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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改革路径选择——历史的视角
摘要：回顾历史，探究事物发展规律，沿着中国共青团创立发展的历史脉络，侧重团组织与社会时代变迁、与赋权主体中国共产党、与组织功能承载主体青年关系的史实，分析团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条件，思考共青团改革要重视的两个出发点：团组织的创新能动性和青年发展的时代性，对共青团改革路径做一些探讨。
[关键词] 共青团历史 时代因素 党团关系 团青关系 共青团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的改革走在了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创新的道路上。叠加全球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态势。党中央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面临大考。当前，国家与民众的连接，直接体现在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共青团作为执政党与青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建立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共青团始终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和稳定社会的基本力量之一。”
肩负神圣使命的共青团组织，在经历了九十多年的风雨征程后，迎来了本轮共青团改革。共青团中央与各地方共青团组织相继出台了共青团改革方案，针对共青团存在的脱离群众的机关化、官僚化、贵族化、娱乐化 “四化”问题，从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思路出发，侧重于团组织在体制内的机构改革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以增强与青年的联系为主要目标，推行共青团的改革，以期扩大党的青年群众基础，增强团组织是凝聚力与感召力。改革任务复杂而艰巨，本文试图沿着共青团组织的更叠脉络，从社会关系变迁、党团关系演变、团青关系的发展三个角度，再一次思考本轮共青团改革不应该被忽视的出发点和路径。
一、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共青团组织作为党的依附型组织，其政治地位与作为空间，与党的政治地位密切关联。这里，以党成为执政党的时间为节点，将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史分为两个阶段作简要回顾。
（一）共产党执政前
1、共青团组织初建时期（1920年8月-1937年4月）在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年代，共青团组织（时称：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上海1920年8月党成立，8月22日团成立；北京1920年10月党成立，11月团成立；武汉1920年8月党成立，11月7日团成立等等。党团组织几乎同时发轫。
新生的党团组织，受当时政治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对组织结构体系和党团关系的认识，还处于摸索阶段。理论上明确了团作为 “党的预备学校”, “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性质，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受其指导，在行动上与党保持一致，但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得到完全落实，党团组织构成与工作模式有许多重叠，以至于“S.Y.不免仍是第二党的形式”。这样的一种“党团一体”格局，部分表现出分化革命力量的隐患，以及代表青年利益的弱化。
1925年团三大以后，党团中央共同推动了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的探索，要求团的组织更加扩大，更加年轻化，更集中关心青年本身的利益问题，进行了一次团组织建设的自我调整。
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被批判，共青团组织在反右倾斗争中主张正确、反应迅速，以致出现“先锋主义”倾向，进而对党的领导地位提出质疑。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形势复杂变化，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党、团工作转入地下，党团关系也出现了主义纷争，取消团的“取消主义”出现，使根据地青年运动遭到严重挫折。而又在王明路线影响下，共青团工作方式上严重脱离群众，在组织发展上实行关门主义，最后使得国统区共青团作用也日益削弱，无法完成带领广大青年共同斗争的狭小组织。
这一阶段前期，中国共产党、团组织弱小且身份隐晦，尚处于政治力量积聚早期，为唤醒民众教育民众扩大影响力，组织活动的手段和能力均显不足的情况下，组织发展的能动性要求很高，进步青年自发地创造性地以各种形式组建团小组，独立开展活动，推动了早期团组织的快速发展，但也在客观上带来了党团关系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团的工作的有效推进。
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取消主义”出现，分析其原因，一是由于团的工作由城市走向农村，缺乏农村工作经验和群众基础。早期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团组织及组织工作模式，尚不具备覆盖其它青年的能力。二是早期团与党的工作基本一样，缺乏根据青年的特点开展工作的经验，发动青年的有效性降低。
2、共青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改造时期（1937年4月-1946年11月）随着世界青年反法西斯斗争的全面开展，北平学联组织的“一二·九”运动，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随后平津学联、全国学联相继成立，使中国学生运动与世界青年反法西斯斗争结合了起来。1936年2 月由北平学生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全国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青年抗日救亡的骨干团体。
