对弱势群体进行物质帮助和人文关怀。笔者尝试用社会资本理论，以厦门市爱心超市为个案，来分析影响慈善超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利用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我国慈善超市的发展，不仅有助于了解慈善超市有效运营的深层动因，解决慈善超市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可以此检验、丰富、发展社会资本理论。慈善超市是新时期救助弱势群体的新形式，通过对其实际运作机制的考察，不仅对全面缓解和根本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更新社会救助理念、转变社会救助机制以及实现社会有效整合也大有裨益。
（三）社会资本理论
1.国外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回顾
社会资本是新经济社会学中重要的理论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于1980年提出。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与某种体制化的网络相联系；个人占有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的网络的规模，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的数量（陈宇秦，2006）。
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界明确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组成，而且为社会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Coleman，1988）。具体的讲，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表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权威关系与社会组织等（Coleman，1990）。
1993年，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在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调研的基础上写成《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该书的畅销使社会资本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书中，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2001：195）。
在继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用于政治分析之后，扩大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范式的应用范围，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从社会信任角度界定社会资本，并用它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福山，2001）。林南（Nan Lin）从社会资源角度，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林南，2005）。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从社会网络角度，对美国社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弱关系对人们寻找工作机会的作用（Granovetter，1973）。
尽管国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潜在用法相差悬殊，但文献中的共识在不断增强，即社会资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行为者通过在社会网络或者其他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来确保收益的能力”（李惠斌、杨雪东，2000：126）。2.国内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回顾
国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张其仔博士正式提出并进行具体研究。目前国内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研究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着重探讨了社会资本对于国家经济转型、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变及个人就业求职等方面的作用和功效（张克中，2006；万涛、姚小涛，2005；刘年辉，2006）。第二，探讨社会资本与精神文化的关系，提出作为社会资本特定形式的社会信任对重塑人文精神、实现社会整合及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董才生、吴克领，2005；李喜英，2005）。第三，关注社会资本与弱势群体的关系（胡平、张鹏刚等，2004）。第四，聚焦社会资本与城乡建设的关系。我国学者张文宏、霍一伟、吴光芸、杨龙、闫逢柱等应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城市社区建设、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建构、乡村治理、村民自治等问题。第五，一些学者直接将社会资本作为对象进行理论研究，或者分析社会资本的载体，如家庭、组织、社团、社区等（黄展涛、王群，2007）。
