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大国关系—中美关系_中美关系与的大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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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论: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概念解释

何谓“新型大国关系”?按照中方的说法,它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按照美方的说法,它是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的打破,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尽管双方

并未使用相同的概念,两国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双方对其理解和期待也不尽相同,但双方业内已存在的基本共识在于: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

发展历程 理念酝酿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就如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提出要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紧接着,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美国海军学院先后发表两次重要讲话,同样提到“中国不是苏联”、“中美不应走向冷战”,中美要建立一种“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最佳平衡”的大国关系,“而这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奥巴马总统也多次表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美国,正如美国的繁荣有利于中国。中美两国高层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在当前时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破解历史上后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唯一选择。这是两国在全面总结40年关系正常化历史、冷静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局势后得出的重要结论。高调推出

2012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此后,中美第三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墨西哥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的“胡奥会”以及最近东盟地区论坛系列会议上的中美两国外长会谈,均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重要内容。这不仅彰显了中方的积极政治意愿,也体现了中美双方的默契与配合。推进需求 创新思维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创新思维。40年前,中美发表《上海公报》是一个创举,《上海公报》在肯定双方共同点的同时,如实列出存在的分歧,确立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当前,人类已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1]

[2]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突突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相互信任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相互信任。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开创了一条依靠中国人民勤劳智慧、通过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合作共赢实现发展的正确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平等互谅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平等互谅。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积极行动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积极行动。中国有句古话,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我们要采取扎实有效的行动,把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落到实处,推动广泛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让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切实享受中美合作带来的好处。厚植友谊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厚植友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国社会各界交流交往,让更多人

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参与者、支持者。我高兴地得知,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与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举行,期待第三轮磋商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三个问题 美国看待中国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新的重大外交理念,清晰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基本国策,选择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发展国际关系的旗帜;与此同时,捍卫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的不二选择。这两点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两大支柱,相互并不矛盾。[3]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未来一直存在所谓不确定性的质疑,美国据此对华搞所谓“两面下注”。用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和两强必争的零和心态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是有害的,影响中美战略互信与良性互动,是要不得的。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遏制好,伙伴比对手好,理应成为双方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共识。美国“再平衡”战略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力推的“再平衡”战略将会在第二任期延续,并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特别是安全战略的基础。美国政府官方一再强调“再平衡”战略不针对中国,但连其国内舆论都无法真正相信。近年来,由于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因素突出,本地区对由此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导致国家关系更加复杂化,产生越来越深的疑虑。美国需要反思其“再平衡”战略,不仅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来把握,还要放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内思考,认真想一想“再平衡”战略中哪些不利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哪些会增加中美战略互疑,哪些对美国利益会适得其反?美方能否这样做,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周出访缅甸和泰国并出席东亚峰会,将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发掘合作共赢潜力

实现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能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诚然,中美外交战略目标和理念有很大不同,但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又是广泛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合作共赢是建立在中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也是积累两国战略互信的必要动力和方式。探讨中美合作共赢的潜力及其实现的条件和途径,并进而转化为中美两国的政策重点和具体计划,将帮助两国今后走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专家看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中美双方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个领域有所行动:第一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在美国重返亚洲、中国逐渐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亚洲各国的关系,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第二要在军事领域实现突破。新型大国关系最核心的内涵是双方和平共处,不发生军事冲突,而目前大国关系中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政治和经济关系,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三是要寻求在新的领域开展合作,比如网络安全、全球治理等,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果在这些方面中美不率先垂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无从谈起。[5]

中评社北京7月26日电(评论员 王鸿刚)当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日益成为中美两国政府高层的战略共识。今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提议,双方应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前,戴秉国国务委员也在一些场合提到,中美必须“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历史”。

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此后,中美第三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墨西哥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的“胡奥会”以及最近东盟地区论坛系列会议上的中美两国外长会谈,均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重要内容。凡此不仅彰显了中方的积极政治意愿,也体现了中美双方的默契与配合。