“这时，作为全国青年运动核心组织的共青团，依然是第二党式的秘密狭小的以少数先进的无产阶级青年组成的，组织的发展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和青年运动发展的要求，不能适应广大青年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从1936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决定根本改造共青团，“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到1937年4月17日，西北青年救国会的成立，共青团组织形态发生改变,共青团工作全面停止。
共产党中央顺应形势发展，为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改造共青团，一个提法是，“千万不要幻想用一种组织形式与名称去组织所有的青年。” “我们可到其他已有的青年组织中去工作，争取其领导。”并且“要拿完全新的策略去武装这些干部。”在组织形态和领导方式、以及干部培养上都有策略上的考虑。
“在共产党各级组织内应该有青年部或青年委员会及青年干事„„共产党应该是青年运动的唯一领导者。”在不放弃党在青年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主张下，一般青年的抗日救国组织，包括几乎全体青年，极大扩展了青年聚集的群众性基础，在抗战初期起了积极作用。
这一阶段，党团组织体系外的团体，在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中承担了领导和组织工作，在组织和动员青年过程中，很好地表达了民众，特别是青年民众抗争贫弱、抵抗外来侵略的共同愿望；青年自发和自觉地参与民族国家事务,形成了青年运动的蓬勃之势，引领了时代发展的进程。
而共青团组织，由于其秘密组织形态，无法实现广泛公开动员青年的功能，群众性失位；少数先进无产阶级青年核心性，则过于狭隘，所代表的人群缺乏相应的动员领导能力。
3、共青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建时期（1946年11月－1949年4月）
抗日战争后期至抗战结束，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成为革命主线，需要发动青年、组织青年，依靠青年特有的革命性和觉悟，投入到新的革命斗争中、维护土地革命的成果。在新的革命高潮前夕，抗战中涌现集聚起来的青年积极分子，也需要一个旗帜鲜明、更有战斗力的组织，来表达他们政治上的要求。青救会则因环境变化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１９４６年６月中央青委起草了《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案）》，青年团重建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时任中央青委书记的冯文彬，对过去建团出现的各种问题都进行了认真反思，认为青年团的建立，应当完全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建团。“应该在各种运动与斗争中、工作中去建团。”不是为建团而建团，“应该从下而上的建团。不搭架子也不包办代替。”关于青年团的任务，他认为就是学习，“青年团应该提倡和领导青年向群众学习，向人民学习的精神。在团员中特别是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中，一定要提倡眼睛向下而不是向上，要到群众中去。”“脱离群众是团的致命伤„„建团决不是增加一批官，而是为群众需要增加一批真正为群众服务的勤务员。”
关于青年团的重建，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也多次指示，“青年团除纲领外，特别重要的问题是作风问题。”“要取得广大青年群众、广大人民的信任，就不能有官僚主义的旧作风，绝不能站在人民头上当青年官。”“青年团把青年组织起来，以学习为主，解决青年思想问题。”
伴随全国解放的迅猛态势，团的重建，在明确了团的任务、明确了组织权力来源等问题之后，迅速在全国开展，获得了政党支持和青年认同。并成为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青年团的重建工作完成。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坚决地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先进青年们的群众性的组织，是党去团结与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是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的学校。”团的性质、任务、建团的方针和步骤得到进一步明确，并且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国家的政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值得关注的是，革命领导人对团组织发展问题的清醒认识和策略主张：团干部必须戒除的官僚作风，在党团组织尚未取得国家政权主体地位时，就已然成疾；团组织群众性来源于群众的积极性；群众性的根本策略和方法，就是由下而上的自发性。
（二）共产党执政后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作为助手和后备军的青年团，其政治地位、权力边界、组织过程、工作任务都与以往有了极大的不同，都有了制度化的确定，在党政一体化的国家体制内，青年团全面承接了党的青年工作的职权，在青年工作体系设计中，定位在青年运动的核心地位。
1、共青团组织的巩固与发展时期（1949年4月－1966年）
伴随社会主义改造和新中国的建设热潮，青年运动，也由五四时期启蒙民众，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救亡，转向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共青团组织沿习了革命传统，在新中国全面建设的热潮中，组织动员青年一代，成为了革命和建设的生力军，得到了党政支持和群众赞扬。
新中国初建，党成为执政党，国家权力体系的建设成为首要任务。作为助手和后备军的的青年团，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当中，在全国权力体系推进过程中，其组织网络也深入到基层；计划经济和单位社会的逻辑，使政党组织成为构建社会的核心力量，团的组织也很好地嵌入到所有单位组织之中，团组织的作用得以大力彰显；同时，共青团的工作又与青年成为新中国主人的政治热情紧密相联，组织化的强动员机制下，青年比较能够认同共青团的工作。
这一阶段，党应该如何领导青年团，青年团应该如何工作，成为共青团组织发展的重要指引。在建国后团的一、二大，都重点强调，加强党对团的思想、政治领导，始终是重要议题。1956年党的八大上，党团关系写入党章。这一阶段，共青团工作也比较重视照顾青年的特点，青年团干部作风建设也得到重视，这一时期共青团工作的整体向好。
