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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有所得，也有疑。
最喜欢他的一段话，“清晨，阳光照进世界的每一座庙宇。有个问题，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一个人如果有信仰，为什么还会去信宗教呢？如果是因为没有信仰而去信了宗教，宗教岂不成了信仰的替补品？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信仰的，我也愿意吸收任何宗教信条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不相信上帝，我会想念他；我不信佛陀，我仍会想念他。而我的信仰，在心底，在笔端，从每日清晨写下第一字的时候开始。我用文字祷告，我用文字诵经。我愿意将我的生命托付给这一切。”
这里，熊先生虽然是问的形式，却明确的给了自己的答案：信仰自己，和自己的笔。是的，从他的文中，感觉一个自信的，态度平和，观点犀利的真实的人，对社会充满关注和感情的评论者。
这话，于我有益。我甚至想，信仰是什么？难道一定要某某崇高的啥吗？我个人觉得，好像人人都需要信仰的，只是这个信仰对象不一样。假如，自信的人信仰的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思想，那么对一些不自信的人，他可能需要非“自己”的东西替代：如各种神啊，上帝什么的，有的人又不喜欢神，那么喜欢追求物质的人可能可以信仰金钱教，物也可以作为信仰，再单调点的，可能信仰某些人或者某个人，或者某些感情或爱情。理想主义者应该是信仰理想。而一些不谈信仰的人，如果他还关心家人，那么凑合把“家”硬塞给他作为信仰。
这是读书之得。这里主要谈与他不同的意见，反正熊先生也喜欢平等探讨，这可能也是他的信仰的一部分。
一是“死刑是个笑话”。为什么要有死刑呢？熊先生这里没有探究太深，比较起他有一些文章用功很深来说，这篇文章很随笔，结论也很随意。——仅仅因为有人或者有国家反对死刑，而且根据熊先生的判断，有可能这种趋势会继续加大，而就推出“死刑是笑话”？
熊先生说 “杀人不偿命并非国家不珍视人的生命，相反是过于珍视。甚至在美国，死刑废除论者发现死刑犯大多数都是穷人，在法庭上都只是勉强得到了一位指定的辩护律师的辩护。就像有的人所说，死刑不仅扭曲了整个刑事司法制度，还贬低了国家。布兰代斯大法官同样以为，国家必然是一名教员，当它杀害犯人，它就是在教给大家复仇和憎恨。杀人犯不会被人热爱，但是也不至于被人弃之不管。如果允许杀人犯活下去，国家则是在提醒所有公民，没有一个人会永远而且仅仅是一名杀人犯。”第1句，“并非国家不珍视人的生命，相反是过于珍视。”——中国的古话说的是过尤不及，凡事的火候，总得恰当，简单的拿珍视生命来当遮羞布，这片布太轻薄。第2句，美国如何如何，这种现象是说明“穷人更容易被判处死刑”还是说明其法律的严重缺陷？他们的法律是“人人平等”还是“有钱平等”？是死刑这种手段出了问题，还是使用死刑的这些规则和人除了问题？第3句，某大法官如何如何，他说“国家必然是一名教员”，但我们知道，国家不是教员，应该理解为“国家好像一名教员“，这是一种比喻。我要提醒，这种比喻，很不恰当。国家有教育民众的一面，这种比喻类似母性的耐心教导。国家不仅有母性耐心的一面，还有父亲严厉的惩戒一面。再俗套一点，国家比喻为要当妈也要当爹可能合适点。假如国家为爹妈，国民皆为子女，那么当其中一子杀了另外一人，爹妈是该宽恕还是该惩戒？批评两句就够了吗？当妈的也说不够啊，有句古老的谚语：“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么咱们就用剥夺他最宝贵的自由来惩罚他！是这样的逻辑吗？够了吗？你觉得够，我觉得不够啊！口水由此连绵不绝。试问：生命该如何偿还？说的好听，生而平等——死者的生命已逝，却不用拿命偿还，这是对生命权的平等的严重亵渎吧？假如我是死者，我想说“我要凶手下地狱。”如果我不信地狱，那么我就要他死。如果，如果你是死者呢？如果你喜欢宽恕死者，我不介意你对死者的宽宥，这是你的自由；但，不要拿这种自由来忽悠人。因为很丑，这是西方文化的虚伪。
至于后面的论据，说国家功利主义，还拿凌迟说事，这样类比太粗糙。有的国家毫不忌讳的谈利益谈盟友，国家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讲功利？人的自由源头是什么，是自私和利己。国家是社会，社会基础是民众，国家要脱离人的自私和利己？国家有死刑当然有社会的好处，有好处的事情就是不该做的事？那还是人吗？国家死刑对社会对国家有一定好处，这不是最重要的，更关键的是死刑是否体现死者的意志。死者的意志，他是当事人，他应该有最大的话语权。所以为什么要提醒“假如你是死者”“假如我是死者”，咱们别把死者不当人好吗？死人没办法为自己说话，他们的利益该谁维护？目前来说，国家维护当然比个人维护更有效率。而杀人者死，体现生之贵。废除死刑说的是尊重生命，做的却是把生命贱价处理。死刑是一把利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如何使用好。而废除死刑，怕“教人仇恨”而自废武功，这是哪种逻辑呢？换个角度，人类是有感情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要教育人去掉仇恨这种情感？这在逻辑上又是假命题，因为有爱才有恨，恨是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想消灭恨，必然连爱也一起消灭了。