（四）本文的分析框架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对社会资本概念表述体系的分层，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次。微观层面关注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人自我，中观层面分析个人自我的联结及关系类型，宏观层面指出社会资本包含在更大的网络体系中（李惠斌，杨雪东，2000）。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参照托马斯的分层，尝试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对厦门市爱心超市展开分析。
在微观层次上，笔者主要分析爱心超市的受助者、捐助者、政府的互动关系，考察个人如何通过他所嵌入的网络来增强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在宏观层次上，笔者以爱心超市的实际运营机制为基础，了解超市如何发挥中介作用，形成受助者、捐助者和社区长期稳定的网络关系，讨论网络环境如何影响慈善超市的运营及个体获取资源的能力。
（五）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笔者2008年在2厦门市思明区爱心超市收集的，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笔者走访的三家爱心超市的资料；二是笔者对超市管理员、受助者和捐助者的访谈资料；三是笔者在网络上搜集的关于厦门市爱心超市的资料与新闻报道。
三、厦门市爱心超市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在国家民政部的号召下，慈善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多超市面临运营上的困境，存在倒闭的风险。除了因为资金有限、货源不足之外，还与慈善超市的运行机制、互动关系、社区网络等密切相关。本部分以厦门市思明区三家“三好”爱心超市为案例，分析影响爱心超市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一）爱心超市的诞生和实际运作机制 1.爱心超市的诞生
厦门市创办爱心超市的设想，源于街道面向社区群众的献计献策活动。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厦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仍有许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仅靠政府的低保和救济维持生活，街坊邻里的贫富差距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明显问题。一些居民手中有许多闲置物品，有心要帮助困难群众，但因缺乏捐助机制，无法实现。街道逢年过节给困难家庭送温暖，只能给予临时性的物资补助，难以满足他们的长期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嘉莲街道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率先在福建省创办第一家爱心超市，并迅速在思明区推广，辖区内十个街道实现了爱心超市的全覆盖。同时，思明区政府成立区慈善会，制定《思明区爱心超市管理暂行规定》，对全区爱心超市进行统一注册、统一标识、统一管理和统一配送。2.爱心超市的实际运作机制
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稳定的工作机制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是爱心超市成功运营的前提条件。厦门市思明区政府十分注重爱心超市的协调统一，不仅制定了统一的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统一的调配方案，使各街道爱心超市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一，从管理体制来看，爱心超市主要由民政局和区慈善会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各个街道专门成立爱心超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街道团委、民政、妇联、工会、残联等部门人员组成，主要负责指导、监督爱心超市的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负责爱心超市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从工作机制来看，各个社区设立经常性捐赠物品的接收站，为居民的捐赠提供了 2笔者走访的三家爱心超市位于不同的社区，K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属于老城区，J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属于新城区，L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属于村改居社区。通过选取不同的社区，笔者希望能增强调查研究的信度与效度。这三家爱心超市在2007年被厦门市思明区政府评为三好爱心超市，发展相对成熟。便利。爱心超市工作人员负责捐赠物品的整理，分类及标价。每件物品根据市场价值及超市现有的库存量进行分值标注，每件物品最高价值不超过10分；其中，未成年人用品及书籍不计分值。各个街道根据具体情况，一般每个月或每两个月安排两三天开放超市，各社区领取时间采取轮流制。
