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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
贫困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重要课题。本文将根据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社会调查的结果，该项调查名为“中国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由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于2004年6月~2005年2月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等11个西部省（市、自治区）组织实施的一项大规模入户问卷调查。研究的抽样方案能够推论的目标人口为所有目前居住在中国西部省份（西藏除外）的家庭实际抽取样本44738户，符合受访条件的样本43858户，完成全部问卷的样本41222户，应答率为94%。有关调查更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考课题组出版的数据报告——《西部人民的生活：中国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数据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本文中涉及的所有数据除有特别说明外，均来自此项调查结果。对当前西部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及其相关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讨论。
一、西部城乡居民贫困现状描述：不同视角的分析 贫困概述和贫困线标准
贫困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是要对贫困进行准确的度量，而度量的先决条件则是界定贫困的标准或者贫困线。本文的贫困分析将主要使用建立在传统定义基础上的以收入度量贫困的标准。由于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我们还将使用不同的标准，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分别展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项研究中对于城乡的界定不同于国家统计局使用的标准，而是根据家庭接受调查时住所所在社区类型来划分的：如果该社区是村委会，则定义为农村；否则（如居委会、家委会或社区）则定义为城镇。
目前我国官方使用的城市和农村绝对贫困线分别是人均年收入1875元和668元，低于此标准即计为贫困人口，因此本研究中首先使用了这两个指标分别计算城乡的贫困人口。而目前国际通行的绝对贫困标准有每天1美元或者每天2美元的标准，按照购买力平价，分别折算为人民币924元和1848元，我们也使用了这两个指标来计算绝对贫困。使用相对贫困线时，一般做法是采取平均家庭人均收入的二分之一或收入中位值的二分之一作为相对贫困线。最后，我们还考察了居民的主观贫困率。具体方法是：在调查中要求每个家庭代表综合考虑家庭整体经济状况，对以下三个陈述做出判断：“自己的家庭在当地算经济状况较好的”，“自己家庭虽然不富裕，但经济条件也还不错”，“自己家庭不算富也不算穷”，如果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为“否”，则表明被访者认为自己的家庭为贫困家庭。根据中国官方贫困标准，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率为9.0%，城镇地区的贫困率为13.5%。而按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西部农村和城镇的贫困率分别为16.3%和4.1%。如果使用家庭人均收入均值和家庭人均收入中位值的相对贫困线标准，我们发现，在城镇和农村得到的结果极为接近，也就是说，城镇和农村的贫困人群的分布情况是极为近似的。另外，使用统一的国际贫困标准，农村的贫困率大约为城镇地区的3~4倍；而使用主观贫困指标，农村的主观贫困率仅为城镇主观贫困率的1.5倍左右。也就是说，城镇居民对于家庭收入的满意程度远低于农村居民。
二、贫困群体的特征描述
我们将从贫困群体的收入构成、人口学特征、教育、健康、就业、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保障等几个侧面来具体说明西部贫困人口为分析方便起见，在此后的分析中我们将只使用农村地区人均年收入668元和城镇地区人均年收入1875元的绝对贫困线来确定贫困人口。为了更准确地说明贫困人口的特征，我们还将其主要特征与非贫困人口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在下面的分析中除非有特别说明，文中列出的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组间的统计指标的差异均经统计检验达005显著度。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调查中我们不仅调查了各家庭的情况，还在每个家庭中随机抽取了一个15岁以上的成年人作为个人样本，询问了一些有关其态度和评价的主观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根据需要综合使用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信息。的群体特征。
（一）贫困群体的收入构成贫困群体就是那些收入较低的群体，那么他们的收入都由哪些项目构成？这种构成与非贫困群体又有什么区别？调查中，居民收入的具体项目统计显示，本次调查中收集的是年收入数据，共收集了两个总收入数据。第一个数据是在分别询问各项具体收入的基础上加总而得的家庭总收入。第二个数据是由受访者对家庭过去12个月的总收入进行一个粗略的估计。第一个数据是由不同收入来源的数据加总而来，提供的信息更为全面，数据质量也更好。只有在家庭不能提供更为具体的收入来源数据的情况下，我们才使用第二个粗略估计的数据。农村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相当集中，“农业活动收入”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其收入的76.1%之多；与之相对应，农村非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则相对分散，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45.3%），农业收入仅是他们收入中第二重要的来源。
与农村地区的情况不太一样的是，城镇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比较分散，“工资性收入”（50.9%）、“转移收入”（21.5％）、“农业活动收入”（12.3%）和“非农经营活动收入”（11.5%）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非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主要集中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收入”。
总体来看，农村地区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活动，而非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则较多元化。反之，在城镇地区，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则十分分散，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收入不足而不得不寻求更广泛的收入来源的缘故。
（二）贫困群体的人口学特征
统计结果表明：西部农村贫困家庭平均规模为3.98人，比非贫困家庭（4.07人）略小，而城镇地区的贫困家庭平均规模（3.58人）则明显地大于非贫困家庭（3.13人）。
