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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佛田抗日事迹概述
跋„„„„„„„„„„„„„„„„„„„„„„„„1 第一部份 应城县长任内（1938年初—1938年11月）
一、上任伊始，大杀逢迎、贿赂官员之风„„„„„„„„„„2
二、大力宣传抗日，动员各阶层人士保家卫国„„„„„„„„2
三、支持和保护共产党汤池培训班„„„„„„„„„„„„„3
四、亲临一线督导军工施工，武汉大撤退照应过境军民„„„„3
五、发展地方抗日武装，准备大洪山区游击战„„„„„„„„5
第二部分 京、应、钟、天四县游击总指挥兼京山县长任内（1938年11月—1939年4月）
一、受命组建京、应、钟、天四县游击指挥部任总指挥兼京山县长，认真负责移交应城县机关和部队给续任………………………………6
二、整编和扩充京山抗日游击队，克服万难解决经费问题„„„„6
三、配合38师进行京山保卫战„„„„„„„„„„„„„„„„7
四、与陶铸直接领导的“应抗”紧密协作，开展大洪山区游击战„8
后记„„„„„„„„„„„„„„„„„„„„„„„„„„11
跋
书面历史是由人写的，往往受到政治立场和所属政治派别的限制，有意无意使历史失真或缺失。因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功过，往往需要客观研究历史的学者经几代人的时间还其原来面目，有的永无纠正机会或成为历史悬案。中国抗日战争发生的事件错纵复杂，也是过去历史没有的。中华民族为了抗战的胜利，经历八年英勇、艰苦的斗争，付出惨重的代价。国军在正面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对日寇作战，既有合作，又有摩擦，甚至兵戌相见，这也是历史未有过的。其中最值得歌颂的一段历史，是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1939年，可称国共“密月”期。不仅高层交往频繁，共商抗日大计，御敌战略，基层也多往来，互予支持。虽然杂音有，但不是主流，不影响大局。在当时这种背景下，1938年初，鲍佛田以国民党元老中左派身份，放弃到重庆后方任职，应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之请，降职出任应城县长，明知此一决定，个人可能会牺牲，家人安危堪虑。但鉴于国家危急关头，贯彻其一贯报国赤子之心，义无反顾地投入组织地方民众、保家卫国的抗日第一线，因而谱写了一曲鄂中抗敌慷慨悲歌。其中一些事迹鲜为人知，为对历史负责作者以耄耋之年，将其整理出来，以留后世。
第一部分：应城县长任内（1938年初—1938年11月）
一、上任伊始、大杀逢迎、贿赂官员之风。
1939年初某日鲍佛田到应城赴任，县府官员和绅商各界人士齐集车站迎候，岂料他已自己到县府上任。随后与欢迎代表座谈，宣布国难当头，谢绝宴请。后得知前任刘县长有规定；如需餐会每席四盘两碗一蒸笼的当地普通饭菜，合四元二角钱。鲍大为赞赏，指示“萧规曹随”，并声明如请我赴席，亦照此办理，否则临席辞去，并约法三章，不得向官员送礼。后来得悉有人打听到他的70多岁的母亲的生日，拟借机送礼，他命令秘书王书田一律谢绝，并指示何警长派岗哨阻止送礼者入内。因而杀住向官员送礼之风。
应城地方势力强大，据说前任刘县长因此干不下去，特别是商会会长蒋雨山（人称蒋七老爷）财大气粗，并仗其兄蒋作宾为国府高官，更气势凌人，历任县长都要卖他的账。如他不就范，则推行政令，筹集财款，均难实施。鲍以其经历和声望，自身清廉公正，无懈可击，其兄又有交待，终于使地方势力折服，支持他的工作。
二、大力宣传抗日，动员各阶层人士保家卫国
鲍佛田抓住各种场合和机会，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并请来知名人士作讲演，如刘清扬等。创办《应城民报》，派张谦光组织应城抗敌后援会，广泛动员各阶层人士，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亡人人有责。为筹集抗日事业经费，多次组织士绅、商人座谈，晓以大义，动员认捐，得到响应，每每能达到予定目标。对于认捐后迟迟不交款者，也采取严厉措施。有一位绅商肖劲生在应城开了一间全城唯一书店，兼售文具等用品，另在郊外有盐井。所有事务均交员工打理，整日“吞云吐雾”抽鸦片，却推托不肯付款。于是把他带到县府扣留，并追查抽鸦片事。迫他通知家人，买掉储存烟土，付款数万后，还尚有大部分余款。从而保证了抗日经费的支出。