爱心超市主要面向辖内生活困难户。低保户可凭证到社区居委会申请爱心超市物品领取证；其他困难户可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由社区居委会初审后，报街道办事处审核，符合条件的，由所在社区居会会发给爱心超市物品领取证。爱心超市每户每月基础分值10分。
第三，从激励机制来看，一方面，对那些经常参加捐赠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表彰，包括贴红榜、送锦旗、发纪念品等。另一方面，对那些经常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的受助者，实行分值奖励，每参加一次公益劳动奖励1分。这些激励机制大大提高了捐助者和受助者的积极性。
（二）爱心超市的互动关系
从布迪厄、科尔曼等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内生在人们关系的结构中，一个人要拥有社会资本必须与其他人有联系，即要发生互动关系。不同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是有差异的，但通过主体间互动，这些资源可以流动互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心超市为个人、群体、组织间的社会资源流动提供了某种条件和便利。它通过自助平台的形式，形成不同层次主体的互动关系，主要包括：政府与捐助者的互动、政府与受助者的互动、捐助者与受助者的互动。1.政府与捐助者的互动
捐赠是爱心超市赖以生存的关键因素，是超市货源的主要保证。但是，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捐赠，为受助者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对政府来说并非易事。民政局、区慈善会和各个街道都在积极探寻与捐助者互动的有效方式。
J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位于厦门新城区，辖内商贸繁荣，经济发达，2006年街道财政总收入达5.5亿元。J街道在社区内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吸引个人和企业来捐赠。同时，利用辖内企业分布密集的优势，积极走访，采取各种措施动员企业参与爱心超市的捐赠。其中，将企业纳入爱心超市的管理层是一项重要的激励措施。
爱心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超市的发展方向、日常运作、宣传活动等，企业都可以加入讨论，献计献策。有些企业的周年庆活动就是动员员工为爱心超市捐赠。对企业来讲，乐于助人是很好的企业文化，会促进企业的团结和进步。另外，通过这种活动，企业也可以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形象。对超市来说，当然也是受益的。超市要发展，得想出一种方法，让各方都能受益，不管是物质上受益还是精神上受益。”（访谈J01）
目前爱心超市主要依靠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方面，民政局、区慈善会在新闻媒体上大力宣传爱心超市，扩大其影响力；另一方面，街道积极走访辖内企业，与辖区各单位和企业结对子，争取多方支持，鼓励他们成为爱心超市长期、固定的捐助者。J街道爱心超市立足本辖区的优势，努力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寻找一个互惠点，以寻求一种双嬴的局面。
布迪厄在分析社会资本时提到，“团体成员的身份带来的收益是团结的基础，而团结又使收益成为可能”（李惠斌，杨雪冬，2000：121）。这里所说的收益是指团体成员间的互惠互利。社会资本不是自然给予的，它在一定的互惠期望中产生。团体成员身份的卷入使各个成员的社会资源嵌入同一制度化的团体关系中，并产生相应的期望和义务，流动互通也就成为可能。J街道把捐助企业纳入爱心超市的管理团体，一方面，在无形中把爱心超市的运营权责部分转移到企业，促使他们自愿提供一些社会资源，主动参与捐助；同时减轻政府负担，有利于政府逐渐退出爱心超市的管理，实现政府职能社会化。另一方面，街道利用自身政府工作的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某些便利，如通过爱心超市的宣传和对捐助企业的表彰，企业
3在社区居民中的形象必然会提升。政府和企业的这种互动关系打破了社会资源单向流动的局限，为双方长期互惠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2.政府与受助者的互动
在爱心超市出现以前，政府主要通过发放低保金等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政府与受助者的互动很有限。爱心超市的出现为政府与受助者的积极互动提供了条件。
“已经很满足了。我们本来就有低保金领，现在还可以领些东西，已经很好了。真是太感谢政府了。”（访谈L02）
“每个月都可以从超市里领东西，一次领的东西看上去不多，但长期领下来是很可观的。很谢谢政府。本来已经发钱了，就没有义务做这些，但政府还是做了很多。”（访谈K02）
“说实话，物质上不会提供特别大的帮助，一个月领不了多少东西。但从精神上看，帮助就大了。人都是需要被关心的，尤其是遇到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爱心超市就会让这些困难户感到温暖。很多困难户都说很谢谢政府给予的帮助。”（访谈J01）3 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源单向流动是指资源只从一方流向另一方，只有另一方获利的情况。“他们来领东西的时候会来反映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就了解他们的需要，向上头反映，下次进货的时候就有针对性。”（访谈L01）
