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梁实秋的翻译风格解析
梁实秋的翻译风格解析
翻译观与文艺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和而不同”，因此翻译家与散文家担任的角色也不相同。以下是小编分享的梁实秋的翻译风格解析，欢迎大家阅读!
一、引言
正如描写翻译学派所演绎的：既然原文与译文的对应关系(现象)是译者选择的结果，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规范，那么该规律即塑造对等关系的关键因素。本文将翻译家梁实秋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图里(T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从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3方面对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活动进行描述性研究，以期揭开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庐山真面目”。
二、Toury翻译规范的概述
描写翻译理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以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为奠基之作，致力于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及功能时，以译语系统为依归，把翻译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按照翻译活动和翻译在我们经验世界中表现出的状况描述翻译。
为寻绎不同时期各种文化中牵制译者实际抉择的普遍规律，营构一套涵盖历史、文化“事实”的制约因素体系，使之深契于译学文化范式，图里在《文学翻译规则的本质与功用》(1978)一文中引入norm(“规范”)概念，他认为：“如果不考虑那些构成语言之间结构差异的规则，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非义务性的选择上，我们就能寻求外部的社会文化制约因素来解释译者于文中反复展示的种种抉择。
这些制约因素即规范。” (Hermans，2004：75)该观念占据了图里译学理论的中心，并不断得到后继学者的阐释和发展，成为弥久长新的理论生长点。为描述规范在不同层次对文学翻译活动的制约力，图里将其三分为：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在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规范在起作用。预备规范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在翻译开始前便发挥功效，涉及某一文化在特定时间内一些足以影响翻译选材的政策和允诺的翻译路径。初始规范在逻辑上先于操作规范，初始规范从宏观层面决定译者翻译的总体策略，决定其翻译作品的特征，主要对译者面临的3种抉择进行范畴分类：恪守原语规范，顺应译语规范，抑或折乎其中，两不偏废;而译者面对的是两大片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制约力的规范同样异地而设，分为原语文化规范和译语文化规范两套截然不同的范式。
若译者的选择偏向原文，恪守原语文化规范，其翻译就会更贴近原作，会产生“充分的翻译”(adequacy)，尽管译者对原著字随句摹，如影随形，但往往会因文化情节与目标语社会相去甚远而难以获得后者的认同;若译语文化规范占上风，译者更多地是想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则炮制出“可接受的翻译”(acceptable)。而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因为翻译从来就不可能完全充分或彻底可接受。操作规范则用以描述翻译操作过程中影响译者实际抉择的各种语言和文本规范。
图里预设的规范模式摒弃了传统译学所推崇的一对一的对应理念及文学或语言上等值的可能性，将原文与译文在交叉的文化系统的符号网中进行聚合(Gentzler，1993：133~134)，也将翻译置于译语社会文化制约体系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经验描述，其进步性自不待言。
下面将逐一分析这3类规范在梁译本中的体现，说明梁译本如此有争议并非偶然，是3类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翻译规范视角下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
预备规范与文本的抉择预备规范指某一特定语言文化背景下，那些在选择翻译文本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很显然，选择翻译文本是翻译过程中很关键的一步，由于受到不同时代主流文化和文艺思想的影响，译者会选择不同题材和内容的作品译介。
一般情况下，译作越接近目的语文化环境，越接近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与期待，就越受欢迎。因此译者会尽量使自己的选材符合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梁实秋的翻译选择从历史出发，根据自身民族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的人本主义精神，希望以古典审美极力恢复中西传统健全的人文精神;同时他执著于文化传播和文学自身建设的追求，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译介是出于文化传播和吸收的目的，试图通过翻译构建起伦理人性的诗学观，这是借外来文化提升本土文化的一种努力，同时也为本土文化接受和吸收更多的外来优秀文化奠定了基础。梁实秋选择翻译莎翁全集正体现了预备规范的影响。