三、支持和保护共产党汤池训练班
汤池训练班是由鲍佛田朋友李范一挂名，陶铸负责于1937年12月20日开办。鲍到任后不久，即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强大压力要求取缔，并多次派人到训练班干扰。1938年3月一天，湖北省国民党党部委员杨啸伊（或杨子福）来县府要求取缔，鲍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对这位湖北同乡后生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就是共产党办培养抗日干部训练班又有何错？你和陶铸是黄埔同窗，为何与他过不去？况且还有李范一在那里主持”。这一番话黄哑口无言离去。据说回去后向康泽汇报，康通过宋美龄告诉蒋介石，训练班被迫停办约10日。后改称临时学校因应。5月王明受蒋介石压力调陶铸去宜昌，其间。上面又要求鲍派督学前往察看，鲍派张谦光前往，回来后向上面作了一份正面的报告。7月27日陈诚密令取缔，鲍未予执行。终于使训练班办到10月中旬，日军临近时停办，共培养敌后工作干部600余人。
四、亲临一线督导军工施工，武汉大撤退照应过境军民。根据当时保卫大武汉的战略布署，要求于应城长江埠一线构筑工事，整修公路、桥梁，并储备军粮、军需物资，以阻击日军。驻守国军有张自忠等部。该工事范围很大，工程艰巨。鲍佛田组织民工亲临一线督导，经日夜奋战，按要求完成任务。但遗憾的是日军已从南面突破，国军放弃武汉大撤退，致使长江埠工事已失去意义，结果无功而返，劳民伤财。所幸鲍和负责项目的莫工程师据理力陈以为时已过晚为由，抵制了建临时机场，否则损失更大并致民怨。
武汉大撤退时，沿汉宜公路日夜车流不断，军民混杂，到应城多需休息和饮食，局面十分混乱。做到尽力照应，又维护地方秩序十分不易。鲍率县府人员和保安队全力投入，十分操劳，还有过境高官，如何成濬、吴国桢等。10月26日夜鲍突接参谋总长白崇禧紧急电话，命令立即组织民工在河上另架一座军用便桥，以便撤退部队迅速通过。并同时派人拆毁向武汉方向的一切桥梁以阻碍日军前进。鲍当即布署，赶赴长江埠，督导实施。次日上午约10时日机轮番来轰炸扫射，鲍身旁落下炸弹险被弹片击中，脑部受震伤，听力受损，仍坚持指挥直到完成任务。返回县府时已是下午3时许。始知县城亦被炸，死10余人，伤百余人，居民逃出县城。另得悉他昨夜刚离县府不久，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即来到县长办公室，听取各军长汇报：总的撤退情况良好，大部份人员、车辆已过汉江。但现在汉宜公路几处路段被抛锚车辆堵塞，正排除中。有报告北路日军已至安陆等情。副官判断天明日机即将来轰炸，催促连夜启程，李旋即离开县府。次日，由于国军弃守，日机轰炸，人心煌煌，县府的几个主管科长不辞而别。幸财务主管方德功挺身而出，指挥县守备队布岗，严密守护县府，等待县长归来。日机仍不停来轰炸直至日暮。鲍佛田归来后，分析整个形势，鉴于在此任务已完成决定乘夜撤至应、京分界处新田（或新口）待命。并命令3个保安中队立即集中随同前往，并通知汤池抗日队伍。又连夜亲自写报告，除汇报上述情况，称拟转移至大洪山京山的李家冲开展抗日游击战。随后即派人送往随县，李锦伦专员回复同意撤出安排，财务问题只能拨给一千元，今后经费要靠自筹解决。于是约在10月29日进驻大洪山李家冲。
