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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陪伴与成长
2015-04-13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寒冷的冬夜，怕黑的小熊怎么也睡不着，大熊给他带来了一盏比一盏更亮的提灯，可是小熊还是害怕。他指着洞外的黑夜，说：“那里黑。”于是，大熊牵着小熊的手走出洞外，把他紧紧抱在怀里，说：“看，小熊，我把月亮给你带过来了。”
在这本名为《睡不着吗？小熊》的绘本中，最后一幅画面定格在一片茫茫雪地上，深蓝色的夜空里星光点点，一轮明黄的圆月下，几棵静静的青松边，小熊已经在大熊的臂弯里睡着了。
月亮是绘本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月色时而柔和，如《睡不着吗？小熊》；时而质感奇特，如《月亮的味道》，一群小动物爬到天上吃月亮，那里的月亮像一块脆脆的薄饼；时而浓烈，如《月下看猫头鹰》，爸爸带着小女孩看猫头鹰，月光的炙热程度已经接近烈焰了。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玛利亚·塔塔尔说，如果将儿童睡前故事的渊源往前推，推到远古时代，一天的劳作之后，无论男女老少，一起坐在火堆边聊天闲谈——关于林中潜藏的怪物，如何躲避他们，关于天真与诱惑，关于邪恶与同情„„火光那么明亮、美丽，四周却是闪动的阴影。这种“黑暗中的光”的强烈对比，美与恐惧的碰撞，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读者情绪与认知上的强烈震动，正是对童话之魔力的最好诠释。
美国作家理查德·莱特在自传《黑男孩》中回忆童年时代听过的童话《蓝胡子和七个妻子》如何给他造成一种“全面情感反应”：“我的想象力好像着了火。那个故事在我心里激发的感官反应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身体里„„我渴望着故事带给我的那种尖锐的、恐惧的、令人窒息的，几乎是痛苦的兴奋感。”
玛利亚·塔塔尔用“着魔的猎人”来形容一个孩子听一个故事时的精神状态——好奇、精力充沛、着迷。他／她被“黑暗中那道火光”点燃，踏上了奇妙的冒险之旅。她认为，当儿童穿越到第二空间时，其实并不是以一个代入者的姿态，而是以旁观者、旅行者的姿态，进入文字和图片构成的那个象征性的世界。
18世纪以前，这也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的孩子只是被视为“小大人”，一种“不完美的成人形态”而已。他们平常和大人一样干活，闲时混在大人堆里一起围着火堆听故事。18世纪以前的童话根本就是成年人的娱乐，充斥着大量的暴力、恐怖和色情内容。用托尔金的话说：“它们就像旧家具一样被从客厅搬到了婴儿室。因为成年人不想要它了，也不在乎它被误用。”
到了19世纪，工业化浪潮带来社会环境的巨变，也引发了人们对一个消失的过去的强烈怀旧。在这种怀旧的感伤中，“童年”得以被发现——童年开始被视作人生一个特殊阶段，有自己的物质文化与精神需求。对童心的赞美，对儿童般天马行空的想象的崇尚，激发了诸多成就斐然的作家开始为孩子撰写故事，或以儿童为作品的主人公，比如狄更斯、刘易斯·卡罗尔、詹姆斯·巴利等，他们共同揭开了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
绘本作为一种全新的故事形式，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出现的。当时很多流行的童话、童谣都由一流的艺术家来画插图，比如沃尔特·克雷恩、凯特·格林纳威、鲁道夫·凯迪克。很多人将鲁道夫·凯迪克视为“现代绘本之父”。他是19世纪中期英国最著名的儿童插画家（如今国际上图画书的最高奖项凯迪克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从凡高到莫里斯·桑达克，无不为他倾倒，正是他首先突破沿袭的装饰性插画的传统，让插图也开口说话，开创了一种宛如复调音乐的对位法的插画风格——当语言淡出的时候，让图画来诉说；当图画淡出的时候，让语言来诉说。真正意义的现代绘本由此诞生（其历史不过130多年）。
绘本还有一个特点，通常是大人读给孩子听的。日本绘本阅读最重要的推广者松居直曾说：“图画书是通过优美的语言和图画表现出来的，这些语言和图画只有成为朗读者自己的感受再讲给孩子听，才能被接受。当父母或者朗读者将图画书所表现的最好的语言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感受来讲述时，这种快乐、喜悦和美感才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图画书的体验才会永远停在听者的一生当中。”