首先，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深受其师白璧德的影响。梁实秋早年崇尚浪漫主义，他的翻译活动也深受其文艺思想的影响，也是“缺乏纪律”的。但自从师从白璧德之后，他从浪漫主义的立场转到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来，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儒家思想是有暗合之处的，其中西思想的交汇与互动，让他对“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进行反思，重新对儒家思想进行审视。他开始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在翻译的选材上，他反对毫无选择地将外国的作品介绍过来，而极力主张译介一流的作品。梁实秋之所以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那种“顶好的”的古典文学，梁实秋曾说：“古典文学有一种特质——其内容为人性的描写。因其所描写的为人性，故能‘古’而不死，故能虽‘古’而常新。其描写的手段是优美的，故能成为 ‘典’，故能历久而不失其妙。”
(梁实秋，1988：182~183)他反复强调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体现在其中对永恒的人性的描写。他的翻译选择与其始终坚持以“人性论”为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一致的，这种因时通变的理念正是儒家思想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碰撞在他翻译实践中的体现。其次，梁实秋受到“赞助人”胡适对他的影响。译者可以接受“赞助人”的要求，很多时候(比如外来“赞助”与译者本人文艺思想有冲突的时候)也可以拒绝合作。
“赞助人”可能对译者某一时期的翻译产生影响，但难以对其所有翻译产生影响;而文艺思想却会影响译者一生的翻译活动，是译者翻译的内因。当内因与外因一致时候，便会给译者带来强大动力。胡适是梁实秋翻译莎翁作品的发起人。梁实秋也多次提到胡适对他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他说：“我译莎剧，不是由我的选择，是由于胡适先生的倡导正合于我读第一流书的主张，我才接受了这个挑战。”(余光中，1988：419~437)在胡适和梁实秋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无疑是一流的，他们都认为翻译就应该翻译一流的作品。
梁实秋在翻译莎士比亚时受到胡适的赞助，从事这一翻译活动同时又与他的文艺思想不谋而合，这样就为他翻译莎士比亚创造了巨大的合力，使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一翻译巨作。概而论之，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与其文艺思想、选择动机都有很大的关系。梁实秋之所以选择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完全符合译介经典作品的条件;同时，梁实秋有自己所定的翻译标准，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与赞助人(胡适)的翻译原则不谋而合。他的翻译选材深受其文艺思想的影响，同时也通过翻译来宣传其文艺思想。2.初始规范与译者的翻译策略初始规范是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总体把握，是决定翻译产品最终特征的重要因素。
按照图里的说法，译者要么倾向于遵循原语规范，从而产生“充分的”译本;要么更倾向于目的语规范，更多关注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以及译本的“可接受性”。图里指出，译者必将在这两种翻译模式中做出选择。总体而言，梁实秋译莎士比亚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译文便更多地注重其 “充分性”，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是指文化内容，其二是指语言形式。
在文化内容层面上，译者主要是尽量呈现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不作任何删改;在语言形式这一层面上，译者注重引进新鲜的表达方式，力求对目的语文化中的某些规范进行扩展和充实。首先，梁实秋考虑到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期待视野。
新文化运动波澜乍起，西学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读者有接受异域文化的要求和心理准备，他们以开放的心理不断调整、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先结构，这一切需要译者将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视为自己的一种职责。梁实秋译莎的诗学取向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熏陶，拥有理性及宽容的文化态度又具备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崇尚个性独立的特质，这决定了其译文能够包容异域语言及文化，也决定了其译文过程中的严谨与细致。五四时期，翻译界也崇尚异化风尚，所以当时的异化译法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词汇、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和中国没有的文学样式，促进了现代汉语和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成熟。
