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罪有感2（推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读嫌疑人有感”。
这是一篇读了让人感到沉重、纠结又有切肤之感的小说，虽然作者在“创作谈”中自言故事有现实原型故事，不过其终究属于一个小概率事件，因而带有一定的戏剧性，但小说所探讨的话题却让我们每一个当代人感到与自己相关。这是一个跨越二十年而且相对复杂的故事，不过作者并没有采取太过花哨的手法（仅仅使用了一个插叙），然而，正是平淡的现实主义笔法，赋予这部有深厚生活基础与明确社会指向的中篇以扎扎实实的感染力。应该说这篇小说的容量是很大的，它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当下很多现实社会问题，如城市管理问题与城管执法暴力、下岗职工生存、高考制度、城乡差异、官场等级、普遍的社会歧视、计划生育、农民工社会保障、监管缺失、行政对法院的干涉等很多容易引起大家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但应该指出的是，作家的笔从未停留在这些现象之上，并未为了写实而写实，也没有简单地指责社会的痼疾和体制的不合理。作家的眼光指向了被裹缠在这些令人焦虑的问题中的人，作家的笔穿透了现象，对在病态中生存挣扎的人性投去了深深的一瞥。背靠道德，他质问的对象不是现象中的责任，他审判的是现象内外、四面包围当中的复杂人性与荒唐人生。二十年前，赵城冒充同村的陈责我上了大学并在随后的日子里平步青云，成为了一个有着美满生活的优秀 “法官陈责我”。二十年后，“小贩陈责我”（真正的陈责我）因为摆摊与城管产生矛盾，最终冲动之下谋害了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城管队员并因之被捕入狱，面临法律制裁，而主审法官恰好就是“法官陈责我”。围绕这个有隐情的案件，被害城管队员吴用、“小贩陈责我”以及他的“义务”辩护律师韦工之、“法官陈责我”的舅舅陈庚银、“法官陈责我”的妻子名记者杜梅等人依次登场，他们各自的工作生活环境也有限地暴露在了读者面前。小说中的两个“陈责我”、陈庚银、杜梅甚至吴用都犯下了一定的错误，但是作家把每一桩“罪”背后的无奈与被动、当事人悔恨与自我救赎的努力都揭示出来，推己及人地全面展示了各自的片面正义之合情理性，从而排除了让读者做出简单绝对的道德单向审判的可能。对人性的拷问主要体现在“法官陈责我”及其妻子杜梅的困境中。类似萨特的小说，“法官陈责我”（赵城）被抛入了一个表面上看来十分被动的处境（境遇），他先后被抛入“贫穷落后而毫无前途的农村”、“成绩优秀但高考失利”、“主审小贩陈责我案件”、“遭受韦工之的要挟”等处境，他面临着“从固定的农民命运中突围”、“从第一次突围失败（高考失利）中突围”、“从道德自我谴责中突围”、“从被韦工之的要挟中突围”四个突围的抉择。在那个时代，通过上大学走出农村从而实现对僵化命运的突围几乎是每一个农家子弟最大的梦想，也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赵城在得知真相后依然选择接受，这种“突围”构成了赵城的“原罪”。赵城为此做出的赎罪决定是做一个正直的法官，然而他的良知使他的痛苦、自责并不能真正的解除，直至他再次面临“小贩陈责我”的案件，这既是道德最切近的逼问也是一个实现道德突围的机会。如果念及道义，“法官陈责我”有两个选择，他或者可以直面这个事实，通过彻底的赎罪而实现自我的脱罪，但同时他也将毁掉一大批无辜者（如他的妻儿、陈庚银的儿女）的生活，或者他可以接下这个案子并做出适当的从轻判决，但媒体和“人肉”又难保他能全身而退，那时他将面临更大的危机。两难之中，“法官陈责我”选择了另一种“突围”，即在韦工之的胁迫、诱惑下，他回避了“小贩陈责我”的案子，也打算用金钱来换取一点安宁，但突发的袭警事件让“小贩陈责我”被重判死刑，使“法官陈责我”在事实上再次放逐了道义，“法官陈责我”悔无可悔。作者用“小贩陈责我”的不得不死否决了“法官陈责我”打了折扣的忏悔。悔无可悔的“法官陈责我”在再次放逐了道义之后，更加远离了道义。他不再推掉应酬，当韦工之把银行卡递过来，陈责我长叹了一声之后，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又一个更难突围的包围圈，更严重的是，他可能会逐渐适应道义缺失的生存，不安感的淡漠将掏空突围的动力，原罪感的冷漠使他可能最终不再想突围了。所以，“小贩陈责我”之墓也是“法官陈责我”之墓。“法官陈责我”的妻子、著名记者杜梅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顺利、优越的环境中，这使她能够长久地保持一份理想主义的情怀，并且对自己的道德坚守能力充满了自信、认为自己的个人生活充满了和谐而没有对抗，直至她面临一场良心的考验，即亲情爱情与正义公平之间的两难抉择，最根本的是她能否坚持自己理想主义的人生价值。