表4的抚养系数分析表明，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抚养系数相当高，几乎每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抚养一个未成年人或老年人，而且贫困家庭的抚养系数大大高于非贫困家庭。这说明在农村地区，家庭缺乏劳动力可能是造成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城镇地区的贫困家庭抚养系数也比非贫困家庭高，但差别没有农村地区那么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城镇地区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的老年人抚养系数差别相对较小，主要差异表现在儿童抚养系数上（贫困家庭为19.7%，而非贫困家庭为13.2%），这说明城镇地区儿童抚养压力大与家庭贫困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三）贫困群体的教育情况
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 我们以被调查家庭中教育水平最高的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计算家庭成员的最高教育水平时，我们没有计入接受调查时不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在校就读的学生的情况，因此这里的家庭最高教育水平确切地说应是“家庭中15岁以上非在校生成员的最高教育水平”。作为反映家庭教育程度的指标，考察教育程度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从表5的结果可见，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中，成员最高教育水平大多数都在小学以下，比例达71.0%，远远高于非贫困人口中41.4%的比例。城镇的整体教育水平比农村地区高一些，贫困家庭的最高教育水平多数集中于初中及以下，比例为75.2%；与之相应，城镇非贫困家庭的最高教育水平多数在高中及以上，最高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比例不到总数的一半（43.7%）。由此可见，西部城乡贫困人口普遍存在教育水平偏低的问题，这是导致其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
为提高全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各级政府在普及义务教育、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表6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对于贫困群体而言，学校的可及性也已经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城镇地区贫困家庭所在社区步行30分钟范围内有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相当高，而且与非贫困家庭之间没有太明显的差别。即使在农村地区，小学的可及性在贫困与非贫困家庭间的差异也非常之小。初中和高中的可及性略有差异，但均不大。
教育费用
从本次调查中家庭每年用于子女的教育花费金额看，贫困家庭似乎花费比非贫困家庭要少：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年教育费用平均为957元，而非贫困家庭则为1967元；城镇地区贫困家庭的年均教育支出为2409元，而非贫困家庭则为3310元。但如果我们考察表7中所列出的教育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情况就会发现，贫困家庭所承受的教育负担实际上要远远大于非贫困家庭。在农村和城镇的贫困家庭中，教育费用占家庭收入比重的中位值分别高达21.0%和23.5%；而非贫困家庭的中位值仅为8.2%（农村）和7.0%（城镇）。这就是说，贫困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很低，教育费用给他们的家庭经济带来的压力要比非贫困家庭大得多。
（四）贫困与健康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与贫困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联系：农村地区贫困家庭中有长期或慢性病人的比例为61.5%，比非贫困家庭高出10.1个百分点；城镇地区贫困家庭中有慢性病或残疾人的比例为47.2%，比非贫困家庭高出8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西部城乡地区，贫困现象是与恶劣的健康状况紧密相联的，“因病致贫”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本次调查考察了被调查家庭在过去一年中用于求医购药的支出情况，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年医药支出平均为1492元，非贫困家庭的平均支出只是略高一些，为1644元；在城镇地区，贫困家庭的年均支出为1907元，非贫困家庭的平均支出为2009元。由此可见，医疗支出有非常明显的“刚性”特征，无论家里收入高低，只要生了病，哪怕是借钱也得看病。惟其如此，医疗费用对贫困家庭来说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一点在表8所列医药费用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情况得到了很清晰的反映。农村贫困家庭中这一比例的中位值为38.0%，而非贫困家庭的比例仅为8.5%。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贫困家庭这一比例的上四分位值高达107.3%，这意味着有25%的农村贫困家庭一年的医疗支出竟超出了其全年的收入，仅支付医药费用这一项，就已经使这些家庭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
（五）贫困与就业
统计结果表明，西部农村地区78.9%的贫困家庭只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没有从事任何其他非农活动。与之相比，在非贫困家庭中仅从事农业活动的比例只有42.3%，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非贫困家庭在从事非农活动。可见农村地区生产活动的多样性是避免贫困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还考察了农村地区家庭有无短期外出打工者与家庭贫困的关系，统计结果表明，贫困家庭中有短期外出打工者的比例在10%左右，而非贫困家庭中有短期外出打工者的比例要高出4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农村中外出打工对缓解贫困起着一定的作用。
而在城镇地区，失业显然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本次调查中，城镇贫困家庭中18.0%的家庭中有失业者，本研究使用了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失业衡量标准，失业者被定义为15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正在积极寻找工作，但在过去一周内未从事一小时以上有报酬或经济收益的工作的人。而非贫困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7.1%，不及贫困家庭的一半。
（六）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保障 1基础设施
我国政府为缓解贫困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贫困人群提供各种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我们列出了贫困与非贫困家庭使用的基础设施情况，结果表明，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较完善，家庭通电、通车路以及通自来水的比例都相当高，而且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在使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都是不太明显的。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通电的比例较非贫困家庭稍低，但也达到了90%以上。有通车路的贫困家庭不足一半，比非贫困家庭低了十多个百分点。通自来水的贫困家庭不到10%，而非贫困家庭通自来水的比例为12%；约一半的贫困家庭使用的是井水，这一比例低于非贫困家庭；而使用开放的自然水源的贫困家庭比例明显高于非贫困家庭。
