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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科学与人文》读后感
《重审科学与人文》是2002年1月6日吴国盛教授在东南大学所作的演讲稿。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何谓人文、何谓科学、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近代西方的科学传统、近代人文与科学的分裂与合一、弘扬科学精神。吴教授围绕科学与人文，探讨了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的问题：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着分裂，应该弥合它，但是怎么弥合，能不能弥合？如果说科学与人文本来就是两码事的话，我们干吗要弥合它呢？如果人文与工程技术没有关系，或者人文教育根本就不利于工科人才的培养，为什么我们搞工科的大学要办人文学科？在说明了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后，吴国盛教授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对于“该怎么做？”问题上的看法。
演讲一开始，吴国盛教授就强调道：科学与人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纠偏问题。对于纠编问题，吴教授进一步解释为：我们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目前的科技政策，有些急功近利，有些重量轻质，有些重理轻文、重应用轻基础。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吴教授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几个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当下，我们常常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挂在嘴边，这是好事，但还不够，不够在哪里？教育上，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实行文理分科，文不学理，理不学文，重理轻文，给我们的人才培养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蕴涵着某种对科学与人文的不正确的态度。理论的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我们这几年从上到下，人人都讲科学精神，那么科学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吴教授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贯穿着归结于我们对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将会导致对以上问题做不同的回答。
一、何谓“人文”？
什么是“人文”？吴教授解释说：人文从汉字来讲是两个字，“人”和“文”。第一个是“人”，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第二个是“文”，“文”通“纹”路，就是划道道，就是要刻点什么东西上去，就是要“燕过留声，人过留名”，就是留点什么东西。“文”就是人表达自己人性的方式。“人文”这个词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表达了“文而化之”的意思。在中文里，“人文”代表着两层含义，西文中也包含着同样的两层意思：从词型上看，Humanities（人文）显然与Humanity（人性）有关；从来源上看，Humanities这个词其实也是“教化”的意思。Humanities来自拉丁文Humanitas，而Humanitas则来自希腊文Paideia，就是教养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雅技艺的教育与训练。
对于“人文”的内涵，一个是理想人性，一个是对这种理想人性的培养方式提出这样的疑问：有没有普遍公认的理想人性？他认为，对于大的文化系统来讲，它们所认可的理想人性可能是不一样的。但今天我们比较关注两大文化，一个是以希腊作为起源的西方文化，一个是我们中国文化。吴教授还认为这两大文化各自推许的最基本的理想人性是不一样的。希腊人所推崇的理想的人性是自由，他们的所谓人文教化也是自由教育。自由是构成一切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支点。没有自由，什么都谈不上。但是在中国，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我们中国人最高的人性是“仁”，教化的方式呢是“礼”。两者的区别在于中西方之间理想人性的巨大的差异。吴教授还解释道：如果说与“仁”相对应的教化形式是“礼”，而礼的说服方式是“动之以情”，那么与“自由”这种理想人性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科学”，而科学的思维方式，典型的就是“晓之以理”，即要不断地问个“为什么”。
二、何谓科学？
中文的“科学”一词直接翻译自“science”，而且跟science这个词的用法大致类似，基本上指的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而自然科学通常指的是数理科学，一般是以牛顿科学为典范。吴教授认为这种理解有问题，把科学理解得太窄了，把科学限制在数理科学方面，就无法理解“牛顿科学”这样的典型科学从哪里来的。“牛顿科学”其实属于一个更古老的传统——西方科学传统。德文的“科学”（wienschaft）一词跟拉丁文“scientia”差不多，含义比较广，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德国人代表的这个传统，倾向于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科学。西方科学传统起源于希腊，它的关键词是理性。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和科学永远纠缠在一起，许多时候甚至没法区别。从根本上讲哲学也是一种科学，它是讲理的，是理性科学。
