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鲁迅与林语堂之争
鲁迅与林语堂之争
鲁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学者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文云：“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林语堂初到北京大学时，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应该说林语堂与周氏兄弟在最初是非常好的盟友，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有极为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周刊也创刊，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第1进138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16开本。《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地位。
林语堂在当时是极为活跃的'，不但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都避居上海以写作为生时，矛盾爆发了。同以文字生活，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然而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q。”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现在看来，这是人生的两种选择，说不上谁对谁错。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可以投枪，可以匕首，但同样可以幽默，可以性灵。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然而我倒觉得越是在血与火的人生中，越是需要幽默与宽容。人生离不开幽默，幽默是死水般的生活里的一抹亮色。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作《忆鲁迅》一文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也就安然流过了。”对这一“**”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有不同的解释。“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然而有了误会，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融洽了，可要知道鲁迅是主张“一个也不宽恕”的。另外随着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这让鲁迅更加反感，觉得林语堂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同时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后世论者一般都站在鲁迅这一边，对林语堂大加挞伐。这时讲究的是二分法，好坏分明。鲁迅先生自然是好人一方了。于是乎被好人鲁迅骂过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而与鲁迅这样伟大的好人论战，对方自然也就是坏人了。然而世间的事又不是那样清楚明白的，鲁迅的笔战中常常有一些因误会、意气用事和个人恩怨引发的争论，这些争论认真说起来，其责任鲁迅倒是要承担一些的。譬如广东的学者胡文辉先生就写过一篇考证文章“鸟头与红鼻—读《故事新编》偶记，”其文指出了鲁迅研究中一个“视而不见，为尊者讳”的小小问题：在鲁迅与顾颉刚的论战中，鲁迅多次在书信和小说中挖苦顾的生理缺陷这些失德之事。这固然无损鲁迅的伟大，却也证明了人性的某种弱点，再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
林语堂对鲁迅还是怀有敬意的，《鲁迅之死》也证实了这一点。“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不过在所有怀念鲁迅的文章中，《鲁迅之死》这篇确有其特色，它并非仅仅是吹捧与高唱赞歌的，其中也还有些隐隐约约的批评。这可能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恕道精神，但正与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的主张相仿佛呵。“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如此笔墨，确实活画出鲁迅先生之本来面目也。
第2篇：林语堂与翻译
一、生平简介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光绪二十一年乙末）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坂仔村，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01年六岁的林语堂入坂仔教会办的铭新小学，十岁到厦门鼓浪屿继续读小学，十三岁时入厦门寻源书院。1912年，十七岁的林语堂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1916年以第二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科，之后在北京清华学校任中等科英文教员。1919年夏与厦门豫丰钱庄老板的女儿廖翠凤结婚，秋携新婚妻子赴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深造。一年后由于经济原因前往法国为华工服务，教他们读书写字。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院长。1927年离开厦门到达武汉,任外交部秘书,为期仅六个月。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1934年另创《人间世》，主张文章须发抒性灵；1935年又办《宇宙风》半月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同年，林语堂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译作《中国人》）在美国出版，四个月内印了七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林语堂因此在国外一举成名。而后，在赛珍珠（Pearl S.Buck）夫妻的邀请之下，林语堂举家于1936年迁往美国，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海外生涯，那也是他文学写作的重要时期，他的英文作品《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在美国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长达五十二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林语堂于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并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后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病逝于香港。