五、发展地方抗日武装，准备大洪山区游击战。鲍佛田任应城县长后，就注意组织和发展地方抗日武装。为此筹集经费购置枪支弹药，加强县府守备队和3个保安中队的装备。同时对部队做政治工作，讲解形势和爱国爱民教育，严明纪律。还联络商民自卫武装。对地方帮会组织寨主郭仁泰，做争取转化工作，使其停止扰民活动转变为抗日力量。但郭阳奉阴违，遂将其关押施压。当时陶铸也在做争取“汉流”工作，经李范一商洽，将郭仁泰放出交陶铸，终使郭率其武装参加应城抗日队伍。武汉大撤退时，鲍要求保安队在维护地方秩序同时，注意收集国军遗弃和埋藏的武器弹药，在率部进驻李家冲后，得悉日军于29日占领县城。当即派李又唐率精悍队伍乘夜幕绕过县城到南郊挖取国军埋藏的5挺机枪和弹药。返回时与日军侦察分队相遇，发生激战，李又唐组织5挺机枪集中火力扫射，日军不敌携死伤人员狼狈逃走，待县城日军出动赶到时，李已率部胜利返回山上。此役取得大洪山区游击战的首战告捷。随后许子威（中共党员）汤池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也到李家冲会合，遂整编为2个大队，1个特务中队，共约500余人。因为汤池部队主要是手枪和驳壳枪，为此在山南设修械所，将收集的国军受损枪支进行修理以充实其装备。
第二部分京、应、钟、天四县游击总指挥
兼京山县长任内（1938年11月—1939年4月）
一、受命组建京、应、钟、天四县游击指挥部任总指挥兼京山县长，认真负责移交应城县机关和部队给继任。
1938年11月根据中共方面建议，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属下组建国共合作的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第三行政区专员石毓灵为主任，李范一为副主任。下设游击指挥部和政治指导部。游击指挥部总指挥石毓灵兼，副总指挥为陈超为。鲍佛田受命组建京、应、钟、天四县游击指挥部任总指挥兼京山县长，实际负责指挥开展该地区抗日游击战工作。陶铸任高参。政治指导部主任李范一兼，副主任为李相符（中共党员）陶铸任顾问。12月中陶通过李范一提出任命孙耀华为应城县长，并陪同来李家冲接收，鲍佛田除移交县机关和应城抗日游击队共约500余人外，还有1万余元的银行存折给孙耀华，交接工作十分顺利圆满。
二、整编和扩充京山抗日游击队，克服万难解决经费问题。
鲍佛田随即赴京山县城，接管京山自卫队，并与已移驻京山县城张自忠部38师师长王维纲联系，商讨抗敌事宜。12月25日率县机关和自卫队3个中队进驻孙桥，立即收编钟祥、天门县武装。（有说法该两县长已逃跑），组成扩充后的京山抗日游击队，将其整编为1个独立中队，中队长黄定陆（中共党员），3个大队，向楚臣、傅XX、刘芝茂分任大队长，逐渐发展成约1500人的“京抗”。当时曾有一支国军残部崔团，声称要在山上打游击，实际想在山上做山大王，向县府要钱要粮。为防其扰民，鲍一方面布置对崔团警戒，另一方派人与其接触摸底，弄清该崔团长是一个狂妄之徒，不可收编。经和专署沟通，将崔团引出大洪山，由专署收编。经过此事鲍更加强对部队政治思想教育，重申不取老百姓一针一线，说明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鲍在大洪山作战期间，未发生部队违纪事件，这位乡亲县长转战各处均受到老乡欢迎。陶铸也曾多次来驻地，每次住1～2天，商讨游击战事宜，协调“应抗”与“京抗”布署。为解决经费问题和民众食盐难，派人秘密与应城盐商达成协议，由山上供烧材和木炭，换取盐和钱。当时正值冬季为解决部份战士棉衣问题，从宋河找裁缝带衣车上山，并组织当地妇女参与制衣，又为给病患治疗，在山上设诊所，请来中医驻诊。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鲍与下属同吃同住，故部队能保持高昂的抗日情绪。当时有人建议鲍佛田将70余岁老母送返宋河家乡，以免在山上生活艰苦和随部队东奔西走。鲍提及三国中曹操抓住徐庶母亲要挟徐庶的故事，必须引为警惕。敌占领区正要建立伪政权，迫使当地知名人士当汉奸，傀儡。若母亲留在家乡，日军将会扣留她相要挟，因此只能让她老人家吃苦了。
三、配合国军38师进行京山保卫战
武汉大撤退张自忠部主力撤到襄樊，但其中38师转战京山，师部驻京山县城。鲍佛山与王维纲师长保持密切联系，建立专线电话联络。大力组织支前工作，如筹备军粮和军用物资，派出人员侦察敌情担任向导等。1939年1月日军开始进攻京山，战斗从三阳店开始，鲍组织担架队救护伤员，日军受挫，遂调来装甲车和野战炮，并出动30余架飞机轰炸、扫射，38师终于不支，16日日军占领县城。18日又向孙桥县府所在地进犯，鲍佛田率“京抗”配合38师樊团作战，击退日军，毙敌200余人，大杀日军嚣张气势。随后不久38师在官桥一役后撤离京山，鲍遂率“京抗”，活动于京山、钟祥间大洪山区。
四、与陶铸直接领导的“应抗”密切协作，开展大洪山区游击战。