了解了“科学”的基本内涵，吴教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谓的“科学理性”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是内在性。所谓内在性就是纯粹性。意味着内在性本身就构成了我的最高价值的来源，就是合目的性。理性提供了一个最高的价值系统。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合情合理合法，把理是放在情以后。理是相对的，而情在我们看来，反而是比较绝对的，所以情高于理。但是西方人把这个理抬的很高，而且抬到了内在性的高度。到了这个高度，理就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今天的许多科学家自动把自己陷在一个所谓道德中立的地位，不考虑道德问题，这恰恰是一种片面的理性，是一种分裂的理性。放弃了普遍理性的寻求，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分裂。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实际上是理性分裂的一个自然的后果。第二个是合目的性。这两个特点都可以归结为自由引导的结果。“自由”也就是由自，由着自己内在的逻辑来发展。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向来规定着一种目的性，有价值问题的，那就是：自由是它的最高价值。这个自由作为最高价值就是目的性本身。自由从来不是手段，从来都是最高目的。只有理性的人才是自由的人。
希腊的科学第一个特点是内在的。希腊人的天才创造中间有逻辑演绎推理的科学。希腊科学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实用非功利的。为求知而求知，为学问而学问，为科学而科学。希腊科学的第三个特点是目的性，也就是最终会指向意义问题，它要指向善。数学当然已经表达了某些自由的特征。它是演绎的、逻辑的、推理的，也是非实用的、非功利的。但是数学还不是最高的学问，在数学之上还有一个学问叫做辨证法，是关于善的学问。数学是通向善的。数学和善的追求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追求的是同样一件东西，即理性的完善。经院哲学是很重视逻辑演绎推理，很重视讲道理，很重视理性的。经院哲学的出现标志着希腊精神对基督教的融合。现代科学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是有它的一个源远流长的背景。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
为了解释清楚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吴教授给出了一个词“Humanism”让学生翻译。吴教授认为目前有两种比较常见的翻法，一个是“人文主义”，强调人的教养，人的全面发展，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潮。另一个是“人道主义”，讲仁慈、博爱，讲一些伦理原则。人道主义的这种含义更类似“Humanitarianism”，实际上这个词来自于希腊文“philanthropia”，讲的就是“博爱”这方面的意思。但是这两种译法还没有把Humanism这个词里面蕴涵的一个更深的意思体现出来。人道主义过份偏于伦理，人文主义偏于文史哲的学科性质。吴教授认为翻译成“唯人主义”更为恰当。既然“materialism”可以翻译成“唯物主义”，“idealism”翻译成“唯心主义”，那么“Humanism”也可以仿造翻译成“唯人主义”。这样翻译更能表明：近代以后，人开始成为最高的价值元点，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个词在这个意思上类似于“anthropocentrism”，即“人类中心主义”。“Humanism”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意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
那么“唯人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欧洲人－希腊人的自由理想？既然“humanities”是用来表达“humanity”的，而“humanity”代表自由，那么，这个“Humanism”在什么意义上表达了自由？当代的人文主义或唯人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欧洲的理想人性？唯人主义一方面当然是表达自由的，它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世界开始成为我们眼中的世界。“我们”眼中的世界不是我们每个人眼中的世界，而是一个大写的人的眼中的世界。这个大写的人的出现使得“Humanism”成为可能。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依赖大写的人，我们每个小写的人都很渺小。大写的人不发挥作用的话，小写的人没有办法生存。因为我们依赖大写的人，因为这个大写的人开始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开始成为大写的人的眼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开始丧失了它的独特性。
吴国盛教授强调，唯人主义使世界与人的关系成了效用关系，所以效用的逻辑成为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逻辑，但是效用的关系从来也不是一种自由的关系。我们今天效用的关系构不成自由的关系。黑格尔讲“主奴”辩证法，实际上揭示了主人和奴仆之间不可能有自由的关系。当然你可以说我可以随便支使他干什么，但是你们两人之间永远不可能有内在的交流。自由的关系必须是内在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唯人主义在今天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越来越多的反思。
四、近代西方的科学传统
在介绍近代西方科学的时候，吴教授列举了两个人：一个叫笛卡儿，一个叫培根。并且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近代科学从什么意义上能够称为科学？在什么意义上继承了希腊人的科学理想因而能够成为科学？作为近代科学有什么特征？笛卡儿有一句名言叫“我思故我在”，培根也有一句名言叫做“知识就是力量”。这两句名言里包含着近代以来一种全新的科学理念。“我思故我在”表明笛卡儿是把“思”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继承了希腊人的理性传统。但是“我”出来了，主体性出来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说科学就是力量。近代科学是一种力量型的科学。希腊科学不是力量型的，而是沉思型的，通过思与世界建立一种共通性。
