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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探索党风廉政建设规律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成为执政党以后，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了，而是面临着新的更为复杂和严峻的考验，面临着脱离群众甚至出现腐败变质的危险。如果对党的自身建设放任自流，不坚决地反对腐败，不下大气力搞好党风廉政建设，那么“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腐败带来的极端危害性保持着高度的重视和警觉，将反对腐败作为事关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不断完善反腐制度，努力探索党风廉政建设规律，在认识上日益深化，在实践上大胆创新，巩固了执政基础，赢得了人民支持。
一、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历程
19491976年：以运动方式为主进行党风廉政建设。
建国初期，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惩治贪污犯罪、禁止铺张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党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方面，1949年11月，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地县以上党委也相应成立了纪检机关。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应当不限于受理案件，而且要积极地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状况”。尽管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建立的时间不长，但它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执政初期的7年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共查处各类违法乱纪案件30多万起。然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党出台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惩治贪污条例》等政策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 “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等。其中，“三反”运动由于处决了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而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对于惩治腐败行为和纯洁社会风气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在党风廉政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从1966年开始，我国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错误引导下，党内家长制、个人崇拜现象登峰造极，党风廉政机构遭到全面破坏，反腐倡廉工作无法进行。尽管毛泽东发动“*”的初衷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防止腐败，以保持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与维护党的纯洁性，但实践证明，这种以“大民主”形式出现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不能真正地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大民主”形式之下，党的领导被抛到一边，国家的法律制度被无端废除，国家处在无序混乱之中。正如董必武老所分析，“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太尊重。”
1978年至今：以完善制度为中心的党风廉政建设。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历史性转变，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针对长期和平条件下执政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如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消极现象，党着重健全各种制度，使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了一个制度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一，在党风廉政机构建设上，恢复和建立了党内“维护党规党法”的专门机构。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离不开健全的制度，它们为消除腐败特权现象和违法乱纪问题提供了依据。“十年*”结束后，针对纪委无端被解散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及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在他的倡议下，根据十一大党章的有关条款，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建立。邓小平对重新建立纪检机关寄予厚望，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十二大党章中专设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一章，增加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各级纪检接受“双重领导”，协助党委整顿党风等内容。十二大之后，作为专职机构的各级纪委在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保障了党的方针和政策的落实与实施。
1993年，中纪委确定了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三项格局：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从而使得党内的反腐倡廉建设与监督职能更加明确化。1996年，中纪委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机制作了明确规定：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参与和支持。此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体系日益完善。1998年通过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促进了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第二，为遏制严峻的腐败行为，创新性地实施了巡视制度。借鉴中国古代的巡按制度以及国外的有益做法，党内实行了巡视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之后，巡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2003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设立专门巡视机构的请示。为更好地规范巡视工作，中纪委、中组部还制定了《关于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对巡视制度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2004年，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也都设立了巡视机构，组建了专职巡视队伍。此后，省一级对市、县一级党政班子的巡视工作也已逐步展开。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级纪检机构在维护党规党法、遏制腐败行为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以2009年1月至11月为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1318362件（次）,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处分106626人；在受处分人员中，给予党纪处分85353人，给予政纪处分29718，挽回经济损失44.4亿元。这些数据充分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和反对腐败行为的坚强决心与鲜明态度。
二、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律
毋庸讳言，建国六十多年来，在反腐倡廉的艰辛历程中，我们党曾遇到过一些挫折，但总的来说，仍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初步揭示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党风廉政建设规律。
规律之一：坚持执政为民，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树立起执政为民的理念，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坚决惩治腐败，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早在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但是，建国初期，某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党员干部，忘记了我们党的宗旨和目标，在党取得政权后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短短几年就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化、浪费和官僚主义等违法乱纪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深恶痛绝。刘青山、张子善等案件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执政后，党一定要管好党，一定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用血汗换来的江山不变颜色。正是鉴于党的自身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毛泽东才反复强调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将反腐倡廉建设作为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党的十二大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反复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强调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对此，江泽民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政风廉洁，从来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这是对兴亡规律的一个重要经验总结。”在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进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展开，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各级纪委重点开展了纠正行业和部门办事不公、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特别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三招”（即招工、招干、招生）、“三转”（农转非、农村青年转下乡知青、临时工或民办教师转国家正式职工）以及“一住”（即职工分配住房）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深得民心。