梁实秋认为原作者的精神内核体现在其所在文化的传统以及民族意识中，译者的作用在于以诗学取向进行文化对话，这种观点体现了重视差异性的解释学精神(转引自严晓江，2008：132~137)。其次，在翻译标准上，正如严复有译者 “信”、“达”、“雅”三难的慨叹，梁实秋也主张翻译应该忠实、流利、传神。梁实秋这里所说的“忠实”和“流利”与严复所谓的“信”与“达”相近;而“传神”即为要忠实传达出原作的精神、语气、风格，也应划归“信”的范畴。
在梁实秋看来，“信”是翻译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其核心是对原作的忠实，译者要尽量将原文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在翻译中使自己成为隐形人。众多翻译研究家都赞同，“信”是梁实秋翻译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信”方面已经做到了人力所能做的顶峰，这是与朱生豪译本的一个重大区别。周兆祥说《哈姆雷特》一剧中“Be thoua spirit of health，or goblin damned”一句，6种译本中只有梁实秋译本“清楚而正确”地“传达出前后两种东西的.分别与对比关系”，剧中各种鬼魂的名称，梁译本“最一贯”，“最有条理”，6种译本中，只有梁译本没有删除古典比喻的部分，不管是用作上演还是研究，“效果都平均比其他各种译本优胜”(周兆祥，1981：382)。虽然很多评论者都认为梁实秋的翻译在“信”、“达”方面特点突出，而在“雅”的方面有些不足。
刘炳善也认为朱译本以“达”、“雅”取胜，而“信”有不足;梁译本以“信”、“达”见长，而“雅”有不足。事实上，梁实秋没有过分强调“雅”，在他看来，谈“雅”是多余的，原作“雅”则译得“雅”;原作不“雅”，则译文也不一定“雅”，不能因为其不“雅”而任意删改。事实上，梁实秋完全可以采用他所说的那种“不很难”的译法，将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得像他的《雅舍小品》那样文采斐然，但他没有去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喜好，而是采取了吃力并不见得讨好的做法。
在这一点上，梁实秋与鲁迅有一致之处，不过，鲁迅走得太远，译文太过于聱牙，梁实秋则希望将“信”与“达”控制在一定的度里面，试图在二者之间走一条“中庸”的道路。梁实秋的创作是他的才思、思想性格、感情色彩的体现，然而在翻译时，他则尽量使自己成为一个隐身人，不喧宾夺主，而竭尽全力希望将原作者推向前台，读者从中感受到其翻译与其散文好似完全出自两人之手。
3.操作规范在译本中的体现如果说初始规范从宏观层面影响译者对翻译模式的选择，那么操作规范则涉及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微观层面对原作进行的语言处理，即主要描述译文的呈现及语言内容。尽管规范是习惯性的行为常式，但翻译规范本身是隐性的，我们最终必须从翻译过程和翻译文本中去揭示潜在的规范，即各种规范都是体现在译文篇章内的。图里将操作规范定义为实际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抉择的准则。他将操作规范又细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母体规范与译文的完整性有关，包括对段落的删节或重置、对原文的分割以及段落或脚注的增加等，篇章语言规范则制约着译文语言素材的选择，如词项、短语及文体特征。限于篇幅，我们主要探讨篇章语言规范在梁实秋译本中的体现，也就是着重研究梁实秋对《莎士比亚全集》所进行的翻译处理。
梁实秋在《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等文里都谈到了版本问题，并指出他选择牛津版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他看来，这个版本基本保留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全貌，不像有些版本那样删除了其中的某些章节。
莎士比亚选用其标点符号，也像五步抑扬格一样，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节奏而采取的一种艺术手段。梁实秋没有保留原作的五步抑扬格，但却希望通过保留原作的标点符号来弥补，这是梁实秋用心良苦的一条翻译原则。即使梁实秋保留了莎士比亚的标点符号，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他使用的是现代标点，而只有少数读者会明白标点符号在莎士比亚时期的用法。
相反，“力求保存”原文的标点却对他传达莎士比亚的艺术感染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现以以下实例来说明：King Take thy fair hour,Laertes;time bethine,And thy best graces spend it at thy will.But now,my cousin Hamlet,and myson,--Ham [Aside.] A little more than kin,andless than kind.King How is it that the clouds still hang onyou?Ham Not so,my lord;I am too much I’thesun.梁实秋译文：王 珍重你的青春罢，赖尔蒂斯;时间是你的，你自用的善自遣用罢!现在，——我的侄子哈姆雷特，也是我的儿子，——哈 [旁白]比侄子是亲些，可是还算不得儿子。(注释：哈姆雷特的第一句话就是“旁白”，并且就包涵一个双关语，是可注意的。此语显然是接上下文而言，意谓不仅是族侄(因彼已为继父)然终非同一血统，古云。Malone，Stevens诸氏所解，俱不恰。)王 怎么，你脸上还是罩着一层愁云?哈 不是的，陛下;我受的阳光太多了。(莎士比亚，2001a：26~54)从这段话里，我们看到，在梁实秋的译文里，所使用的标点符号与原文完全一致。在上面还有一处双关语是 “A little more than kin，and less than kind.”梁直接翻译成“比侄子是亲些，可是还算不得儿子。”可惜，译文只是传达出了原文的意思，其本身并不包含双关语。梁在注释里指出，他不同意马隆等人的解释，但没有指出其观点到底是什么。而另一译者卞之琳的译文相比之下更加巧妙：“亲上加亲，越亲越不相亲!”