熊先生喜欢旁征博引，大量举证。我发现一个毛病，不提不爽：其言必西方，例必名人。举点亲切点的，离国人生活近点的例子好吗？推崇下李宗吾先生，他推崇的老子，眼界都是超世纪流的。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李宗吾先生把话说透彻到底，加了两句“礼失而后刑，刑失而后兵”。这些东西连贯的，一级一级往下走的，失去道的统摄而去谈德，不求德的真性而去讲究仁义礼制，其实是失去基础而求高楼的空谈。忽略道和德的作用来谈治理天下（仁义礼等方式），是混乱的开始。所以老子得出论点：“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而礼制如果继续失效，则只好用更强有力的法治。法治如果还出麻烦，那么最后是用兵。把这些比喻成河流的话，我们的刑和兵这些看起来暴力的手段来源于高尚的道德，这样看是不矛盾的。反过来，军队的最高荣誉是没有战争的话（这是东方思维和军事思想推，西方的军事指导思想更侧重弱肉强食），那么刑法的最高层面是无人需要动刑。对应的，死刑的问题不是该被废除，而是不被触犯。如何不容易触犯？一个是立法方面，需要严谨和慎重，另一方面，民众也应该要有适当的不触犯死刑的理性。熊先生这里的辩护很粗暴，什么激情杀人还有预谋抓不到——这样的理由简直混蛋：仅仅因为老鼠难捉，就不让猫抓老鼠，让猫下岗？如某人杀了人，被抓，然后“尊重生命人权不该有死刑存在”——凶手杀人的时候对人权尊重了吗？至于激情杀人，这个理由就是个BUG，在西方，逃避法律常用套路就辩护他有神经病，法律成为了禁锢道义的索套，不该改改？！西方思维的自我意识的贯穿是非常强的，自我主义太强，过分强调了个体“我”的意义，就容易忽视“人”的伦理关系还有他人，还有集体，还有国家和社会。那些支持废除死刑的人，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从“自己”出发，丝毫不考虑他人，或者说“自我”这一形态过于庞大，结果很容易遮蔽了他人，最后导致偏激和另一路的狭隘。因为人的属性，一方面是个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性。考虑他人，考虑死者，考虑社会，不用过多考虑，就放在天平的砝码上，就很自然选择该如何做。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个半伪命题。写着写着，很自然就不得不把这句曾经流行曲炮轰一下。国内早有鱼和熊掌的论文，生和义的争议。古时的作者选择了推崇义。其实当然可以选择鱼，也可以选择熊掌。对于信仰是义的人，自然选择了义，对于信仰是生的人，自然该选择生。把自由作为信仰，那选择自由好了——自由真的就比生命和爱情更高吗？应该允许见仁见智。对于真正自由的人来说，很容易倾向选择自己，或者说很容易做出为了自由放弃某些东西的事情。对于热衷爱情至上的人来说，他很难放弃爱情吧。自己掌握自己的思想和世界，不受简单的单一的纯粹的某种过于简单的东西约束。这是我读熊先生的感觉，他已经思想很自由了，所以——帕得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熊培云则说“不自由，仍可活”。这里其实熊先生并没有总是把自由放那么高，“仍可活”我读成熊先生对“生”的注重，至少并不总是自由第一。也就是说”若为自由故——无需抛爱情和生命。舍义取生是生者的自然选择，舍生取义是义者的信仰和价值体现，“两者皆可抛”则是义者的号召宣言，仅此而已。熊先生喜欢大量引证，我是不懂，不过我喜欢读他的一些引证，如他说胡适晚年认为宽松高过自由。OY，我认为老人的话，大部分是比年轻的时候说得更精深，我也觉得如果社会真的自由，体现出来的面貌应该是宽容，而不是成天喊着要自由，而不是“皆可抛”。熊先生说的“仍可活”，我觉得他其实也很懂，快接近真正的自由了，可是奇怪他为什么会喊出“自由在高出”呢？