共青团组织快速发展，伴生于共青团工作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比如：脱离群众、独立开展工作、青年干部的官僚化等问题。1956年，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项南，结合当时团中央几个部门的意见，就应当切实解决的问题作了归纳，提出《十点建议》，从群众化、民主化、自治权、精简机构、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青年科学文化水平并建立青年活动中心场所）等方面分析了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具体办法。但1958年整风运动使得这些正确的主张，在极左思想的干扰下，遭到了批判。直至*结束后，项南平反，肯定了其主张的正确性，但在当时，却造成了团组织的一次沉沦：片面解读“党的绝对领导”，忽略了团组织自身的作用；团组织内部民主氛围被破坏，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失去了青年团本应有的活力；不敢从实际出发，开展符合青年特点的活动，有的地方进而出现团不管团的问题。
2、共青团组织恢复和调整时期（1978年－2003年）
十年*，共青团组织受到冲击，系统领导中断，组织瘫痪。而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一方面，来自于国家层面“阶级斗争”的错误发动，给共青团组织带来冲击；极端形态的政治斗争，也使广大青年深受其害。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青年、青年运动与共青团组织离散状态，又一次出现。
*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于1978年恢复了团的组织。从团的领导系统至基层组织结构得到恢复。这一次团的组织过程、组织功能的实现及其实现方式，则是全面沿袭了*前的形态，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组织过程，自上而下，单向推动，强调组织在先，纪律为主。党对团的领导加强了，而青年主体性没有得到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铺开，随之，共青团组织迎来了一次新的挑战。团的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大面积松散瘫痪现象，“团员难集中、时间难统一、活动难开展”问题突出，基层组织设置、基层活动方式，都已经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现实生活的变化。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因为经济体制的变迁带来的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时期，共青团组织依托自上而下的组织布置、主流媒体的宣传、体制内机构的强动员模式，带领团员及青年，积极投入到市场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开展了一系列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活动，彰显着组织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活动的感召力有限、宣传空洞而抽象、有些则流于了形式、更有的活动难以覆盖到体制外青少年。
同时，团组织的影响力也在下降，表现在基层组织建设上。以1999年统计为例，非公经济组织达到3300万个，主体从业人员1.3亿，其中35岁以下青年近70%。2001年团中央下发《关于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团的建设的意见》，至2005年，全国有10.1万个非公组织建立了团组织，有效覆盖332万名团员。市场经济体制催生的非公经济组织快速扩充，非公组织团建明显滞后，远远跟不上市场自然增长力量带来的变化。新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青年群体自组织的大量兴起，共青团传统的组织化发展模式显得力不从心，团组织的覆盖面问题突出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青年原子化特征、个体主体地位提升、利益原则价值观的形成，也使得青年与过分强调集体主义、组织为先的团组织渐行渐远。
在党的十三大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依党政为主导，共青团也开始了自身改革的尝试，1988年8月团中央印发《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脱离青年的行政化倾向„„”。1993年出台了《共青团机关机构改革方案》、2001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关于印发〈21个群众团体机构改革意见〉的通知》，启动改革。改革的出发点都是“改革组织制度，克服行政化”“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基层活力” 等，反反复复。改革表现为，为现实问题所迫，由形势倒逼而改；改革自上而下，为协同党政改革而做；改革内容反复，集中在组织制度、机关机构改革方面，多为团组织内部结构的调整，并未触及整体性的改变，改革愿景没有达到。“机关化、官僚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引发了更多的现实问题。团组织在团员青年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影响力不足问题突出。
3、共青团组织的调整与改革时期（2003年7月至今）
1994年首个互联网诞生，不到十年时间，互联网就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这二十多年的互联网及至移动互联加速度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当今中国社会，从营销方式的变革、传播方式、教育形态，乃至社会规则、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信息之间关系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社会经历着一场解构与重构的革命。80后、90后，甚至00后，这群网络时代的“原住民”逐渐成为社会的青年力量，他们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力，也成为社会重构的主导力量。这个时代，青年发展与社会进步，表现出互为因果的状态，它们交互影响并反馈增强。
社会巨变之下的青年群体，全面代表了互联网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群体聚集方式的去政治中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个体表达的自主平等开放性、群体交往情感心理认同上的高频互动、利益诉求中跨界协作去地域化等特征，深刻改变了青年一代对共青团组织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