译文传达出了原文中“more than kin”与“less than kind”的对照关系。从以上翻译来看，梁实秋的译文显得很拘谨。梁实秋希望译文尽量保留原文的标点符号，这是造成其译文缺乏文采的一个原因。同时，梁译文也似乎受到了原文某些字句的束缚。例如，“But now，my cousin Hamlet，and my son，——”这句话不仅每个标点符号都保留了下来，而且，除了“but”之外，每个词(包括“and”)都按照其词序翻译了过来，这样，译文显得不大像是自然的对话。上述例子，我们看到了梁实秋处理双关语的方法，正如他所言，“双关语(pun)，苦难多译，可译者则勉强译之，否则只酌译字面之一义而遗其 ‘双关’之意义”以及“无法多译时则加注说明”(莎士比亚，2001b：1~3)。在处理原文中的典故的时候，梁实秋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Ham My fate cries out，And hardy as the Nemean lion’s nerve.哈 我的命运在那里喊叫，使得我身上每一根微细的血管变成奈米亚的狮子的筋一般的硬。梁实秋翻译时，也是完全保留了原文的标点，使后一句话长达27个字。“Nemean lion”是一个典故，梁实秋将其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奈米亚的狮子”，并在其后加上注释：“原文Nemean lion乃希腊神话中赫鸠里斯所杀怪兽之一”。
可以看出，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版本的原则、以及处理标点符号、双关语、典故等所采用的具体翻译方法，基本上是梁实秋“信”翻译准则的体现。梁实秋完全支持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时候，坚持使用白话文，尽力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原作的标点符号、双关语、典故;另外，为了将莎士比亚忠实地呈现给中国的读者，梁实秋还尽力将作品的猥亵语翻译过来，这一做法是不大能被当时的一些中国读者所接受的。
此外，他还加上比较翔实的注释，这也是他翻译思想中强调“忠实”的表现。但这里的“忠实”也只是梁实秋本人所理解的“忠实”，当他试图将标点符号、双关语等划到忠实的范围的时候，其他的方面例如文体却被留在了这个范围之外。但这种情况事实上是任何翻译家都难以避免的。
当译者强调某一方面的时候，在其他方面必然会有所缺失。但使用白话、保留原文的标点符号、忠实地传达出作品的猥亵成分，这些无疑会给中国原来的诗学体系带来冲击，为建立新文学开辟道路。
第2篇：梁实秋散文风格
梁实秋散文风格
一代散文大师梁实秋先生笔耕不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认真地品味人生，中年以后，其怀乡之作如一枝奇葩，独放异彩。他的散文涉猎广泛，凡人间生活各个方面，都在他的散文中得到反映。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有相当数量是描摹社会世相的，其中不乏针砭时弊之作。这表明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满意之处颇多。不过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他并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想法，他只是希望这个社会能不断地有所改良。
他最看不惯的是官场。在《握手》中，他描写了种种握手的场面，其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他以厌恶的情绪描绘了那种“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握手的姿态：这种人“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即使你主动伸出手，“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让人没趣。凡官场人物的形形色色，梁实秋历来憎恶有加，对那种自称“公仆”者流，借握手这样一个小题目，他也毫不客气地奚落一通。在《脸谱》中，他称做官的人是“误人仕途”。并说这种人的脸是“卷帘”脸：“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这种人对下司道貌岸然，往往面无表情，“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有时他却把“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几尺”;可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他挖苦说，这种善变的脸是官场上傲下媚上的必备工具。社会环境污浊，官场犹然。从梁实秋对官场人物握手姿势和脸面善变的描写中，读者对仕途中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恐怕都会产生一种反感的情绪。