由此可见，通过爱心超市，政府与受助者有了更为频繁的接触，增进对受助者需求的了解，能更好地开展救助工作；同时，受助者增强了对政府的认同感。在访谈中，大部分受助者都对爱心超市持正面、肯定的态度。超市工作人员也表示，虽然爱心超市提供不了多大的物质帮助，但它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很多低保户还是很感激。当然，笔者并不排除仍有部分受助者对政府不满，如超市工作人员反映一些受助者对超市内的物品很嫌弃，但这部分人是极少数的。
更重要的是，爱心超市并非只是单纯提供物质补助，它更通过一种弱关系的建立，把政府和受助者有效联结起来，提高受助者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我听街道的人讲，一些企业会有一些工作机会，那些经常参加劳动手脚灵活的低保户就会被派去。”（访谈K01）
“有什么工作机会，居委会会跟我们说。像庙里会捐油捐米，我们也去庙里帮过忙，搬东西什么的。你说政府帮我们那么多，我们能做点什么是什么，而且我们去帮忙也有分可以拿。”（访谈J03）
“低保户可以通过为爱心超市整理物品或者参与社区公益劳动来赚得相应的分数，比如小区里面的卫生维护、巡逻、出版爱心超市的报纸等。这个政策既让低保户更有尊严地拿到东西，同时也为小区建设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访谈J01）
弱关系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它是指一般的相识关系，存在于群体之间，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Granovetter，1973）。弱关系在个人、群体、组织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纽带。受助者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基本上都处于被组织的状态，即依靠政府等外界力量来帮助其整合资源。政府通过爱心超市与受助者建立起广泛的弱关系，并通过弱关系加强与受助者的信息沟通，帮助受助者增强获取资源的能力。具体的讲，街道通过积分激励机制，推动受助者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如参与社区治安巡逻、文明劝导、计生宣传的等公益劳动，按照他们参加活动的时间和所作的奉献给予适当加分。这样，一方面受助者能获得更多的物质补助，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受助者与街道的互动频率大大增加，也更方便从这种互动中获取各种信息，如就业信息等。那些经常参加社区公益劳动，与街道保持密切联系的受助者会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3.受助者与捐助者的互动
捐赠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何为赠受双方提供无压力的环境构成了爱心超市赠受双方互动关系的微妙之处。
“爱心超市是一个很好的创新。它是一个平台，把捐助者和受助者在不见面的情况下联系起来，避免了尴尬。这可以让社会上的人都参与到帮助人的活动中。捐东西前我们会打电话跟超市联系，看他们那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买了送过去。”（访谈J05）
“我们有能力帮助人，他们需要帮助，爱心超市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况且受助的人不用跟捐助的人不用见面，也就没有心理负担和压力。”（访谈J04）
爱心超市有好几年了吧。新闻报道上都有看到。政府投入那么多，是一个很好的品牌项目啊。”（访谈K03）
4通过爱心超市，受助者和捐助者形成特殊的互动方式——匿名化互动。笔者这里所说的匿名化互动是指，以尊重隐私为前提，通过某种中介性质的个人、组织和机构来达成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在匿名化互动中，双方的具体信息被概括化，即双方都被标签为具有某些共性的群体。例如，在爱心超市中划分了两大主要群体：一是超市物品的供应者——捐助者；一是超市物品的购买者——受助者。
匿名化互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见面，其首要特征是互动主体的具体信息通过概括化而被隐藏起来。实际上，为了更好地了解受助者的需求，爱心超市会组织一些活动，让捐助者和受助者见面，增进双方的沟通。即使是见面，赠受双方仍然属于匿名化互动，因为他们并非个体互动，而是两大群体的互动。在助人关系中，匿名化互动属于比较人性化的沟通方式。对于受助者来说，匿名化互动的方式不仅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做到以人为本，而且极大地鼓励了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勇气和积极性。受助者说，“和那些企业见面也没什么，我们谈谈缺什么，有什么需要就可以了。那么多人，谁会记的住，不会不好意思拉。有时候向了解自己家底的亲戚朋友帮忙，还真会拉不下面子。不认识的人反而敢放开胆讲。”（访谈L02）