二、翻译理论
林语堂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林语堂的一生精力主要投入到了写作中，但他仍然写了许多有关于翻译的文章。早在1924年，林语堂就在《晨报》上发表了《对译名划一的一个紧要提议》，他涉及翻译理论的其他论著还有《我所得益的一本英文字典》、《旧文法之推翻及新文法之建造》、《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说孽相》、《国语文法的建设》、《论译诗》、《译东坡“行香子”二首》，《译乐隐词》、《英译黛玉葬花诗》、《尼姑思凡英译》等等。这些文章或从语言学理论方面进行评述，或从实例出发进行剖析，都展现了其中英文的深厚基础。然而林语堂于1933年为吴曙天编著的《翻译论》（1937年1月，光华书局出版）作的序，即为近万言的《论翻译》（后有收入其《语言学论丛》一书），是他最系统、最全面论述翻译理论的文章。在文章中林语堂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从而成为中国翻译史上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论文主要包括了对译者基本素质的要求以及翻译标准这两个方面。
在对译者的要求方面，林语堂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对原
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确的见解。”林语堂的这篇论文从翻译实际出发，毫不玄虚，说理质朴。他认为翻译除了上述三条外，“绝对没有什么纪律可为译者的规范”。他认为以前论述翻译问题的文章，大多或泛论译法，或单论译名，“都是直接出于经验的话，未尝根据问题上的事实做学理的剖析”。而他提出“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换言之，即“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他认为：“倘是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应当指出，林语堂是在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立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
正是在这两个基础上，他阐述了翻译标准问题，并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他又从另一角度将这三重标准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与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翻译家的资格。”这是发人所未发的。此外他总结前人的翻译方法，指出翻译只能是以句为主体的“句译”，不能以字为主体的“字译”。因此他提出“忠实标准”的四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对于“通顺标准”，他认为要做到两点：“第一，须以句为本位；第二，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而关于“美的标准”，林语堂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将其工作当作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的一种。”尤其翻译文学作品，更“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此外，林语堂同意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可翻译的说法。“因为作者之思想及作者之文字在最好的作品中若有完全天然之融合，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精神躯壳，此一点之文字精英遂岌岌不能自存”。最后他赞同“翻译即创作”，认为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须把翻译自身事业也当作一种艺术”。文艺翻译家“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林语堂的这个观点与翻译论中提出的译者应是批判家的理论有共同之处。总之，林语堂的这篇《论翻译》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重新提出三个标准，并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翻译的性质以及文学翻译的任务与方法。而他从语言学与心理学的角度也作了一些新的探讨，其翻译理论与现代挑战传统译文从属于原文的观点亦有相通之处。
三、翻译实践
林语堂在翻译上的成就，也可以说是他中年顶峰时期旅居美国的成就。从1935年的《吾国与吾民》，到1964年的《逃往自由城》和1967年的《中国绘画理论》，各种著作及译作一共三十二部，全是英文书：其中包括论述、散文、诗词、小说和传记，其中有翻译也有创作。从宏观的角度看，林语堂在海外的这个时期，他本人就象征了“翻译”。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翻译的化身。因此林语堂的翻译不仅是文字上的功夫，而是通过人际关系作多样性的活动，把中国人的情感、思想以及生活辗转传给西方读者，使他们能够了解和欣赏。
林语堂在谈及英文特点时曾说过：“英文用字很巧妙，真可以达到'生花妙笔'的境界。英文可以语大语小，能表现完全的口语化，因此往往感人至深。一些看起来很平常的语句，却能永远留在人的心底”。而他自己的英文写作和译作就是达到了这个境界，“有时随便用英文美语，俗语俚语把中国文化解出来；有时保
留艰涩难懂的中文词句，用入情入理、旁敲侧击的手法作有意义的诠释”。他在美国出版的第二本书《生活的艺术》就是最能揉和创意和诠释的一本著作。从某种观点来看，这本书也可以算作一种译文的选集，不过作者在每一段引文的前后加上更多篇幅的诠释，古今中外，东南西北，融会贯通，替读者作心理上的准备，加上自己的意见，一气呵成。