杜梅的理想主义是可贵的、可敬的，但同时也是脆弱的，它处于各种机谋的隐隐约约的四面包围之中，她简单的理想主义与自认为“和谐”的生活表象纯粹是一种上帝的疏忽和命运的开恩，简直无法复制。杜梅自以为自己有着强大的道义坚守力，但她终究也未能超越所有各有其合理性的顾虑去捍卫更高的价值，像“法官陈责我”一样，在道德的坏运气面前，她没能做到“六亲不认”。因此，她认为自己犯下了罪孽，辜负了自己的理想，所以她选择了辞职、离婚、远行，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放逐，是一种赎罪。在小说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无辜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彻底的坏人，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罪而担责，可每一个人都有理由为自己的罪辩护。但作者的笔并没有因为对人生的不得已之全面理解与同情而失去批判力度。即便罪可以不断的往前追溯其根源从而推卸原发性的责任，但罪人其实也完全有机会让罪在自己手上中止，所以作家并没有让无条件的人道主义同情淹没自己的道德态度，小说的结局，作家让杜梅的离婚和“陈责我”的墓碑暗示了作者的态度：即便罪责不完全由我所造，即便这罪孽中充满了不得已与其他善良的顾忌，即便犯下的罪孽难以赎净，但不去赎罪甚至继续犯罪却是不可原谅的。“法官陈责我”的职务是一个有深意的象征，“法官”中介着“罪与罚”，法官本应该是纯洁无暇的代表着绝对正义，否则无以对别人宣判，所以如果连“法官”都无法逃脱罪，那没有人可以自言无辜。片面的正义，也就是普遍的罪孽。在这个故事中，作者通过“法官陈责我”、杜梅以及陈庚银等人的处境和选择，通过一场场道德的自审与自辩，向我们展示了在艰难和无奈中，人性的弱点是如何被各种各自片面正义的因素所绑架、放大从而背弃了道德，犯下了罪孽，使人生一步步走向不可控和不可爱。作者似乎在暗示我们，负有“原罪”的人，从犯下的第一桩罪起就陷入了无尽的困境，从困境中突围的代价往往是牺牲自己曾经最珍视的东西，而突围的结果却是滑稽的进入另一个围城，每一次突围都陷入新的罪。在当下社会，个人的救赎似乎遥不可及。法官陈责我、杜梅都是一些成功人士、中上层人士，他们的突围都失败了。同时，小说中的一些巧合、细节，似乎在告诉我们那些“不成功”的人、底层人士在突围失败后的惨重代价。“小贩陈责我”在第一重突围失败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做了木匠。在随后的生涯里因为职业原因而慢慢地得了职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供养两个儿女上学而只能靠摆摊，最后因不堪城管的暴力执法与羞辱而采取了暴力措施，最终被判处死刑。从穷人的农家子弟、不公平的制度受害者、木匠到职业病患者、小贩，“真陈责我”的每一次突围都未能最终解救他的苦难，反而使他陷入一个更艰难的境况。尤其是他被执行死刑后，他的儿子落榜去打工，仿佛“小贩陈责我”的命运在他的下一代开始循环。读到这里我不禁想问，怎么打破这种恶性的循环？打破这种“代代相传”的被侮辱与被损害？ 有意思的是，“小贩陈责我”想通过不得已的暴力来捍卫尊严，但首先他不可能伤到真正的决策者因而也无法真正触及体制，而直接的执法人员的权益并无保障，他们是“临时工”，跟“小贩陈责我”一样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不合理的体制让底层之间自相残杀的惊心动魄的惨状。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案件的受害者是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大学生吴用，而吴用的父母亲都是下岗工人，是母亲用摆摊的钱供吴用上了学、考了事业编制、进入了体制，所以吴用一直对小贩抱有极强的同情心，反对城管的暴力执法，他为了提倡文明执法而“破例”上街，反而被他想用文明去尊重的人所杀，这构成一个极大的讽刺。读到这里，我不禁想问：“为什么是吴用”？就像为什么不能让杜梅置身事外？为什么不能给理想主义一点喘息的余地？ 作者不给我们一点喘息、一点温情、一点逃避的空间，他把悲剧写成了毫无出路的绝对悲剧，警示着我们：这个社会乃是理想主义者的坟墓。甚至是改良主义者的坟墓。这似乎暗示着我们面临的新的改革将是一场无比艰难的斗争。201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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