对于捐助者来说，匿名化互动的效果取决于捐助的动机。从广义上讲，主体让渡社会资源的动机主要有两种：完善性和工具性（李惠斌，杨雪冬，2000）。完善性动机是指不要求物质回报，不关注外部认同和激励，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精神上的满足。工具性动机则是指暂时让渡资源是为了将来更多的资源回报。因此，持完善性动机的捐助者会比持工具性动机的捐助者更偏好匿名化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作为中介的爱心超市要协调不同捐助者的 4 匿名化互动是笔者根据爱心超市特殊的运作方式而提出的一个概念。需求，才能够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三）爱心超市的社区网络
社区是人们最主要的生活载体，通过构建社区网络可以为人们提供信息、物质和精神支持。从这个角度看，社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嵌入社区网络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正如前文所述，社区中的各个主体通过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可以获得社会资源，但仅限于某一类的主体间互动无法实现社会资本存量最大化。只有通过中介机制，把这些主体有机联结起来，形成多层次、多方位、结构化的网络关系，才能实现社区资源的最优配置。
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意大利南北方政府的绩效差异。他发现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北部城市“有许多积极的社群组织，（„„），这些‘公民社群’推崇团结、公民参与以及整合”（普特南，2001：203）。“在他（普特南；笔者）看来，社会资本本质上是通过公民的互动、信任、合作组织和整合社会资源并发挥资本的作用。只有在社区各利益主体存在对共同体高度认同和信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合作与互助的组织网络”（姜振华，2005：31）。因此，在建构社区网络的过程中，互动是前提，信任是基础，参与是保证。关于爱心超市的各主体的互动关系，前文已作分析，以下将要讨论在互惠基础上如何强化信任，动员各个主体积极参与，并形成长期合作。笔者认为，影响社区网络建构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信任、参与和激励。1.信任
爱心超市的公信力主要来自政府的扶持。中国是政府主导型国家，政府的态度与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态度与倾向。这就决定了爱心超市在构建社区网络中必须依靠政府来推动。通过政府的示范性引导，强化了居民对爱心超市的信任，再以爱心超市为中介，建立起受助者、捐助者、志愿者等的相互信任。访谈中，捐助者将爱心超市定位为政府的品牌项目，表示其捐赠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
信任与一定的规范相联系。“这些规范包括共享的价值观与准则，它的主要功能是能在个人之间形成信任与秩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费用，促进人群与组织之间有效的交往”（杨月如，2006：12）。因此，一方面，爱心超市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制定严格的捐赠物品接收、发放、库存管理、报废认定、进出公示等制度，让捐助者放心捐赠。对于各种捐赠物品有着严格的检测和评估制度，让受助者安心受助。另一方面，爱心超市在社区内广泛宣传奉献、互助的价值观，以引起社区居民的共鸣。这些规范培育了信任的基础。2.参与
爱心超市具有多功能定位，它不仅是受助者领取物资的场所，也是公民道德教育实践基地，未成年人德育教育基地、志愿者服务点以及医院爱心医疗咨询点。这种定位使得爱心超市的收益面广、受益面结构独特、群众参与度高，大大地提高了社区网络的规模和密度5。例如，J街道通过爱心超市已经有200多户困难家庭与机关、企事业和非公企业结成解困助贫、助残、助学的帮扶对子，签定了协议书，使许多困难户享受到捐赠对象的帮助。超市工作人员在访谈中说“有了爱心超市的理念，各方面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访谈L01）3.激励
调动居民参与爱心超市的积极性，激励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受助者，爱心超市主要通过分值引导，将受助者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物资受赠与精神受赠结合起来。主要做法是引导受助者参与公益活动，按照他们参加活动的时间和所作的奉献给予适当加分，鼓励受助者多做贡献，回馈社会。同时，爱心超市鼓励精神消费。超市里的文化类物品，如铅笔、书籍、VCD、磁带等一律不计分值，引导困难家庭成员学习科学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增加谋生的本领。对于捐助者，除了贴红榜表彰、送锦旗奖状外，参加捐赠的企业还可以享受免税优惠、参与爱心超市的管理等。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这些措施极大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四、厦门市爱心超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爱心超市存在的主要问题