林语堂翻译独特的地方，就是能够彻底消化了心爱的文章，然后夹叙夹议，用自己的创意炮制一番，既能抓住原文的形式和精神，又容易让一般的西洋读者了解。林语堂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挑战的方面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孔子的智慧》。《论语》有许多英译本，但林语堂的做法与众不同。他不是从“学而时习之”开始逐字逐句翻译，而是将其分门别类的重编一下，小题目有：孔子的感情生活；孔子的谈话风格；孔子论君子和小人；孔子论政治、教育等等，另有几篇介绍孔子的身世，摘译《礼记》的《中庸》、《大学》和《孟子》的有关篇章，就成为一本合乎逻辑、有头有尾、可读性强的书，使西方读者得到一个概念，知道孔子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儒家的学说是怎样几千年来深入中国人的心的。
《老子的智慧》，即林语堂英译的《道德经》，则是他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又一重要译作。这首先归功于他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国学底子以及对道家哲学的颇有研究，使他能够透彻准确地理解原文，为其忠实地传递原文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地道的英文与其坚持的“传神”的翻译标准使他的译文能够行云流水、明白晓畅。因此，尽管《道德经》于19世纪就已经开始被译成多种语言，而且其在西方译本种类之多仅次于《圣经》，林语堂运用自由诗体所译的版本仍是相当成功的，较其之前的版本在内容气势与风格上更为忠实，文字表达上更为凝练准确，读起来让人觉得是一种享受。
使林语堂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创作，然而潜移默化中仍是存在翻译的成份。虽然小说是用英文创作的，但所描述的是从拳匪之乱到抗日战争四十年来的中国故事，因此随处可见充满浓郁中国风味的东西。在创作中有翻译更加完美的一个例子是他的《苏东坡传》，他采用西方传记文学的写法，把这位才华万丈、性情豁达的古人活灵活现地塑造出来。全书参考的书籍非常丰富：苏东坡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有历史和文献的根据，其中包括他流传后世的千百篇诗词、文章、书信及笔记等。有些他直接翻译成英文成段地引用，如苏东坡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向神宗皇帝的*；有些讲他镝居黄州，饮酒散淡，如何写出千古传诵的《赤壁赋》，林语堂就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林语堂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赞助下于1973年编纂出版的《当代汉英词典》。在这之前，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即1892年翟理斯（Herbert A.Giles）编纂的《汉英词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以及1932年麦氏（R.H.Mathews）编纂的《麦氏汉英大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林语堂花费五年时间编纂的这本汉英词典既满足了他数十年的心愿，亦满足了当代汉英翻译的需要。它所采用的检字法是根据林语堂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修订的，所采用的拼音也是将他当年参与制定的罗马拼音法简化而成的“简化国语罗马字”，而林语堂首创的五十部首则成为这本词典的另一特色。
四、中西文化交流
在林语堂的作品中翻译和创作是难解难分的，他的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时”与“地”结合起来，使他肩负对西方读者诠释中国和中国人的责任。他之所以成功，不单是靠文字的精湛，也是基于他热爱祖国文化，同时有独特的见
解。他的作品强烈表现出对祖国和祖国文化的依念，他不仅介绍中国的哲学，而且又广泛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等等，因此他的英文著作极受欢迎，且有多种文字译本。与此同时，他还常到各处演讲，宣扬中国文化，在为中国争得国际了解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林语堂做出的努力和成就是罕有其匹的。他用英语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曾轰动欧美文坛，并且影响深远，其中有的被选为教材，有的被政府高层倚为了解中国之必读，一直被视做阐述东方文化的权威著作。许多外国人在提到中国的文学与思想时，古知孔子，现代则知林语堂，足可见林语堂作品对沟通文化，促进国际了解的影响。1975年11月，在国际笔会四十一届大会上，林语堂当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这是国际笔会成立数十年间第一位中国作家得到此项荣誉。作为国际笔会的副会长，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的译著作无疑为他赢得了国际文坛的巨匠地位，同时也为中国人赢得了骄傲。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林语堂以其卓著的才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所撰的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正可以反映其抱负以及在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及贡献。
第3篇：妓女与妾（林语堂）
妓女与妾
林语堂
这在女人的本分中，实属无可非议。女人是“贤妻良母”，她既忠贞，又柔顺，而常为贤良的母亲，抑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一切不幸的扰攘，责任都属于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个女人夹在里头。
爱神，既支配着整个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国。有几位欧美游历家曾冒昧发表意见谓：在中国，吾人觉得性之抑制，反较西洋为轻，盖因中国能更坦直的宽容人生之性的关系。科学家霭里斯（Havelock Ellis）说过：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压迫。在某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压迫在中国都较为减少。但这种象是真情的方面，坦率的性的优容只适用于男子而不适用于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逼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冯小青的一生，她恰恰生活于莎翁创作其杰作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