看到自由在高处，哦，大谈电影评论。老实说，还挺喜欢看他评论电影的，不少影评觉得说的特好。但是，仅仅是电影的几个镜头，手朝上，站高处，19年后逃出监狱，这就得出结论：自由在高处？这样简单的结论太粗枝大叶了，或者说仅仅是停留在影评上的观点就拿来推广了，我对此表示怀疑。自由是什么？通篇也没说明白。或者说我没看明白。因为自由，看起来被推崇，却不一定是褒义词。甚至，它寄托了人类社会某个时期的情感，肩负过“皆可抛”的历史使命。这是特定历史荣誉。我个人觉得，有点过时了。熊先生老提自由，但是提自由又略显空洞，可能是我觉得有点空吧——我们现在社会不自由吗？其实我甚至武断的觉得书中，熊先生其实写：比起过去，进步很大，提高很多，希望大大，什么旧的铜墙铁壁，让子弹再飞一会，就打烂了。写的是社会进步，我却以为社会进步会带来受的约束肯定减少，自然就是更自由。而且，至少我认为，熊先生是相当自由的思想者，没受什么迫害吧。但是人总是会受到限制的，他也不可能是超人。问题来了，自由的度究竟有多大？人们喜欢比喻鸟自由的飞，鸟总有要回到地面的限制；鱼儿在水中自由，却又离不开水。这些自由的想象，其实是人类看到这些东西时，把这些鱼这些鸟幻化想象成自己，寄托了自己融入到鱼水中去，在思想上自由的飞了游了，唯心上达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自己。依我看，说自由的实质是说自己，大概理解是发现和重视自己。人在婴儿时，内心世界只有自己，逐渐长大，认知世界，发现世界和想象世界有所不同，慢慢感受到各种约束，约束即非自由，再大，有能力打破一些约束，想象世界逐渐和现实世界糅合成新世界，有可能朝自己的新世界方向前进。人类的社会性，注定无法打破所有约束，而只能打破其中一部分，打破这部分约束，即可谓自由。
这个自由不太会说，举个例子，人小时候在家，受家庭的呵护，长大后可能有的人觉得呵护成了禁锢，产生了不自由的东西。然后选择突破禁锢，离开家，独立，走自己的路。这是个打破一些约束的过程，恩，自由了吧？但是大家应该不会为了追求这种“自由”而把和原来的家庭关系给断绝了吧？还有，例如戴着锁链的奴隶，他的“生”受到严重的约束，这个时候帮他把该死的链子拿走，他就感觉自由了——难道非要给他知道“你有选举权，有被选举权，有示威权”才算自由？从奴隶当成农民，自由前进了一大步，奴隶自由了。走到封建社会，主要关系是受土地的约束，农民离不开土地，这时候可能有人告诉他“你知道吗，你很不自由，你被土地捆绑了——是那些封建地主”，于是农民觉悟了自由，反抗了封建主。是的，这个时候农民又自由了。这时候农民可以选择当工人，不再受土地的约束了，而那些告诉他的人，有一些可能是好人，有一些肯定是资本家啦！奴隶的脚铐打破后，农民和封建主站起来了，农民和封建主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农民不满意和封建主的关系后，他们的链条打破了，自由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旗帜作用，然后产生无产者和资本家建立了新的链条关系。
回过头去看看，每次都打破了链条，都得到了自由了吧，可与此同时，打破旧链条，仅仅是换了种新的链条而已——让大家觉得还舒适的链条。可链条本身，从没完全消失。说到这，提醒一下，自由从来都是有限度的。人类之所以形成社会，之所以成为“人”，正是由于个人，他人，集体等各种不同的链条联系在一起。与人类隔绝的狼孩，没有这种链条，有的仅仅是人面兽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离开家，独立成长，而并非与父母断绝关系。自由的限度，仅仅以链条的舒适性，以及与这种链条是否制约了人类前进发展的步伐有关系。我们要打破的程度，仅仅限于少数拖慢我们前进和舒适的那些链条。而这个，是自由主义者很少解释的地方。自由曾经的巨大作用，用在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开炮的时刻，用以武装平民的思想。他们成功了，这种思想或主义会得以延续，资本受益于这种思想体系，而且自由这东西太具有煽动性了。恩，忽然想到一个东西——自由这种东西，背鼓吹得那么美妙，简直就是新时代的圣经！
对于资本的代言人来说，利用自由推翻了封建先生，然后用自己取代封建先生的位置，建立与大众的新链条关系。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和以前不同了，他的利益由“推翻禁锢的世界“转为“维系我们的世界”。他不能否认自己送给大家一根新链条，但是他对此可以很低调。我们不用想，就知道他不可能会鼓励民众“自由”的推翻自己。甚至，他从始至终都模糊着自由的脸，仅仅鼓吹自由的美丽的一面。我们看鱼，很容易看到鱼自由的游泳这一面，却往往忽视鱼离开水就死。对于鱼来说，自由脱离了水，后果很严重。是自由重要还是水重要？是人类彼此间的关系重要，还是一味鼓吹自由重要？
对于奴隶，自由很遥远；对囚徒来说，自由在高处；对于站起来的人来说，自由就很近了；对于自尊自信的人，已经享受自由。自由的位置没那么高，自由的大面貌是宽容，而不是为所欲为。我个人认为，自由不是一个很高的起点，自由的终极目标，可能发展最后会通往共产主义，当然，伴随的是人类普遍的高素质、高道德和丰富的生产，和社会主义殊途同归。当然，如果社会发展水平不够，民智不够的话，自由的国度也可能成为希特勒那样独裁者的温室。
对于站立的人，自由的距离，可能仅仅是手伸出去的距离。别把自由看那么高，除非你认为自己接近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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