爱心超市是新时期慈善事业的新模式，是政府解困工程的重要补充。它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运营模式。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爱心超市仍面临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供需还不平衡。爱心超市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它本着为民服务的原则，为困难居民提供需要的帮助。但是，由于捐助者和受助者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捐助者提供的物品和受助者需要的物品常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超市里大米、食用油常常供不应求，但水瓶、水杯 5规模是一个网络中参与者的数量；密度是指各个参与者之间直接联系纽带的数量。
一般都无人问津。受助者说，“家里小孩身体不好，总生病，看病买药很贵。希望超市里能多进些药，我们负担也轻些。现在超市里摆的药得很少，就那几种，都没怎么换过，每次都是那些，都是我家用不上的药。”（访谈L03）尽管超市工作人员表示会入户调查困难户的实际需要。但是，据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超市在困难户的需求调查这块还有待增强。不少困难户表示爱心超市很少或几乎没有来入过户。
第二，货源供应不足。爱心超市目前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但想要长期发展必须扩大社会捐赠。社会捐赠本着自愿和无偿的原则，禁止强行或变相摊派，这使得爱心超市在寻找货源上困难重重，很难找到愿意持续捐赠的企业和个人。一方面，企业是爱心超市最重要的捐助者，但捐赠数量有限。另一方面，普通居民有心要帮助困难群众，但他们捐的东西很多是即将废弃的实用价值已经不高的物品，很难满足受助者的需求。这些物品要是一段时间没人来领取，就直接送到灾区或红十字会。由此可见，爱心超市似乎不能起到原先设想的救助功能。
第三，人员支持不够。目前，思明区每个街道有一个爱心超市，每个爱心超市要覆盖街道所有社区，这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由于街道日常事务已经很烦琐，很难很好地兼顾到超市。例如，K街道爱心超市要负责12个社区的物资发放，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在负责。超市工作人员表示，“琐碎的事很多，有时候都忙不过来。发放的时候，街道会派人过来帮忙。轮到哪个社区领东西，那个社区就会派一个办事处主任过来帮忙。比较经常叫那些困难户来帮忙，他们刚好也可以积分。”（访谈K01）由此可见，爱心超市要发展，不仅要保证稳定的货源，还要配备足够的人员。
第四，宣传有待加强。政府搭台，社会唱戏是爱心超市理念创新的核心。爱心超市的目标之一是要把民间这个巨大的物资资源调动起来，进行资源合理配置，形成社会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规模效应。政府的确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展开了大力宣传，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理想。笔者在调查的时候，随机抽取在社区中活动的居民，共18人，了解他们对爱心超市的认知程度。结果显示，知道爱心超市的有7人，不知道爱心超市的有10人，听过爱心超市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有1人。虽然随机抽查的数量和代表性都很有限，但抽样的结果表明了爱心超市的宣传力度仍有待提高。
第五，缺少市场定位。爱心超市虽然是慈善项目，但这并不表示不可以引入市场化运作。相反，考虑到单纯的物质流动引起的供需不平衡等问题，超市更应该通过市场引导，实现物资交换，将捐赠物变现，再用所得的资金购买受助者需要的物品。笔者在访谈中提到上海慈
6善超市引入市场化机制的做法，三家爱心超市的工作人员都表示不可行，这涉及到复杂的管理和工作体制的改革，他们认为义卖是很好的变现形式。但目前超市义卖次数有限，难以成为经常、固定的变现形式。爱心超市需要思考物-资-物流动方式的更好路径。
第六，网络单一性倾向。这里所说的单一性倾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网络辐射方向的单一，即信息的单向流动。具体的讲，在互动的过程中，有一方处于完全主导的地位，而另一方则是被动接受，双方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沟通，信息只是从主导方流向接受方，缺少了反方向的信息回流机制，这样就无法了解接受方的需求，以更好地改善网络质量。例如，上文提到的供需不平衡正反映了这个问题。又如，在爱心超市的激励机制中，街道鼓励受助者通过参加公益劳动获取积分，但这种安排带有行政指令的性质，街道有什么活动，就打电话叫一些受助者过去帮忙。积分制调动了受助者的积极性，但指令安排的互动方式却削弱了受助者找寻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主动性。
单一性倾向的第二层含义是指网络交往主体的单一。以爱心超市为中介联结起来的社区网络包括各个层次和各种类型的主体，但是他们之间还未形成多形式、多层面的互动，一般都是某类主体内部交往比较密切。交往群体的同质性虽然可以增加亲密度和归属感，但也大大减少了信息量，影响受助者社会资源的获取。
（二）对策建议
