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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及影响
【摘要】儒学，即儒家学说，自汉朝汉武帝时期起，便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儒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脉，也是亚文化圈的重要内容，对东亚及世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论文将从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及影响两方面分析儒学的国际化问题。【关键词】儒学；朝鲜；传播；影响
儒家思想不仅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深刻影响了古代朝鲜的社会历史，朝鲜社会的政治、教育、思想文化、法律、民风礼俗等都浸润着儒学的精神，儒学与朝鲜的民族精神有着深厚的渊源。
一、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礼治”主义。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德治”主义。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人治”主义。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演变
（一）儒学传入朝鲜。
中国儒学何时传人朝鲜，其确切时间无法详考旷学界大体有四种推测：
1、箕子引进说。公元前11世纪，商朝末叶纣王叔父——箕子去朝鲜，被周武王封为朝鲜侯。箕子在朝鲜以礼仪及蚕织耕作教导百姓。朝鲜学者张志渊认为，箕子是孔子的先祖，箕子建朝鲜，朝鲜就是儒家的宗主。
2、汉四郡传进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其地设置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今平壤乐浪区土城，乃乐浪郡治遗址)。各郡派有汉太守，与汉通商。随着汉人官吏、商贾、移民的介入，儒家思想文化移入朝鲜。
3、汉文字导人说。14世纪初叶，李朝世宗创立自己的民族文字“训民正音”。在这以前，朝鲜一直借用汉文字。公元1、2世纪，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初建，急需一套较系统的统治理论，特别急需一种文字供国家统治和交际使用，于是，汉字便成为三国时代公文记录文。通过文字，中国秦汉时期儒家经典大量传人了朝鲜。
4、国学与遣唐留学生始传说。韩国学者玄相允认为，儒家思想传人朝鲜年代久远，但无最初的文字记载。因此，儒学的传人期应以文字记载为准。
公元372年之后，三国相继建立，设太学，教授儒学经典并派遣留学生，这才算儒学在朝鲜传播之初。(参见张敏：《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也有史书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371—383年在位）曾正式设立“太学”。历史学家对于当时太学的教学内容虽无明确记载，但它既然是模仿中国官方的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她所推行的正是儒学教育。多数学者则认为，根据一些考古发掘推测，儒学在朝鲜的传人与发展可能在汉或更早的时间，是伴随着汉字的传人和使用而在朝鲜得到传播的，可以说，汉文字的传人带动了儒学的传入，因为汉字包含着儒学思想。但是，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得到国家承认并广泛传播，是在公元1世纪前后的三国时期。当时，在朝鲜半岛，古朝鲜、辰国等奴隶制国家已经被推翻，相继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新兴封建国家。由于各国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的原因，最先接受儒学的是高句丽，其次是百济，最后是新罗。
（二）儒学在朝鲜的演变。
自李朝建立直至1910 年日本吞并朝鲜，儒学主要是朱子学的传播、发展进入鼎盛期，确立了它在朝鲜朝官方哲学及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儒学由前期的被全面认同和接收转入本土学者个性的理论创造，完成了在朝鲜民族化、本土化的演变过程。
实例一：性理学之高标。李朝前期的朱子学者中，以士林派的金宗直、赵光祖、李彦迪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政治上主张革新，反对世袭用人政策，强调加强中央集权,提倡王道政治，反对勋旧派的保守、腐败；在哲学理论上，则继承朱熹的理本论，以理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此期最能代表朝鲜理学成就的学者是徐敬德。
实例二：阳明学之特立。在王阳明《传习录》初刊的第三年(1521 年)，阳明学就传入朝鲜。最早接受阳明学的南彦经、李瑶等学者,基于阳明“心即理”思想，批评主理论，认为天理只是人事、吾心，而非另有客观存在。统治者阶层宣祖本人亦对阳明学颇感兴趣。后又有崔鸣吉、许筠、张维等人主张阳明学，提倡人的平等，提倡学术自由，反对独尊理学而排斥异学。尤其是张维，张扬阳明尊重个性的思想,强调心的自主、自立,在朝鲜阳明学的发展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三、儒学对朝鲜的影响
由于儒学符合朝鲜三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又适合于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所以，古代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就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吸取儒学，结果，它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儒学思想对朝鲜政治思想的影响。朝鲜三国基本模仿儒学的政治思想，儒学给朝鲜三国以及后来的高丽社会政治思想以深刻影响。例如，提出了德治思想。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从此后，高句丽历代王