《送礼》描述的是梁实秋在台北亲历过的一件事：政府机关某局的梁先生与他住在同一条街上，送礼者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于是屡屡把本欲送至彼“梁寓”之礼品误送达此“梁寓”。被诘问时，他说“我们行里的事要不是梁先生在局里替我们做主，那是不得了的。”原来这里在台湾社会很普通的贿赂事例中的一桩。作者揶揄道：“猪喂肥了没有不宰的。”剔肤见骨地揭露了送礼者右着不可告人的图谋。这篇小品，作者是从原始人狩猎归来将猎物分赠众人起笔的，那时的赠礼者与收受者，双方都十分光明磊落.与当今的贿赂者的鬼鬼祟祟、心怀鬼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借这样的对比来否定“人心不古”的当今世风。
梁实秋对时弊的针砭从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而且每每漾出新意，由于得体而幽默，人们读之，不觉会时而会心地一笑，乃至忍俊不禁。他的幽默常常包含着讽刺。不过，即使是讽刺，在针对一般世风时，在态度上也与针对官场的那些篇章有所不同。官场太污浊，离他所希望的“好政府”相去太远，他时常投去蔑视的一瞥，用语也不免刻薄;而在对其他世相进行针砭时，总是比较委婉、温和，表现出一种绅士之风。
在《汽车》中，他对势利的世风多有嘲讪，对那种以是否拥有汽车来划分等级的社会现象他很不以为然。在讲到了许多女子以对方是否拥有汽车作为择偶的基本条件时，他写道：“为了汽车而牺牲其他条件，也是值得的交易。……至于婚姻的对方是怎样的一块材料，那是次要的事，一个丈夫顶多重到二百磅，一辆汽车可以重到一吨，小疵大醇，轻重若判。”出语谐趣，分明有弦外之音。对那些在婚姻条件问题上本末倒置的女子，是善意的告诫。《谦让》从宴会上的让座之风写起，宾客们每遇到这种场合就谁也不肯坐首席，以示谦让;接着他调转笔头去写长途公共汽车站，在那里，只见人们“杀进杀出”，如果售票处没有木栅栏，秩序就不堪设想。在强烈的对比中，梁实秋说他有所“发现”：人们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来确定是否谦让的。出席宴会，坐在末席上其实“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不妨谦让;而长途汽车站上的情形就不同了，一谦让就没有好座位甚至无座位了。那种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带有虚伪性质的“谦让”一经他道破，确有点振聋发聩。幽默的行文中，蕴涵着他对建立真正谦让美德的社会文明的期盼。《钟》因有感于台北市政府“重阳敬老”赠送每位年老市民“时钟一具”遭到诸多非议而作。非议者的理由是“钟”与“终”同音。而市政府并不以科学道理进行疏导，却可笑地否认它是“钟”，改以“计时器”名之。这触发作者想起了种种弥漫于社会的迷信现象并委婉地加以嘲讽：如有人不许孩子在麻将桌旁读书(“书”与“输”同音)，虽然读书是好事;又说起有位熟人家道富有，门上贴“一个特大号的倒挂着的福字”(“倒”与“到”同音)，不想时过不久，“这位福人驾鹤而去了!”文中还举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实例，辅以幽默的评说，妙趣横生。作者对迷信风气的针砭，尽包孕于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了，读者是不难领悟到的。
梁实秋散文作品
梁实秋不同认为文学家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捍卫的是文学的纯洁性和永恒性。所以，在他的小品散文中，虽然与周作人、林语堂一样，不谈政治，回避了社会的重大矛盾，但是没有小知识分子的迷惘情绪。而是在对日常人生、社会世相的描绘中，去探求人生的真谛。四十年代初，梁实秋在历经坎坷，蛰居“雅舍”时，潜心小品散文的创作，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雅舍小品”现象，这也许是周作人、林语堂“言志”、“闲适”、“幽默”小品文日趋衰落时的一次颇为斑斓的回光返照。梁实秋以后的散文创作，也一直保留着“言志派”散文的流韵遗风。