何谓“新型大国关系”?按照中方的说法,它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按照美方的说法,它是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的打破,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尽管双方并未使用相同的概念,两国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双方对其理解和期待也不尽相同,但双方业已存在的基本共识在于: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

对外战略的基础在国内。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应首先看中美能否成为“新型大国”。长期以来,我们谈论“中美关系”,一般倾向于将重点落在“关系”二字上,而对“中美”两国本身的情况关注较少。这是因为我们以往的研究往往倾向于从战略层面观察和描述两国关系的总体结构和特点;或者假定两国内政基本固定,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多与两国政府战略选择的变化有关。

目前,这种状况有所变化。由于中美两国内部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均在经历痛苦的再平衡,这一同步转型进程正越来越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由此推之,我们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要首先关注两国能否成为“新型大国”。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家共同的事,光一家“新”还不够,两国都要对如何成为“新型大国”的重大问题予以思考。

从中国方面讲,要成为新型大国,就必须实现内部政通人和、对外广布仁义。这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着眼现实的合理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具体来说,所谓“政通”,就是紧密围绕涉及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集中精力和资源,理顺各层次关系,解决各方面问题,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和谐,从而防止内部矛盾累积激化挤压决策者的施政空间,造成对外和对美政策扭曲变形、软硬失据。

所谓“人和”,在这一语境下,是指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在采取何种大战略最符合中国根本利益这一问题上,应该有一个大体的共识。立足当下,就是对“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各界应该尽可能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尽量避免出现政府与民间意志相悖、精英与大众思想分化的情况。

所谓“广布仁义”,则意味着中国在推进“走出去”战略、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大国过程中,必须注重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断累积国际信誉,避免被扣上“新殖民主义”或“专制帝国复兴”的帽子。因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哪怕是很小的行为举动都可能造成很大的舆论影响。

从美国方面讲,如何成为“新型大国”,也是其决策者和战略界苦苦思考的问题。天之道,在损有余而补不足。美国自冷战结束成为一枝独秀、并自我加冕成为全球领导以来,其地位并非坚如盘石、一成不变。如何避免走上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老路,尽可能延长美国的霸权地位,是20多年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始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面对多极化的加速发展和非西方的群体崛起,面对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传统与非传统议题的相互交织,美国的战略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在转变。奥巴马上台后推出的“巧实力”战略和“多伙伴世界”构想,都可视作美国战略反思和观念转变的例证。虽说美国尚未决意要做“新型大国”,但形势的倒逼效应已经使美国不得不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点简要结论:一是中国的大战略应继续遵循由内而外的逻辑,切实做好自己的事,顺利度过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真正成为富强和谐的“新型大国”,也就为整个对外工作打下了牢固基础。

二是中国对美工作应大力加强主动性,建设性地引导美国决策者和战略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动美国也朝着“新型大国”方向前进。如此以来,推动构建既利己也利人、既互利也互信、既双赢也多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就完全现实可期。

二、案例1: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袁 鹏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2年年初习近平访美时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如今,奥巴马连任,习近平当选中国新领导人,但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对此,国际舆论十分关注:中美关系今后究竟会怎样?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中美希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 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过去中美关系是“超—强关系”,即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多强”之一的中国的关系。而今天中美关系则更像“老大—老二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而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太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可以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走“前无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1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4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3个重要条件。

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权力面临新一轮重新分配。经济相互依存给大国间的和平加上了重要的保障,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能够与其他民族、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社会信息化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具备认知条件。首先,中国在发展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的发展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再次,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

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4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目前,中美之间的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必将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未来中美关系“路在脚下”

在总结过去 41 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一是重建符合两国利益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 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世界银行、IMF 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二是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美国提出“出口倍增计划”,而中国提出未来 5 年进口 8 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

推进“中美+ 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

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发展,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需。