今天的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所谓的自然的数学化运动。自然的数学化保证了我们今天对于自然界的观测都是可行有效的。现代科学只有充分的数学化才能有资格称之为科学，这是因为自然界本质上是数学化的，你只有通过数学化的方式才能把秘密勾出来。自然界的数学化本质上是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除了自然的数学化外，还有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研究的分层分科化。笛卡儿开创了科学的方法论化，并把方法论变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方法谈》中，他把方法问题称为哲学的最高问题来谈，理性化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对象的理性化即自然的数学化，第二步是研究过程的理性化，即研究的方法论化，第三步是研究建制或社会建制的理性化，即分层分科化。所谓研究的方法论化，就是使整个研究变得编程化，程序化。科学研究的分层分科化，性质也类似。每个人不要什么都做，分门别类你做一点我做一点，越做越专越做越深。那么总起来看，一个社会就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理性之网。研究的分门别类、专业化分科化是理性的内在要求。理性化的组织的目标就是要高效率，高效率是我们为什么要采取理性化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培根在他的《新工具》里说希腊人都是小孩儿，玩些游戏，不管用。希腊人吃的东西也不怎么讲究。他们认为最高级的事情应该是思想，所以他们练出来高超的辩才。他们对于纯粹理性的爱好为人类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精神财富。但培根认为这样不行，认为希腊人有问题，他说科学应当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他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指科学应当为人类造福。他还说“欲征服自然必服从自然”，也就是说，要服从自然必先有效的预测自然。所以这句话背后蕴涵一个非常深的意思，就是预测成为近代科学的重要理想。一门学科没有预测作用那不是科学，至少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强调预测，因为只有预测才能服从它，只有服从它才能征服它。所以预测的目的最终服务于征服自然的理想。
表面看来，笛卡儿与培根之间是有冲突的。笛卡儿强调理性，培根强调经验，他们开启了西方哲学后来的两个思路，一个理性论，一个经验论。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争论一直是持续着的，而且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发挥着作用。一门科学能不能被承认是一种科学，爱因斯坦讲有两个条件，一个叫内在的完备，一个叫外在的证实。笛卡儿的唯理论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判断，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逻辑。
尽管笛卡儿和培根传统之间有冲突，但是它们也有融合之处。吴教授认为，这种融合表现在力量与理性合二为一，形成了所谓的技术理性，这个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由于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今天的科学必定服务于力量的要求。有效没效，有用没用，管用不管用，多大效力，这是我们今天评价科学的最高标准。力量才是成为今天科学的内在逻辑。技术理性来源于权力意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技术理性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近代理性和希腊理性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希腊理性是有限理性，今天的理性是无限理性，允诺的是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希腊理性它首先服务于善的要求，不是服务于力量的要求。我们今天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什么都不怕，无所畏。但是我们今天的技术理性服务于力量的意志，允诺无限的可能性，它的结果是力量和控制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笛卡儿传统和培根传统之间有一定的融合。力量的要求和控制的要求，集中在对数学化的要求上，这样，主张数学化的笛卡儿，与主张力量化的培根之间就通了。笛卡儿讲了数学和无限，培根讲了力量和控制，这四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共同构成所谓的技术理性。
五、近代人文与科学的分裂与合一
吴教授认为近代人文与科学的分裂问题存在四个问题。第一个，科学与技术的学科日益分化，日益扩张，而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第二个，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和功利化倾向，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使人文学科地位进一步下降。第三个，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地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与隔绝。第四个，自然科学自诩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在这四个层面上，近代的科学人文是有分裂的。
但是这个表面的分裂背后也有合流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些分裂？很显然根源在专科化。为什么要专科化？因为科学的逻辑本身就要求专科化。专科化有利于效率，它其实也根源于技术理性，来自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力量型的科学本质上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希腊理性要求的是一种综合的领悟力，它是理解型的科学，所以希腊时代人与自然之间本质上是一种领悟的关系，不是一种征服和支配的关系，所以他的学问是纯粹的理性，是自由的学问。当今时代，我们今天要求的是一种控制和力量型的学问，所以现在自由的问题开始模糊了。刚才那些表面上的分裂，实际上显示了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之间有一个合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相信力量的乐观主义。