梁实秋的《雅舍》更是“雅舍小品”的经典：一般房子的基本用途主要是遮风避雨，防止入侵，而雅舍却“蓖墙不固，门窗不严”，“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一位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置身于这种陋室，正是帝国主义给我们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一幅缩影，但梁实秋并没有像大多数的作家那样，奋起高呼救亡图存，对侵略者给以抨击斥责。却独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表现角度——从苦难中寻觅诗意。比如像“雅舍”地点荒凉，却足见朋友之情谊，“雅舍”聚鼠成群，聚蚊成雷，作者却安然处之。更有甚者，作者竟在大雨滂沱之际，由屋顶崩裂联想到奇葩初绽。尽管有人可能会说梁实秋不关心民族危亡，还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怡然自得。但我从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世俗利害和民族狭隘而关乎整个人类的东西，就使人在逆境中所应采取的处世态度。也就是一种“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的自我陶醉的处世哲学和超功利的审美心态。此后的不少散文，都是这种“雅舍”精神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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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散文
梁实秋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但真正使他在普通读者中间享有盛名的，还是他的散文创作。他的散文风格经历了从浪漫到古典再到浪漫的演变过程，但是最能代表其散文艺术成就和主要特色的还是以《雅舍小品》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学观指导下的散文创作。由于家庭出身与后天的所受的教育，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气质和英国的绅士风度在他身上互相交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贵族气质。这种气质使他选择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受他本人的文化贵族气质和古典主义文学观的直接影响，他的散文创作实践呈现出从容优雅、理性节制的总体艺术特色，具体体现为“追求人生的艺术化”与“幽默与感情的节制”两点。
梁实秋大小品大都是从一己的人生经验出发，说古道今，谈论人物，取材于平凡的日常人生，抒发人生的情趣，体现出一种清雅通脱的襟怀.在幽默诙谐中含蕴了几分讽刺，又在讽刺椰榆中透出了几分亲切和温厚。
《雅舍小品》写于1940年至1947年间，曾经风行文坛，且影响一直不衰。此时，梁实秋虽然也关注时局，参与政事，但在散文创作中我行我素，有意回避时行的抗战题材，专注于日常人生的体察和玩味，着眼于人性的透视和精神的愉悦，潜心营造显示幽默的艺术境界。他的作品不以抒情见长，而重议论，有意回避热点题材，轻功用、重韵味，追求雅洁、发掘理趣，形成了独特的创作倾向和艺术品格。
开篇之作《雅舍》，文中虽然涉笔国难时期住房的简陋与困扰，却不怨不怒，在随遇而安中玩味个中情趣。文中记写了战乱时期作者隐居重庆郊外的住所，“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但住久了便发生感情，总自觉“雅舍”是“有个性就可爱”的所在。通篇就写这陋室的“个性”，在他的笔下，不仅雅舍的月夜清幽、细雨迷蒙、远离尘嚣、陈设不俗令人心旷神恰，就是鼠子瞰灯、聚蚊成雷也是别有风味。在审美玩味的笔触下，雅舍所给予之“苦辣酸甜”都是人生难得的轻微小事，也都可转为可忆可叹的生活体验，从中透露出知足自娱的豁达俊逸的心境。这里，困苦的境遇被转化为观赏的.对象，生活的体验已升华为审美的玩味，表现了超然物外、随缘自娱的豁达心怀和优游自得的人生境界。
《中年》里，他体察到中年种种可晒可叹的身心变异，表白顺应自然、安身立命的中年心态：