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第二十代长寿王于公元414年，为纪念其父王的历史功绩，特树《广开土大王（亦称好太王）碑》。东明王所提出的“以道与治”同《书经》所记载的“以道与治”，其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东明王的“以道与治”就直接受《书经》的影响。后来，到大武神王时，朝廷右辅松屋句继承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持德者昌，持力者亡”（《三国史记·大武神王》），使之更为完整。
还有朝鲜三国还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社会政治思想。高句丽根据“以仁为奇”，提出要“爱民”，并强调把它体现于政治之中。所以，故国川王目睹民众的悲惨生活，就说：“差乎为民父母，使民至此极，孤之罪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
再如，“正名”又是朝鲜三国的重要社会政治思想。统一三国的新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身份等级制，就把儒学的“正名”思想搬到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新罗古歌云：“君王为君王，臣下为臣下，百姓为百姓，则国定于太平。”（《新罗乡歌·安民歌》）
（二）儒学思想对朝鲜文化的影响。
古朝鲜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照搬照抄儒学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纲纪。他们以“仁”与“礼”相结合而成的“三纲五常”作为道德规范，并结合古朝鲜“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提出了子对父母尽孝道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大义明道思想，以此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并强调子对父母的孝道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例如，高句丽琉璃王曾因太子解明不孝就“赐剑自刎”。解明听之，则毫无怨言，稍后便说，“父之命其可逃乎，„„走马触之而死”。（《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琉璃王》）
又如，大武神王的儿子好童怕继母元妃另选太子，抢自己的太子位，就整天忧心忡忡。父王听之，开始不太相信。后受元妃一帮人的挑拨，却以为好童不孝，表示治罪。好童身边的人劝其向父王讲明事情的原由。可是好童却说：我若释之，是显母之恶，贻王之忧，可谓孝乎，乃伏剑而死。（《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显然，孝道之规是绝对不得违抗的，即使是有冤枉也要服从。
高句丽人自从接受儒家思想后，意识到过去婚姻制度不合情理。于是，他们改变旧的习惯，使之“婚姻不受礼，受礼则为羞耻”。（《唐书·高句丽》）
吸收儒学后，高句丽人的丧葬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高句丽人埋葬死人时，头部朝东或朝南，即实行“东枕”或“南枕”。认为头部朝向日出或日照的方向，死者会复活。所以，实行“东枕”或“南枕”，“东枕”尤为盛行。可是，后来受《礼记》中“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的影响，改变过去的习惯，将头部朝向北面，实行“北枕法”。后来，这一习惯又传到百济，使百济也实行“北枕法”。
（三）儒学思想对朝鲜教育事业的影响。
儒学思想在朝鲜最先扎下根的，就是儒学的教育思想。在朝鲜三国中最先吸收儒学的是高句丽。高句丽于小兽林王二年建立了“太学”。这是朝鲜最初的儒学教育机关。太学的建立，意味着儒学已经在朝鲜扎下根。到了高丽成宗年代（982—997），把太学改编为国子监。国子监仍然以贵族子弟作为培养对象。课程是以《孝经》、《论语》、《尚书》、《春秋》、《毛诗》、《三礼》等经学和史学，以及《说文》、《字林》、《三仓》、《尔雅》等为主要学习内容。定期进行国子监试，并以此作为选拔人材的主要依据。这说明儒学已经成为官学。
另外，在地方还设立私学。私学在高句丽的最初阶段叫做“扃堂”。到了高
丽时期，私学有了相当的发展。这是由于高丽遭受契丹人的多次入侵，使儒学教育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加上，战后国家无力兴办学校教育，所以，官学兴隆不起来，趁此机会，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最初创办私学的是高丽政界元老、大儒学家崔冲。他于1055年，七十余岁告老还乡，开始举办私学。私学后来改名为乡校，派经学博士去讲学。
随着儒学的普及，到高丽光宗九年（公元958年）政府“始置科举”，并以此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科举考试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科举制的实施促进了儒学的深入发展，并且巩固了儒学教育成果。
四、结语
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代表汉文化的儒学不断走出国门，是社会发展全球化的需要，也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如儒学是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经过千年的实践验证，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以后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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