因为我们有技术理性，我们就有唯人主义，我们有唯人主义，我们就必定要采用技术理性。它们两个是相互确认相互加强。技术使人自命不凡，对人的自我崇拜自然就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相反也是一样的，对技术的崇拜自然就会对人的崇拜。但是，对技术的崇拜，就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所以，自然的节律，自然的逻辑开始让位于技术的逻辑，让位于技术的节律，让位于人工的人造的世界。这个人工的人造的世界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自然的节律慢慢在退隐，但是就在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我们的技术的时候，就在我们蔑视自然以技术自傲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要求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因为我们人类自己本质上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无法改变的，这是我们人类的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吴教授认为，当我们要求自然屈从技术的时候，同时也在要求人类屈从技术，这种屈从是什么，就是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人类屈从于自己创造的东西。本来技术理性是用来加强唯人主义的，是用来加强人类的自我认同的，使人类自命不凡的。但是，当我们把技术放到一个更高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实际上在贬低人类自己。所以就出现这样的现象，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除了劳动没有乐趣之外，技术发达了人类还丧失了劳动的权力，机器导致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意义。科学发展之后人类反而更加困惑了。
六、弘扬科学精神
由于近代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背离了或者是偏离了希腊人那样一种自由的精神，所以碰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还在探讨之中，但是有一点很显然，正是自由精神的丧失使得科学将丧失原动力。自由的科学永远是张开一个广阔的空间，它是无用之大用。某些观念总是在先的，某些自由的理念总是先导性的引导着我们的科学的发展。那样一些实用的科学，空间是很小的。科学满足了某项需要，这门学问就发展到头。一个实用理性或者实用主义的知识，不可能走得很远。
对于弘扬科学精神的问题，吴国盛教授把它称之为时代的最强音。他认为，弘扬科学精神基本上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是想把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实际上是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而且把科学方法普遍化，推而广之。但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当然有它的合理之处。如果说在科学发展的内部我们都不能说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科学方法，那么把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某些方法推广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就更成问题了。科学主义有很大的毛病。首先它只强调了效率的方案，没有顾及别的方案。单纯的讲科学方法的推广是有问题的，人类真正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更多的是依赖像布兰戴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科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为人类造福，怎么样给人类带来尊严。第二种思路是弘扬科学精神首先要弘扬自由的精神即科学的精神，而科学的精神本质上就是西方的人文精神。提倡科学不但要知道科学方法，还要认清科学的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但是这个科学目标即蕲求真理追求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吴国盛教授所作的题为《重审人文和科学》的报告，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文？什么是科学？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是什么样的？、近代西方的科学传统是什么样的？近代人文与科学的分裂与合一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当下的我们应该如何弘扬科学精神？读完了这篇演讲稿，我们了解到人文和科学的涵义，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人文与科学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及弘扬科学精神的途径。同时，《重审人文和科学》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反思，当今社会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地认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人文或科学的一个方面，就有可能损害科学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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