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毯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有如秋行春今，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作踩高跷般地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流露在文中的这种中年心态，既不奢求也不自弃，顺乎自然，安身立命。这种心态固然谈不上锐意进取，但也不是悲观虚无的表现，而是一份达观乐生、安分执中的情怀。这类咏怀言志小品，优游自在，明心见性。梁实秋所躬行的是“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的处世哲学，追寻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和快乐，在动荡时代修炼超脱心斋，谋求自适妙方，体现的是达士情怀。
梁实秋对于其他色调的人生世相，也能虚怀静观、随缘把玩，并不过分非难他所看不惯的一切，只是给予善意的调侃、委婉的讽喻，有时还反躬自嘲，发人深省。他的散文多以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题，诸如男人、女人、理发、穿戴、吃饭、下棋等，但谈论中博雅的知见和幽默的遣趣交织，把人生体味艺术化了，别有一种阅读的魔力。《男人》一文挖苦同性的脏、懒、馋、自私和无聊等弱点，即针针见血，又止于笑骂，可谓善戏游而不为虐，融入了一位男性作家对同性劣根性的自嘲自讼意味，但还是心存温厚，留点情面。他针旺的大多是普遍存在的人生笑料和常人难免的缺点失误，诸如溺爱孩子、追赶时髦、虚荣好胜、偏执狭隘之类通病，用亦庄亦谐的笔调加以漫画化、戏剧化，善意指摘，适可而止，深得幽默三昧。
梁实秋不仅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性百态，并且饶有兴味地摹写了五花八门的各种社会世相。《脏》中写中国人浊气熏天、恶臭蒸人的公厕令人掩鼻逃逸，又写中国菜市场湿源源、滑腻腻、闹哄哄的场景，令人摇头叹息。《结婚典礼》则讽刺了中国人结婚大肆铺张的陋习。《送行》、《拜年》抨击了日常虚浮的应酬礼节。《排队》中叹息中国人已失去了礼让之风，缺乏现代社会的文明。
对优雅怡适之人生境界的体味和神往，对世俗生活之丑陋现象的玩味和幽默，构成了《雅舍小品》初期艺术内涵的两大层面。前者把人生诗意化，后者把人生喜剧化，二者相映成趣而把人生艺术化。二者又相辅相成，体现了作者优游自在的雅士风度。
梁实秋的散文个性鲜明，韵味浓郁。梁实秋自称他的散文是“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但其行文从容不迫，言简意赅，留有余味。梁实秋认为散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简单”，他的散文大都篇幅简约，语言精练，体现出一种由博返约的境界。此外，梁实秋的散文谈古说今，中外逢源，广征博引，文采斐然。说理融于形象的比喻，带有亦庄亦谐的情调，富于理趣。这种含笑谈玄、妙语解颐的文字，在《雅舍小品》里俯拾皆是，与内涵的闲情逸致一道造就了“雅舍体”温文容与、雅健老到的独特风格。这在40年代文坛独树一帜，延续和发展了闲适派散文的艺术精神。虽有绅士和名士气，却还是让人读来感到亲切，可品尝人生诸多况味，获得生活的真趣与愉悦。
第3篇：梁实秋的散文风格
梁实秋的散文风格
一代散文大师梁实秋先生笔耕不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的散文涉猎广泛，凡人间生活各个方面，都在他的散文中得到反映。他认真地品味人生，中年以后，其怀乡之作如一枝奇葩，独放异彩。
梁实秋的一生当中作品无数，仅仅是他女儿整理出来的就有两千多万字，每当读到梁老先生的作品，许多人都会被他的那种淡雅，淡泊名利的风格所吸引，梁实秋写作风格不像鲁迅那么言辞犀利，相反，读了他的作品反而会给人一种亲切感，让人感受到了他为人温和的性格。
从梁实秋的作品中我们还能察觉出他的幽默，虽然他的幽默不及林语堂，恬淡不如鲁迅，但梁实秋写作风格汇集了百家之长，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的一种写作风格，他将自己的人生感悟融汇到了他的散文当中，也成为了他的作品的一个特点。梁实秋的文章多是短篇的散文，他的文章文辞严谨又带有些许
第4篇：梁实秋翻译作品
梁实秋翻译作品
中国著名作家梁实秋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梁实秋翻译作品，一起来看看吧！
梁实秋翻译作品
梁实秋，(1903一1987)原名梁治华，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1923年8月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国立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