2003年7月，团的第十五大时，胡锦涛总书记与团中央代表谈话中指出“共青团事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指出共青团“在自身建设上要创新。要适应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适应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新情况„„”。2008年6月，团的十六大党中央指示“共青团要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当代青年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群体分布等方面呈现的新特点，在工作思路、工作方式、自身建设上不断创新„„”。2013年6月，团的十七大上，党中央的祝词中强调“要大力加强团的自身建设。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变革和青年流动变化的新趋势，大胆创新团的组织建设和工作方式„„”而在与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共青团工作的不足：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够；团组织有效覆盖面不足问题依然突出。
二十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共青团的组织发展问题依然存在、团组织对青年的影响力问题依然存在，党中央对共青团组织面临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在党将长期执政的战略部署中，对共青团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站在这样的高度，共青团改革的任务异常艰巨。
二、共青团改革路径的再认识
历史的品读与分析，需要有客观的视角与态度，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是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实事求是分析问题、用普遍联系观点审视组织发展的历史和空间关系、以科学发展的态度思考共青团改革的路径，是历史分析的贡献。
回顾团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党团关系，是共青团组织发展基础性关系，直接影响团组织发展的好坏，但党团关系内涵随时代变化是有不断调整的；团青关系，或者说团组织脱离群众的问题，在共青团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基于政党逻辑的政治性组织，群众性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时代变迁，是组织发展最深刻最具影响力的背景因素，尊重和顺应时代变化及规律，是我们思考现实问题的出发点。
（一）提升组织创新的能动性，回归青年组织的创新特质
纵观党团关系史，党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就是团的工作指南，团是党的后备军这一政治架构始终没有改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团实际工作空间、工作关系也出现过变化与调整。
党团建初期，党团关系中曾经出现“先锋主义”“第二党”问题，在一定层面给革命整体推进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是客观来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青年团发展的影响力。青年团积极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重视青年学生运动，为党的组织发展、政治力量的聚集起到巨大作用。他们创造性的能动地开展工作的状态，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早期党团组织发展必然，也反映出青年组织的创新特质。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青年团组织的基层工作都有较强的独立性，团的组织也是这样在不断地创造性工作中建立和发展。
另一个方面的事实是，党团关系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抗战时期，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反侵略运动形成磅礴之势，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没有放弃，适时调整青年运动的组织体系，将青年团组织改造为青救会，全面停止了青年团的工作。党团体系中，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定位发生了变化。
*期间，团组织系统遭受冲击，从组织形态上看，组织的存在，历史上第二次游离在青年运动之外。
近三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转变”，而共青团没有这个转换路径和功能实现通道，它依托于旧有体制保障基础上的发展，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四化”问题，团组织的空心化、游离化困境显现。实际上，团组织面临又一次组织失位景况。2015年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强调了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性，对共青团改革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党团关系在理论明确前提下，蕴含着新一轮的党团关系再造的现实要求。
共青团有效领导青年是组织存在的基础，现代治理国家体系中，共青团能否实现执政党的根本要求，是组织存在的条件。要实现共青团组织价值，必须对共青团现状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党团关系的发展。首先，要肯定党团基本关系的理论定位，但要非常重视时代赋于关系定位的具体内涵。当前正处在社会大变迁时期，党团关系的重塑，集中体现在“三性”（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战略选择上，三者发展不可等量齐观，也不能彼此偏废，要认识到时代变迁的深刻内涵，适应时代变化发展，要在战略上明确各自的发展重点和方向。政党与阶级已经不再是区分先进性的标签，以政治利益为标志的团组织，其广泛性代表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共青团阶级利益代表的标签也已经失去了意义，理论上讲，代表青年的组织地位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新形势下必须重构共青团组织的价值定位。
其次，辩证看待党的统一领导与团组织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团组织的创新性特质。青年与时代进步有天然的适应性，源于进步青年自发要求，自下而上建立的团组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大变迁带来的青年力量突显的时代，要代表青年，共青团组织必须要与时代进步协调发展，而唯有开放、自主的开展工作，才能保持对社会发展、青年发展的敏感度，从而还原青年组织最与社会时代步调相一致的属性。而党团关系协调上，应充分调动团组织工作能动性，给予团组织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广阔场域。
