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教师直言：我的灰色收入
中国教师报2003-03-31肖民
我是个教书的，清水衙门，哪来的“灰色收入”呢？开始我也不信，自从调到城里并“荣升”为班主任之后，我不得不信了。当然，我那点儿“灰色”和乡长、局长们比起来，连个零头儿都算不上。但一想到自己干的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还得在讲台上言传身教，未免有点儿心发虚，觉得还是先坦白出来更稳妥些。卸去包袱，才好轻装上阵嘛。
我的“灰色收入”的构成以烟酒副食为主，“行贿”者大都是有头有脸的学生家长，逢年过节是“灰色收入”进账的黄金时段。今年的“大宗进项”有以下几款：
１箱茅台，２箱郎酒，３箱古井，是郑副书记、任局长、郝乡长、关经理等所赠；另有各种名酒２５瓶，具体出处目前已不详。
４条“红塔”，７条“白云”，还有１条什么“溪”，开始我以为是上不得台面的次货，就分给来串门的几个同事了，后来才知，那是什么“极品烟”，贵得很。当然这些基本上是作为酒的“附属品”溜达到我家的。
螃蟹、大虾、黄花鱼等海货５箱，牛肉、羊肉４０斤，为科长、所长和个体户所“孝敬”。（已毕业上班挣工资的学生所送礼品因不属“灰色收入”故未计算在内。）
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家长亲自送来，一来和我交谈交谈，了解一些情况，二来表示对老师的尊重。我则觉得主原因是他们怕孩子知道了产生不良影响，可谓用心良苦啊。其实我也清楚，我的“灰色收入”中的绝大部分确实是“灰色”的，人家有权有势有地位，收了那么多的东西，自己用不了，送给老师做个顺水人情，总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吧？每次我都反复说老师对每个孩子都一样，都认真负责，绝对不能收家长的礼物，可谁又会把拎来的东西拎走呢？有一次我让儿子把近处一位家长的东西退了回去，没想到那家长又加上两样东西气呼呼地送了回来，还说老师有薄有厚，看不起人，闹得我很不自在。
退又退不了，用又用不完，只好拿着走亲串友。亲友们倒都挺识货，个个“笑意写在脸上”，都说老师的待遇确实高了，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我心里的滋味则是怪怪的。
老师也是人，而且是极普通极平常的凡夫俗子。只是我念了这么多年的孔孟，时常标榜自己的清高、正直，接受并享用这些“灰色”的时候，心里真的坦然不下来，更不用说像某些弟兄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收了多少多少。平时上课又不敢也不想对“有关学生”另眼相待，惟恐落得个“势利眼”的恶名，就更觉得寝食不安。唉！
怎么办？苦思良久，终于想出了个办法，暑假后，我这个“班父”说啥也得辞了。不在水边站，就湿不了鞋了吧！
第2篇：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
人们把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收入,称为“灰色收入”。
著名经济学专家茅于轼：“灰色收入”其实不含任何贬义的色彩，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灰色收入”当初的出现应该说是个好征兆，它预示着经济开始活跃，个人有了更多发挥、运用自己长处的机会。
律师：“灰色收入”本身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从法律角度讲，个人收入只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而这个合法的界定当以收入的来源为依据。以我的理解，“灰色收入”应是指在正常工资之外的不为公众所知的另一个合法收入，且多在向税务机关报税的时候隐瞒了这个收入。如果此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产生“灰色收入”的行为都应该被认定为偷税。
从某种意义上讲，“灰色收入”与“隐性收入”一样，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某种“合理存在空间”。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灰色收入”往往暴露了一些社会问题和体制性的痼疾。与这些收入一起被隐形的，是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的贫富不均、社会风气不正等问题
灰色收入知多少
公务人员“灰色收入”种类繁多。有在非公务活动中收受礼金的；有利用在临时机构任职或兼职的条件，领取各种酬金的；有在单位巧立名目，自发各种福利、补助的；有在非公务活动中频繁接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各种请吃、请喝、请跳、请钓、请洗的，名目之多，不胜枚举。其中有些是共性的，有些则带有明显的部门、行业或岗位特点。
目前的“灰色收入”现象除具有隐蔽性、多样性、普遍性等一般性特征外，还有以下三大倾向：一是谋取对象“公款化”。“灰色收入”主要源头是公款，主要渠道则是各种直接或变相的“化公为私”；二是谋取方式“集团化”。单位巧立名目滥发奖金、补贴，一般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人人有份；三是存在氛围“正当化”。一些公务人员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灰色收入”。特别是部分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灰色收入”聚敛不义之财，已成为当前困扰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危害甚烈。
灰色收入数额巨大，这部分收入是不可能得到真实统计的。例如，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国家每年损失的国有土地收益近百亿元，显然这部分收入变成了灰色收入。又例如，奥地利一经济学者研究认为，世界正规经济GDP为39万亿美元，非正规的地下经济GDP为9万亿美元，两者是4比1。其中发达国家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之比为6.5比1，发展中国家为3比1。而我国学者胡鞍钢认为，我国税收流失、国有经济投资与财政支出流失、黑色经济收入、垄断行业租金合计为..1万亿元左右，相当于统计的GDP的15%。从这里可以肯定,我国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数目相当可观。作为佐证，《了望新闻周刊》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不发达地区的某些县市，个别领导每年不算黑色收入，仅灰色收入就可以达到10万元，而发达地区可达到20万元。
灰色收入拉大了我国个人薪酬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灰色收入是有权势贪官的“专利”。江西广丰有一个名叫郑元盛的贪官，为了敛财，不论老家盖房子，孩子过生日、结婚、上大学，都要通知下属单位，哪个不心领神会？哪个敢不去“慰问”？其女儿过生日，一天中送来的生日贺礼就达10万元。从近年被查处的腐败贪官情况看，其来自灰色收入的财产的数
目远远大于其被查明来源的贪污受贿数额。原湖南省岳阳市市长欧阳松，家庭财产价值人民币389万多元，其“灰色收入”就有334万元，占全部财产的85.6%。
不久前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调查完成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一出炉，即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份报告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调查报告主创人李实对这个“世界最高”进行了说明：如果仅算货币收入，不包括实物，中国可能不是最高，津巴布韦比中国还高。而此次调查之所以得出中国“世界最高”的结论，是因为调查中考虑到非货币因素。
灰色收入钻了法律“空子”