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

三、案例2: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立足现实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短期内应当立足现状,着力于守住中美关系的底线和大局。理性分析中美关系背后的利益结构,把握这一结构变化的动态。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短期内应当立足现状,着力于守住中美关系的底线和大局。理性分析中美关系背后的利益结构,把握这一结构变化的动态。从长期看应推动中美关系从增量合作转向内生合作。无可否认,当前的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美两国实力超群,地位举足轻重,中美关系搞不好,世界不得安稳。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言,中美关系不仅应该“让两国人民放心”,也应该“让各国人民安心”;而之所以复杂,则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双方在诸多问题上看法相左甚至冲突。如何在矛盾中推动合作、在合作中化解矛盾,是中美双方面对的共同课题。

正是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中美两国官方乃至民间不断推出一系列概念,寻求定位中美关系的现状,规划中美关系的走向。从“建设性战略伙伴”到“建设性合作”,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再保证”,从 “大国政治的悲剧”到 “中美共治世界”,无一不是为中美关系提出的框架性蓝图。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既是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前瞻价值。若论现实意义,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然堪称某种程度上的新型大国关系,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言,“2012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若论前瞻价值,伴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进一步变化,中美两国应该走出大国政治悲剧的怪圈。纵然前无古人,但应后启来者。有学者指出,中美之间走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要避免历史上大国政治的老路,也应该超越四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实践。

要实现这一愿景,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而任何美好愿景的实现,都需要既超越现实,又立足于现实。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短期内应当立足现状,着力于守住中美关系的底线和大局。有学者指出,中美四十年来的外交实践,呈现出“斗而不破、和而不同、螺旋上升、起伏不定”的特征。如果说“斗”和“不同”涵盖了中美关系的部分现实,那么“和”与“不破”就是中美都需要恪守的底线。当前,中美两国均处在领导层更迭的关键时期:在美国方面,无论谁连任,国内经济问题都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新总统日程表中的重中之重;而在中国方面,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也需要面对复杂的国内形势,推动改革,保持发展的任务依旧艰巨。未来的中美关系,将会更多地面临来自双方国内政治的压力甚至干扰,需要双方领导层运用政治智慧加以化解。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相互理解,平等互谅”,意义正在与此。推动新型大国关系,两国都需要坚定“合则两利,斗则两害”的共识,以魄力和智慧提升两国关系。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理性分析中美关系背后的利益结构,把握这一结构变化的动态。当前,中美之间经贸金融深度捆绑,政治互动紧密,军事交流逐步开展,双边互动的利益结构十分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经贸和金融关系为例,在贸易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金融上,截至2012年1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36%,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的23%。这一局面的形成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全球化的客观规律使然,牵扯到中美两国国内的方方面面,值得两国决策层高度重视。全球化推动下的国际经济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随之导致的两国国内利益结构的变化会波及到国家间关系。今天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明天也有可能是双边摩擦的导火索。经贸问题事关两国人民切身利益,不妥善解决,就无从实现两国人民“厚植友谊”。这一局面要求两国高层理清中美互动的利益结构,明确利益冲突的爆发点,把握中美互动中利益结构的变化动态,纵横捭阖,防患于未然。理清结构,把握动态需要高层统筹,多部门协作。纵横捭阖、防患于未然,则需要高瞻远瞩,提纲挈领的大战略。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长期看应推动中美关系从增量合作转向内生合作。纵观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实践,中美两国化解矛盾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暂时规避现有矛盾,转而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以增量合作平衡矛盾,但矛盾事实上并未解决,部分深层次矛盾已经发酵,导致增量合作愈发难以为继。有学者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美之间异质合作的可能性降低,同质竞争风险加大,中美迎头相撞的风险大大提高。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要寻求超越传统意义上大国竞争的怪圈,也需要超越四十年来中美互动的外交实践。因而胡锦涛主席提出创新思维,落实到政策层面就要求超越增量合作的模式,转而寻求中美之间价值观的共同点,夯实战略互信的基础,推动增量合作向内生合作转变,进而建立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真正实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蒋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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