《月亮，晚安》是一本简单到至极的绘本——全书只有一个场景，就是一个绿色的大房间，穿着条纹睡衣的小兔躺在床上，对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说晚安。作者玛格丽特·怀兹·布朗相信6岁以下的孩子对与生活经验相契合的故事最感兴趣，所以绿房间里的一切——电话、红气球、墙上的画、梳子、小声说安静的老太太，都是小兔子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东西，这首先就让孩子有了一种安定感。只有当孩子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亲切的环境之中时，才会产生一种催眠的效果。自从1947年《月亮，晚安》问世以来，超过半个世纪，有上千万的孩子都是在玛格丽特那温柔的“晚安”中睡着的。
如果说，父母给孩子读的第一本图画书就是为了驱逐他们对黑暗的焦虑，瓦解对睡眠的抵抗，将睡前时间变成亲子纽带，那么，下一个阶段，即4岁以上的孩子对睡前时光的要求就不止于此了，他们渴望的，不再是宁静，而是冲突、戏剧性、幽默和恐惧，总之是一场荡气回肠的冒险，以释放他们过度充沛的能量。如果运气好，他们还能缠着父母再多讲一个故事，或把那个故事再讲一次。
比如桑达克的《野兽出没的地方》——在对妈妈的愤怒中，麦克斯的房间里长出一片树林，藤蔓爬满天花板，四壁变成旷野，汪洋大海上漂来一只“麦克斯号”小船。他扬帆起航，过了一夜又一天，过了好多个星期，过了几乎一整年，一直去到野兽出没的地方„„在那里，他成了一个发号施令的野兽之王，他命令野兽对月狂舞，还以牙还牙，不许野兽们吃晚饭就去睡觉„„
《野兽出没的地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开启了一个似真非真、似梦非梦的异度空间，语言、画面，甚至画面的每一处结构、排列与留白方式都富含深意，在那里，孩子以狂野的想象力对抗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累积的恐惧、愤怒、恨以及挫折感。很长一段时间里，成年人都拒绝承认孩子也有这些欲望和情绪。
当回到真实世界的时候，小家伙又饿又困，对母亲的怒气已消，与自己也达成了和解，但作者还是留下了一个危险的尾巴——他发现妈妈已经为他准备好晚餐，而且还是热的。据说，就最后一个词应该是“热”（hot），还是“暖”（warm），桑达克与一向关系极好的编辑之间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他赢了。“‘热’可能让你烫到舌头，或者陷入麻烦。于是故事又有了开放的空间。童年不会在一个故事里结束，而是不断发生。焦虑和愤怒还会继续。”
在现代绘本开启的独特的“接触空间”中，父母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著名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对话的空间，父母的任何解释和阐释都会破坏童话的魅力机制，因为它剥夺了孩子成功应对一个困境的良好感觉。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父母与孩子可以“合作想象”的空间。事实上，故事最大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不断变形的能力——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总是有不断的打扰、鼓掌或起哄，故事因为听者的参与而变得更加厚重。在我们对孩子讲故事的时候，也应该将这个创造性的纬度带进来，创造一种“对话性”的阅读，而不是让故事结束在“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纽约客》的专栏作家亚当·戈普尼克在一篇关于童话的文章中写道，所谓“接触空间”很多时候是“冲突地带”——“在儿童文学中，成年人想要一个关于童年的抚慰图像，或者一个熟悉的名字或者故事；孩子则想要一艘船，一个出口，一种彼岸生活的案例。孩子想出去，他们的父母则想回归。成年人渴望通过奇境、纳尼亚、乌有乡回到童年的愉快光景，而孩子们想把这些地方当作超越孩子气的跳板。成年人被乡愁驱动，孩子们则想把它们作为漫游真实世界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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