第三，应对本轮改革，共青团组织自我革新的勇气固然可嘉，但从历史发展、社会政治大格局立场看，仅从体制内以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设计，不足以应对现实的不确定性。改革开放后共青团多次机构改革，都是由内部结构治理到外部工作延展的思路，很多内容详尽具体，但基本立足于，以内部的调整来适应外部变化的逻辑，最终，期望改革的的问题不但没有破解，有的反而出现加重趋势。根本性改革的动能不足、效率低下，本位主义、既得利益纠结，甚至导致改革形式存在，而改革内核消弥的尴尬。
从动态变化的历史考量中，可以显著体察到，应对时代变迁改革共青团，需要跳出现有体制构架之外来思考，增强方案设计和政策指导的开放性，发挥基层团组织的创新能动性，从基层到中央，以尊重现实的态度倡导积极的实践创新。
（二）顺应青年发展的时代性，回归组织凝聚的自发特质
以“五四”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为代表的近代青年运动，都是在共同意愿感召下先进青年自发的大联合，两次运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和青救会，虽然其组织特性不同，但其历史贡献都是不言而喻。一方面，反映出根植于社会现实、顺应时代要求、表达青年共同意愿，是青年组织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性特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凝聚青年、组织青年，组织化形态也是可以多样化的。抗战时期青年团组织化的改造，为取得革命的有利地位，组织形态发生变化，但并未影响对革命目标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更广泛地扩大了组织的影响力。而要获得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地位，一个好的方式是，顺应青年运动潮流，将青年的先进性在运动中去维系与引导。
回溯团的历史，“群众性”始终是团组织发展的重大问题。早期“取消主义”的原因、抗战时期组织改造、市场经济转型期基层团组织的涣散、互联网时代多元化背景下的团组织失位，无一不表现在团组织之于青年的距离。
组织一旦成型，组织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就会相对稳定，形成运行惯性，容易出现与外部现实的不相适应问题。而共青团组织，所面对的是最活跃、最富于变化的青年群体，其组织运作模式和活动方式适应性要求就显著提高。
共青团改革去“四化”，破解脱离群众难题，就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顺应青年发展的态势，遵循组织发展的规律，创新组织构架。放开不合适宜的体系设计和观念束缚，始终以任务目标为组织系统构建指针，从而保证团组织对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的适应性，最终实现团组织的组织价值，实现党的任务目标。
首先，要认识到，群众性的时代特征，群众性的基础在于群众的自觉，群众性的最正确的表达在于群众的内生性期望。
从组织形态角度来看，要清醒认识已经形成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青年群体及其聚集形态，及其各自不同的要素构成，肯定其合理性和价值。因为这样的聚合是社会变迁自然形成的。当前更显著的互联网时代人群链接的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青年是这个变革过程的主体力量，是新型组织构成的主体，这些组织源于青年的创造，也是青年自主选择的结果，其群众性根基坚实而深厚。
另一个侧面，青年个体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多身份角色的定位，其利益诉求的表达具体而个性化。青年价值取向的多元变化性、组织选择的多元差异性，已成为社会广泛共识。
第二，从组织功能来看，要理性认识共青团组织的局限性。团组织与党的组织的政治关系特殊，二者任务目标、政策主张、组织结构、工作模式都非常相似。政治性第一位原则不可改变。但是，任何政治组织都不可能拥有在任何环境中绝对适用性，其固有的运作模式和活动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虽然共青团组织是最能体现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三位一体”的群团组织，其工作目标是全体青年。但其显著的政治性特征，在现实中已然使许多青年与之保持了距离。实际上，一个青年组织期望能够代表全体青年，影响全体青年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也与真实的社会现状有着巨大差异。
另一个绝不可忽视的现实，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进步，伴随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加速，社会服务和组织功能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其相对方向，基于专业细分的跨专业融合，也以一种超越传统组织系统的发展态势在进行。当前共青团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的无力感，正是其发展与社会进步结构及速率上巨大差距的反映。
体制优势保证了团的工作地位，但不是固化其行动的理由。共青团改革，在强政治性与少数先进性的结合中，将一部分政治或社会权力让渡和分散，或说给予其它社会成员以权力加持，重置集合社会资源，形成自己的组织力量，成为领导和服务社会的有效杠杆，成为社会资源有效调节器，而不是利益的直接输出端，创新群众性代表的模式。
面对互联网时代多元化多中心的变化，共青团恒定而稳固的组织背景，为其提供了超越多中心之上、宏观介入调控的可能性。或可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的现代手段，精准了解青年偏好，从微观层面实现网络多中心、青年自组织的有效链接和整合；基于多中心弱关联性，把握社会网络系统的关键“结构洞”，优化和凸显团组织的比较优势。
青年代表着未来，带有更多的反映社会发展趋势的特质。青年聚集的自发性、创新性、自主凝聚的力量又是强大的。共青团组织要实现其组织价值，真正成为青年自己的组织，就要重视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从组织形态到组织过程，都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适应青年发展的状况，顺势而为，才可能有作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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