1938年12月底，应城县政府和“应抗”，改以丁家冲为中心，1939年1月初，整编为2个支队2个大队，发展至800余人，李又唐、郭仁泰分任支队长，鲁尔英、蔡松云分任大队长，“京抗”和“应抗”在大洪山区大小作战数十次，其中还有些趣事：如“京抗”傅部伏击日军骑兵队，日骑兵被击毙后，战马站在尸体旁不走，被俘获送往随县。又一名日军士兵叫管野义郎，持枪威胁村民，要“花姑娘”，村民诱使他入屋内将他打死。并把所带的枪支和背袋交县府等。大洪山区作战重要战斗如下：
1、1939年2月11日日军倾巢出动，对丁家冲进犯。由于郭仁泰部投敌，李又唐部溃散，挺进大队作战英勇，大队长鲁尔英牺牲，蔡松云率部突围成功。此役“应抗”受到重大损失。陶铸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终使部队情绪稳定下来，并进行丁家冲基地的恢复工作。
2、3月下旬陶铸获悉日军将有慰问船队沿富水自应城至宋河，“京抗”派黄定陆率20余人并机枪1挺，会同“应抗”蔡松云大队手枪队20余人，于28日在丁家冲集中，乘夜出发到黄定陆选定的伏击点天门寨，在陶铸亲自指挥下，30日清晨2时伏击日军船队，毙敌约20余人，手枪队涉水冲向船队，皇亲慰问团长涉水逃往对岸被击毙，此时陶铸发现宋河方向灰尘飞扬，判断日骑兵出动，下令撤出，胜利返回基地。此役国共双方报纸均称系自已游击队所为，实际为国共双方合作打击日寇的游击战范例。为充实“应抗”，“京抗”黄定陆独立中队，调至丁家冲，改称京、应独立中队。
3、4月某日鲍佛田率傅××部人员在黑虎岭附近村子开会，被汉奸出卖，遭日军包围，鲍率部突围，激战中一颗炮弹在身旁爆炸，鲍脑部再次受严重震伤而昏迷，被救出清醒后仍坚持职守。此役“京抗”受到一定损失。不久鲍感到自己已难再指挥作战。经与陶铸商量，决定将向楚臣、刘芝茂两个大队约千人，移交陶铸领导并入“应抗”。因而“应抗”在4月底第3次整编为4个支队，2个独立中队，总人数达到约2000人。鲍带走文职人员及其眷属，和傅部部分人员下山到后方向上层交待，鲍佛田不得不以沉重的心情结束他在大洪山游击战生涯。鲍曾对部属说：“我坚信将来日本鬼子必将拱手还我失地。”历史已证实这一预言。
4、4月下旬又获情报，云梦县城敌守备单薄，陶铸指挥“应抗”于30日进行夜袭，孙耀华、蔡松云率部从城墙缺口攻进城内，打开城门，陶铸率另部直捣敌指挥部，救出被关押群众数人，歼敌10余人，俘敌30余人，获枪支20余支，撤退前烧毁日军军火库。
后 记
鲍佛田离开大洪山后曾去宜昌三游洞向湖北省政府汇报。但据称陈诚主席不在（当时严立三已辞代主席）由秘书长柳克述接见。柳称“你们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管辖，要到随县汇报”。于是鲍又率随同部属折去随县。石毓灵主任兼专员要他写个辞呈，故辞呈中有 “文人不娴将略”的托词。待他再返回宜昌，从省府友人中知悉，陈诚曾欲以“擅离职守，撤职查办”加害于他，后经身边人员劝阻，遂改要求自行请辞，既不予任命新职，又不安排治疗疗养。鲍佛田虽经勤务兵汪芝杰照顾到重庆后，得到友人如李济深等资助在渝治疗，但他不愿拖累他人，遂找到郊区北碚专救济穷人的北培中医救济医院住院，同年12月终因伤重不治殉国，时年仅48岁。
在鲍佛田亲属离开大洪山时，陶铸曾写介绍信让他们带上，到荆门得到荆门中共地下联络点——荆门饭店女经理曾志（陶铸爱人）的热情接待，不仅解决了食宿，还搞到当时极困难到手的去宜昌车票，使他们得以顺利到达宜昌，转船到奉节。
1939年5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重庆方面指令李宗仁撤销了豫、鄂边区抗敌委员会。至此国民党系统游击队退出鄂中大洪山区敌后作战舞台。6月陶铸率原“应抗”与李先念、陈少敏南下的豫、鄂挺进队在京山大山头会合，并发展成为新四军5师，纵横作战于鄂中敌后战场。
附注：本文除收集已发表的文献和网上传播的材料，以及个人所知，主要是根据最近看到的作者的五舅舅方德功遗稿《关于鲍慧僧先生生平事略回忆》编写的。方德功在抗日时期始终跟随鲍佛田，为县财务主管。所写的为一手材料，区别于其他均属二手材料，故至为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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