十六大以来，党不断适应发展的形势，坚持把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重点，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2004年1月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将沿袭多年的“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改为“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因此，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纠风工作更加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反映民意，今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下大气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如食品药品安全、征地拆迁、教育收费、医疗服务、劳动安全、农村土地承包、企业重组改制、环境保护、公路“三乱”、社保基金、“三公”消费、工程建设等，纠正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的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将党和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以反腐倡廉建设的实效取信于民。
规律之二：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反腐倡廉体系。
中国是个十分重视个人修养的国家。按照传统的观点，人与制度相比，人更重要，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两千多年的封建史表明，由于忽视制度的建设，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行为。当统治者拥有优秀品质和过人才华时，国家往往昌盛；相反，如果统治者昏庸无能，国家就会衰亡。儒家理论将修身排在第一，位列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就是要求个人有极高的道德水准，而制度建设如何则处在次要的地位。
从历史上看，人治在中国历来占据社会的主流，如何通过健全制度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在国际共产主义史上，苏联对这一问题做过探索，但并没有摆脱人治的窠臼，制度体系非常不健全，这是导致它亡党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受严酷战争环境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如何反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防止“公仆”蜕变为“主人”的方式上，毛泽东忽视了制度建设，采取的方法就是发动群众搞大规模的运动。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对各级干部的监督问题，并在会上宣布，党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以此来保持党的先锋模范作用。1958年后，他频繁地发动了各种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他对党可能出现蜕化变质的担心。
然而，1949年至1976年长达27年的执政生涯证明，毛泽东通过大搞群众运动遏制腐败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从现实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都有其长期性、顽固性和伪装性的特点。在民主法治不健全的状态下，依靠突击性的群众运动进行反腐倡廉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往往只能一时见效，难以持久下去。每当群众运动出现沉寂、中断或转向时，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就会死而复生、再度蔓延。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建设时期和革命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经济建设比革命战争更为复杂、更有难度，它需要秩序和法律等一系列制度上的保障。尽管毛泽东在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但他未能及时将这些思想转化制度。简言之，他未能将党风廉政建设问题置于一个更为宽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之中来定位，未能认识到执政党自身首先必须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党规党法，并自觉地把党置于严格社会的监督之下，才能遏制腐败，实现廉洁勤政。
重视党内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要靠得住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纪委相继建立，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也时有发生。鉴于此，重新建立国家行政监察体制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1986年，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行政监察体制。1987年，国家监察部正式组建。之后，县级以上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也都设立了行政监察机构。随着法律法规制度的逐步健全，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又在其内部相继设立了法纪检察厅，以加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行为进行监督和起诉。由此，我国形成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三位一体的反腐倡廉专门机构体系，在维护党纪政纪、预防惩治腐败、确保经济良好运行和社会快速健康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93年4月，为增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权威性和效率，经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中纪委和国家监察部实行合署办公，实行两套班子、一套工作机构的工作方式，执行党纪检查和政府监督两项职能，集中力量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反腐倡廉制度。
2004年，为实现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中纪委将派驻机构由中纪委、监察部和所住部门的双重领导改为由中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使各级纪检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更加有职有权有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巡视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就提出了建立党内巡视制度的问题：“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根据需要向各级、各部门派出巡视小组，授以必要的权力，对有关问题进行监督检查，直接向中央和省、区、市党委报告情况。”1996年召开的中纪委六次全会重申了这一制度，并将其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五项制度之一。1997年，中纪委关于《重申和建立党内监督五项制度的实施办法》将巡视制度列为五项制度之首。为使巡视制度进一步规范化，中纪委还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关于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配套规定。2003年，按照十六大的部署，中组部和中纪委联合向全国派出了巡视组，重点对省级党政领导班子进行巡视，重要内容就是检查群众反映最多的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问题和干部选拔任用中出现的问题。
规律之三：坚持改革创新，完善以党章为中心的党规党法。
作为执政党，党的性质、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使命，要求党必须通过完善党内法规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致力于健全以党章为中心的党规党法体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
第一，党章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更加完善。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章的统领作用，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为给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依据，党坚持改革创新，不断修改党章，使其规定更加完善。十一大党章规定，从中央到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都要设立纪委；各级纪委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由于这种领导体制很快就暴露出与纪委工作不相适应的问题，十二大党章作了修改，各级纪委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中纪委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地方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并新增加许多条目，如基层委员会也要设立纪检组，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也设立纪检员。更为重要的是，十二大党章还第一次增加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对规范各级党组织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此后，从十三大到十七大，党章经历了多次修改，而贯穿党章修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现了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例如，十六大党章增加了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和保障党员权利的内容。显然，这些规定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是十分必要的。又如，十七大党章不仅增加了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的内容，而且增加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的内容。把巡视制度写入党章，有利于加强党内监督，促进反腐倡廉工作，遏制当前腐败的蔓延趋势。
第二，以党章为中心的党风廉政建设规章制度日益完善。1978
年以来，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实践，党制定了一系列党规党法，完善以党章为中心的党规党法，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纪律检查工作的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以及2010年3月通过的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三个与之相衔接的办法等等。这些以党风廉政为主体的党规党法既有综合性的规定，涵盖面广；也有单项条例，针对性强，体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特点。它们的实施，表明了反腐倡廉建设日益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有利于反腐倡廉工作依法、有序、规范、健康地开展，体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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