“灰色收入”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既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又与现实的体制机制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有些行业和领域，收入的差距是很大的。由于整体工资性收入偏低，某些部门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搞创收。这些非法的“灰色收入”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其中之一便是少数官员的贪污受贿。现行《刑法》对属于灰色收入的“不明来源财产”的最高刑期为5年。《刑法》虽然界定了不明财产的内容，却没有划定具体的量刑标准，使许多法律和制度存在“漏洞”。一些腐败官员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降低了犯罪成本，有的甚至逃脱了法律制裁和纪律处分。
比如浙江省绍兴的一贪官，因受贿20万元被判刑，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但其灰色收入就达到60万元。原海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路景林因受贿18万元被判刑10年，因有357万多元人民币、9万多美元、48万多元港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仅被判刑4年。路景林对其数百万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决不亚于受贿人民币18万元，4年有期徒刑显然太轻，难以平民愤。
法律中虽然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但由于现行的法律条文实际执行缺少可操作性，从而使社会对法律乃至整个法治产生疑虑。对此，广大群众表示愤愤不平，就连司法人员也感到困惑不已。新加坡《反贪污法》就规定，在公务员不能说明其财产合法来源时，一律视为贪污所得。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在现实办案过程中，领导干部搞“黑色”、“灰色”收入，收支明显不符，却很少有人被顺藤摸瓜。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早在1998年邀请一批香港记者到沈阳采访时，便露出了自己的“行头腐败”。当众记者津津乐道于慕绥新演讲时，有位香港记者却紧紧盯住了慕市长的一身“行头”：衬衣、领带、西服、皮鞋„„全身上下竟然皆是名牌。慕绥新这身“行头”粗略一算，少说也得几万港元。
现在某些领导干部吃讲排场，穿讲高档，住讲豪华，挥金如土，摆谱比阔，不可一世。对这样的“官员”，只要算一算他们的收入与支出，其“内幕”、“猫腻”的严重问题，就不言而喻。由此可见，官员们的利润尤其是暴利，其来源几乎都是非法的，他们实现暴利的必要前提或必经之路是必然的腐败。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正当的、合理合法的“暴富”渠道和“巨额”来源。
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收受礼品登记制度等等，轰动了“一阵子”，就变成了先紧后松、事与愿违，甚至背道而驰出现相反的结果。
灰色收入需要有效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专家学者认为：在法律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在反腐败问题上拘泥于“原告举证”等一般法律程序。为制止灰色收入这类腐败现象的蔓延，国家应该采取某些“有罪推定”方式。比如，超过本人收入过多的财产，应该由本人举证说明来源，若举不出证据，就应该视为非法所得，给予处罚和没收。对待政府官员的收入问题，应该在法律上有明确的界定：只有合法与非法之分，不存在什么“灰色”、“黄色”！当其支出超出其正当的收入时，一定要有监督机关真正的介入。应该让那些有受贿之嫌的官员拿出证明自己收入“合法”的证据，而不应该让监督机关去找证明其“非法”的证据。
另外，对于灰色收入增长的趋势，政府应加大有效治理的力度。近年来，各级政府正采取一些措施来铲除灰色收入。比如加紧公共财政的管理，严格控制预算外收入等等。
对于非法的“灰色收入”，政府已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用法律的武器予以了严厉的打击，公安和检察机关也相继开展了各种专项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湖南省为彻底根治领导干部“灰色收入”，打出了一记重拳：党政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按规定登记、上交的，一律以贪污论处。款额不满1000元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写出检讨，记入廉政档案。款额在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款额在2000元以上的，一律先行免职，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此外，还规定了几条“高压线”：严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严禁在非公务活动中接受非亲友所赠送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严禁以节日、喜庆贺礼等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严禁收受下属单位发给的奖金和贵重物品；领导干部经批准兼职，包括在临时机构任职的，一律不准领取兼职报酬。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违者，不论领导干部是否知道，都要追究领导干部本人的责任。
在这方面,深圳市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们将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探索建立廉政公积金制度。廉政公积金将由政府统一组织，从平时公务的福利基金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建立廉政公积金。如果公务员在任职期内未出现任何违规违纪行为，退休时将根据级别不同有望拿到100万～200万元的廉政公积金。如果任职内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将酌情扣发廉政公积金，直至全部扣完。
第3篇：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黑色收入”是不法收入；“白色收入”是公开透明的收入，是合法的；“灰色收入”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收入。“灰色收入”的内涵很复杂，上世纪80年代，人们把工资、津贴之外的经济收入如稿酬，兼职收入，专利转让费等，统统叫做“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一词最先来源于司法机关，1998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朱胜文案审判中首次使用“灰色收入”一词。（鉴于在各种经济类案件中，通常无法完全追查犯罪嫌疑人的非法收入来源，编者更倾向于将此案中的“灰色收入”判定为“黑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介于“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之间的一种隐性经济收入，基本上是通过“制度外”实现的。它既不同于贪污盗窃、走私贩毒等非法收入，又不同于合法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其最大的特点是非公开性，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