针对爱心超市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爱心超市的扶持力度。鉴于我国是政府主导型国家，国内尚未形成慈善捐赠的社会风气，许多居民对爱心超市的发展仍持观望态度，目前政府不可能完全退出爱心超市的运营，反而要利用其权威优势，为爱心超市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国外，慈善超市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税收政策的支持，高额的遗产税与慈善捐赠后的免税措施，使得当地居民在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后，更愿意选择去超市奉献爱心。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完善慈善捐赠立法，积极扩大捐赠免税的受益面，提高捐赠免税的比例，对捐赠者进行有效的激励，提高爱心超市的公信力。同时，政府要充分利用舆论工具，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加强对爱心超市的宣传。通过各级党和政府 6 上海的慈善超市实行市场化经营。在上海，慈善超市里有收银台，有现金交易，超市对所有普通民众开放，包括受助者和来献爱心的居民。来献爱心的居民以高价购买商品的方式捐助。把商品变成资金，是上海慈善超市的主要特色，它能够实现捐赠物资的快速变现。的有利推动，以及街道、居委会干部的深入宣传，把政府的职能与群众的愿望结合起来，把民间的资源与困难群体的需求结合起来，使爱心超市家喻户晓，群众踊跃参加，实现政府职能社会化。
第二，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适当引入市场化机制。笔者认为上海慈善超市的运营方式很值得借鉴。上海慈善超市面向所有普通民众，采用市场化运作，变现过程按市场规律办事，实行企业化管理，这使得物-资-物能够灵活流通，更好地满足了受助者的需求。鉴于两地超市的实际情况的不同，可以先在厦门市发展相对成熟的爱心超市进行试点实验，在成效显著的基础上开展经验传授和试点推广。除了借鉴上海的经验外，爱心超市可以继续推广义卖活动，尝试将义卖变成经常性、常规化的工作。另外，爱心超市可以与普通超市进行合作，动员普通超市拿出一定数量困难群众需要的生活用品，在各超市中设立爱心超市的专柜等，这不仅可以更好的帮助困难群众，也可以扩大爱心超市的影响力。
第三，以社区为平台，增强爱心超市的辐射力。通过开展各种社区活动，将爱心超市建设成为平民俱乐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开展各种联谊和结对子活动，促进政府、受助者、捐助者的互动和沟通，达成各方的相互理解。另外，街道不仅限于提供就业信息，还应该开展各种形式的就业培训，提高受助者自助能力。同时，推进志愿者服务的深化发展。目前爱心超市的志愿者主要是社区附近学校的中小学生，志愿者队伍建设仍需进一步完善。因此，要加强宣传动员力度，扩大超市志愿者的覆盖面，结合社区实际需求，以“一助一”、“多助一”等长期结对为主要形式，为爱心超市的受助者提供帮助，尤其是老弱残幼群体。
第四，努力实现供需平衡。爱心超市有必要建立起及时顺畅的信息反馈渠道，经常电话或走访受助者家庭，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以确保提供更有针对性、人性化的服务，也为捐助者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同时，超市需要采取各种方式，加强物品变现的能力，通过盘活物流，对超市中受助者不需要的物品明码标价，用出售回笼的资金为受助者购买所需的物品。
五、总结与讨论
（一）总结
本文以厦门市爱心超市为个案，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政府、受助者、捐助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并在爱心超市实际运作机制的基础上，讨论以超市为中介的社区网络建构。同时，笔者分析了目前爱心超市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探索性的建议和对策。由此，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以爱心超市为中介联结的不同层次主体的互动关系影响了个体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爱心超市的发展。政府、受助者、捐助者在互动过程中必须找到互惠的基点，才能促使他们形成有效的互动，实现社会资源的流动互通。
第二，社区是人们的生活共同体，通过建构社区网络，可以发挥社区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社会救助的经常化、普遍化，为受助者和普通居民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同时，通过强化信任基础、形成激励机制、提高参与能力，使政府、受助者、捐助者、志愿者等密切配合，全面拓展救助渠道，使爱心超市发挥最大的救助功能。
第三，要推进爱心超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并举，以社区为平台，建立起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格局，实现爱心超市的多功能定位。
（二）观点的拓展
慈善超市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完善社会救助机制的一项有益探索，但要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笔者认为需要对社会救助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爱心超市最大的特色在于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因此，在社会救助中，除了满足受助者的物质需求外，更要注重人文关怀，尊重公民基本生存权利，尊重受助者的人格尊严，以人为本，不断整合社会矛盾，在社会救助中贯彻人文精神。社会保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因此，在为受助者提供帮助的时候必须牢固确立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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