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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须有清晰制度设计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2012年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意味着酝酿八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揭开神秘面纱，改革或将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又关乎未来经济增长潜力释放，因此，应有清晰制度设计，在实践中稳步推进。
——收入差距扩大与“转轨”特征有关
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是不争的事实，多家研究机构测算的基尼系数都超过警戒线。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导致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不足。
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何在？分析这一问题应先从全球和历史的视角观察。
在世界范围内，收入差距情况与我国类似或者更甚于我国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拉美、亚洲等地区，这些国家大都属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具有启示意义的是，金砖四国基尼系数都明显偏高。虽然近年来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但始终伴随着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在发达国家中，美国贫富差距较大，欧洲国家则处于比较适宜的状态。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奉行平均主义，人们生活普遍贫困；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打破了“大锅饭”，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收入差距也名列世界前茅。
产生收入差距的根源是什么？理论上的讨论可归结为“公平”和“效率”之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过大本质上属于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报酬失衡问题。
我国收入差距具体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作为正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大国，我国人口多，地域广，资源禀赋条件千差万别，历史遗留问题棘手，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市场经济共性的市场失灵因素，又与转轨过程中市场发育不健全有关；既有分配制度因素，又与财产分布状况有关；既有政策惯性因素，又与改革不到位有关。这些原因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市场经济，二是转轨特征。
市场经济酬勤惩懒，通过拉开合理的收入差距，产生激励效应，但在优胜劣汰中市场不会保护弱者，市场经济无法自动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从而产生市场失灵。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家攫取巨额财富，而大量普通民众却面临房屋止赎风险，“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显示了普通民众对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不满。
我国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发展市场经济，市场失灵、收入差距等问题出现也不属例外。然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更与我国的“转轨”特征有关。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中平均主义消失了，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要素参与分配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虽然我国逐步放开产品市场价格，取消双轨制，但对重要生产要素价格迟迟没有放开。土地、利率、劳动力以及煤电油运等生产要素价格没有真正反映市场价格，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劳动补贴资本，穷人补贴富人，落后地区补贴发达地区。我国在强化市场经济“效率”、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公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仍有待探讨。除了资源要素价格滞后外，在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法治环境尚不完善，由此产生一系列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因素。一是，寻租十分猖獗，大量灰色收入、贪腐收入存在，不仅扭曲了贫富差距，更恶化了分配不公，而这往往是诱发社会矛盾的焦点；二是，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虽然这可能提高了效率但却导致财产向少部分人集聚，因此，贫富分化问题，从流量看是收入差距，从存量看则是财产状况分布不合理，在改革过程中，少数人利用制度漏洞占有大量财产包括股份、土地、矿产资源等；三是，改制完成后大型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并获得垄断超额利润，国家作为主要出资人所获得的资本收益极低；四是，税收体系设计重对劳动报酬课税，轻对资本报酬课税，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手段更是明显不足。
此外，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特色的在于收入差距中的城乡差距明显与人为政策因素有关。建国后我国实行工农“剪刀差”，长期依靠压低农产品价格支援工业生产；改革虽然最先从农村开始，但三十多年中，除了农村税费改革外，并没有推进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农民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权属不清，近年来在土地征用中农民获得的补偿更是明显偏低；户籍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有所松动，但进城农民在获得实质性的社会保障方面仍存不足；政策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惯性依然存在，农民在一次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二次收入分配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三步走”
近年来，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自2004年开始，我国就开始起草《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 3 及实施细则》，但至今仍未出台。收入分配改革关乎民众切身利益，收入差距越大，利益协调的难度越大；同时，对改革路径也存在分歧，改革中是否会出现新的问题，改革后能否达到效果，这些都亟待探索。
“十二五”规划中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可概括为“提低、扩中、调高”，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过去我国也陆续推出一系列收入分配改革措施，包括确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机制，提高个税起征点，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等。这些改革方向都是正确的，但对于调节巨大收入差距来说，力度仍然不够，似乎也缺乏整体的“顶顶层”设计。
根据对收入差距根源的分析，未来改革的方向，一是深化市场机制改革，“一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二是，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具体来说，收入分配改革可分“三步走”：
第一，以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推进资源税、增值税扩围改革，理顺要素价格体系，这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同时，可考虑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在民营企业中可考虑通过“降税提薪”或类似手段增加普通劳动者工资，这主要从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走出低谷的角度考虑。
第二，推进垄断国企、财税制度等改革。在解决收入分配方面，我国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我国拥有巨额国有资产，这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制度基础。未来应考虑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重，逐步划拨更多国有企业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通过二次收入分配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同时，打破垄断，扩大民间资本投资范围，落实“新非公36条” 4 的配套措施，这主要从发展小微企业、扩大就业的角度考虑，从根本上说，就业才是增加收入的长效机制。
第三，推进土地、科技、教育等制度的深刻变革，为中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土地制度方面，通过确权，确立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财产权性质，具有转让、抵押、融资的性质，让进城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分享城镇化带来的增值收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在科研体制、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更有利于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关键。可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培育更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总体看，过去短短三十年中，社会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打破了绝对平均主义，结果产生了严重的收入差距，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未来应通过更进一步的改革，逆转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改革绝非一蹴而就，这就需要在经济、社会多个层面推进深层次制度改革，始终贯穿经济方式转变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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