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搜神后记·卷三·国忌休务原文附译文
搜神后记·卷三·国忌休务原文附译文
卷三·国忌休务
作者：洪迈
《刑统》载唐大和七年敕：“准令，国忌日唯禁饮酒举乐，至于科罚人吏，都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釐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其小小笞责，在礼律固无所妨，起今以后，纵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旧唐书》载此事，因御史台奏均王傅王堪男国忌日于私第科决作人，故降此诏。盖唐世国忌休务，正与私忌义等，故虽刑狱亦不决断，谓之不合釐务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双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昼漏已数刻，若单忌独三省归休耳，百司坐曹决狱与常日亡异，视古谊为不同。元微之诗云：“缚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又可证也。
译文
《刑统》 记载唐文宗大和七年敕书：“标准法，国家的忌日，只禁止饮酒奏乐，至于处罚百姓和官吏，没有明文规定。但由于这天不该处理事务，所以官府就不能判断案件，但小的责罚，在礼制和法律上都没有妨碍，从今以后，纵有此类事情，御史台府不要检举。”《 旧唐书》记载这事，因为御史台检举均王师傅王堪的'儿子，国忌日那天在私宅处罚工匠，所以才颂布这个诏书。大概唐代国忌日不处理事务，正合私一样，所以虽是刑事案件也不判断，诏书说不该处理事务，就是指这个。现在在京城的众官，只有双忌日放假，因为跪拜太多，又时间过了几刻，如果是单忌日，就只有三省官员休休息了，其他百官上班断案，与平常日子没有两样，比古代制度有所不同。元微之诗说：“抓人判案名为御史，囚徒狡狈满地都是，明天放假因为国忌日。”可以为证。
第2篇：搜神后记·卷三·鄱阳学原文附译文
搜神后记·卷三·鄱阳学原文附译文
卷三·鄱阳学
作者：洪迈
鄱阳学在城外东湖之北，相传以为范文正公作郡守时所创。予考国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岁四月知饶州，四年十二月，诏自今须藩镇乃得立学，他州勿听。是月，范公移润州。《余襄公集》有《饶州新建州学记》，实起于庆历五年乙酉岁，其郡守曰都官员外郎张君，其略云：“先是郡先圣祠宫栋宇隳剥，前守亦尝相土，而未遑缔治，于是即其基于东湖之北偏而经营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学庄田记》云：“庆历四年春，诏郡国立学，时守都官副郎张侯谭始营之，明年学成。”与余公记合。范公在饶时，延君卿置馆舍，使公有意建学，记中岂无一言及之？盖是时公既为执政，去郡十年矣。所谓前守相土者不知为何人？
译文
鄱阳学宫在城外东湖的北面，相传是范文正公（仲淹）当郡守时所创建的。我考察国史，范公在仁宗景佑三年乙亥岁（按三年为丙子，二年为乙亥）四月任饶州太守，四年十二月，诏书规定必须是藩镇才可以建立学宫，别的州不许建。当月，范公迁官润州（今江苏镇江市）。《 余襄公集》 有《 饶州新建州学记》 ，实是仁宗庆历五年乙酉岁建立，郡守是都官员外郎张君，大略说：“起初郡城里先圣祠宫，房屋毁坏，前郡守也曾察看过，还没有来得及修建，于是张君就用祠宫旧基，在东湖北边建起学宫。”浮梁县人金君卿郎中，作《 郡学庄田记》 说：“仁宗庆历四年春天，诏书命令郡国建立学宫，当时郡守都官副郎张君名谭的`筹划，建立，第二年学宫建成。”和公所记的相同。范公在饶州时，请金君卿建立馆舍，如果范公有意建立学宫，记中哪能一句也不提呢 ？况且此时范公已入朝中掌管朝政，离开饶州十年了。所记前太守察看土地，不知道是什么人？
第3篇：搜神后记·卷四·谤书原文附译文
搜神后记·卷四·谤书原文附译文
卷四·谤书
作者：洪迈
司马迁作《史记》，于《封禅书》中述武帝神仙、鬼灶、方士之事甚备，故王允谓之谤书。国朝景德、祥符间，治安之极，王文穆、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诸人造作天书符瑞，以为固宠容悦之计。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惧贻后世讥议，故请藏天书于梓宫以灭迹，而实录之成，乃文穆监修，其载崇奉宫庙，祥云芝鹤，唯恐不详，遂为信史之累，盖与太史公谤书意异而实同也。
译文
司马迁作《 史记》 ，在《 卦禅书》 里叙述汉武帝敬奉神仙、鬼灶、方土的事情很详细，所以王允叫它谤书。本朝真宗景德、祥符年间，王文穆公（钦若）、陈文忠公（尧史）、陈文僖公（鼓年）、丁晋公（谓）诸人，假造天书符瑞，以为讨取皇帝欢喜、巩固地位的手段。等到真宗逝世，王沂公（曾）怕遭到后代批评讽刺，所以他要求把天书藏在真宗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