从这一结果看，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积极投入已经大大改善了贫困家庭的基础设施状况，为他们摆脱贫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社会保障
农村居民享受医疗保障或保险的程度整体较低，而贫困群体的情况更差，仅有10.9%的贫困家庭成员享受了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或保险。而在城镇地区，虽然非贫困群体享受医疗保障或保险的比例已接近一半（47.5%），但最需要获得保障的贫困群体享受保障的比例却仅为194%。当社会不能为贫困群体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时，贫困者就很容易陷入“越穷越病，越病越穷”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目前，失业、下岗津贴以及最低生活保障仅针对城镇居民发放，而有成员领取失业下岗津贴的家庭所占比例都比较小，而且贫困家庭的比例与非贫困家庭差不多。考虑到贫困家庭中有失业者家庭的比例高达18%，而且远高于非贫困家庭，可以认为当前失业下岗津贴的发放还是存在不小的问题。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城镇居民比例为26.5%，比非贫困群体的比例高出不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是满足贫困居民的最基本生存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仅有26.5%的城镇贫困群体享受了低保这一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存在的“应保未保”问题应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
三、贫困及相关社会问题
（一）贫困与自然环境
研究贫困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者曾经提出过“贫困——环境恶化”（PEDN）假设，认为相对于富裕人群而言，贫困人群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破坏性也更大。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对此做了考察。在表11中我们列出了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做饭和取暖时使用的主要燃料。从中可以看到，贫困家庭中使用木柴取暖和做饭的比例分别达49.3%和59.2%，均明显高于非贫困家庭。由于贫困家庭支付能力的低下，他们对木柴的需求更可能是通过拾柴和砍伐树木来满足的，这将会对其居住的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极可能成为环境退化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对当地环境的依赖性很强，环境的退化会进一步使其生活陷入困顿。
（二）贫困群体的固化
正常的社会流动是社会生机与活力的源泉。如果贫困者没有足够的流动机会，就会导致贫困群体的固化和结构化，而这会给社会的和谐运行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1贫困群体对未来生活的预期
在调查中，我们专门考察了贫困者对自己生活变化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的情况。结果可见，贫困群体无论是在对当前生活变化的判断，还是在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上都明显地比非贫困群体悲观许多。以农村地区的贫困者为例，他们判断自家经济状况比一年前“变差了很多”和“差了一些”的比例为29%，比非贫困者的同类比例（17.6%）多了十多个百分点；而他们预期自家生活在未来五年内“没有变化”或“会变得更差”的比例高达56.9%，远远高于非贫困群体的33.3%的比例。类似的情形在城镇贫困者中同样存在。从这个结果看，在贫困者看来，自己的生活在近期并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可见的未来也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善希望。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2贫困者子女教育的情况
贫困家庭面临着沉重的子女教育的经济压力，而这可能进一步影响到贫困者下一代受教育的情况，使得贫困在代际之间继续传递下去。我们从本次调查中被调查者子女的就读情况、在校学习情况以及被调查者对子女教育的预期中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
首先，贫困人口子女在就学机会上与非贫困人口子女存在一定的差距。从表13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城镇地区贫困与非贫困家庭的子女就读比例差不多，但在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中，8~14岁适龄儿童从未入学的比例以及中途辍学的比例分别达到6.6%和5.1%，均明显地高出非贫困家庭的相应比例。
其次，即使进入学校后，贫困人口的子女在校的学习成绩似乎也难以与非贫困人口的子女相比，这一趋势在城镇比在农村更为严重。城镇贫困人口的孩子学习成绩为“优秀”（15.3%）和“中上”（24.1%）水平的比例都明显少于非贫困人口的子女（“优秀”与“中上”的比例分别为18.2%和34.9%）。
与此同时，贫困人口对自己子女未来的教育预期也明显偏低。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预期自己子女能读到“大学”水平的仅占总数的15%左右，而非贫困人口中这一比例接近30%，是贫困人口的两倍。城镇地区非贫困人口中预期自己子女能读到“大学”的占了总数的七成多，而贫困人口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45.1%）。
这一研究结果似乎在提示我们：如果教育负担过重，导致教育成为只有某些阶层能享用的“奢侈品”的话，就会使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被继续“复制”，社会的贫困群体就会被进一步固化。
3贫困群体的社会隔离
贫困群体存在的耻辱心态以及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歧视，有可能造成贫困群体的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它会强化贫困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界限，加剧社会的分化和不平等。社会隔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在研究中考察了贫困群体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规模情况，具体方法是要求被访者说出其上年在联系人最多的一个节日里以各种方式联系过的人数。从调查结果看，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的社会网络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地区非贫困群体的平均网络规模为13.8人，而贫困群体的平均规模仅为10.8人；城镇地区非贫困群体与贫困群体的平均网络规模相差更大，分别为18.7人与13.5人。个人社会网络的大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社会交往的频率以及融入社会的程度。因此，西部贫困群体社会网络规模较小这一事实说明他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社会隔离问题，这也有可能加剧贫困的固化。
（三）贫困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感知
人们对所处社会中社会问题的感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构成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对贫困群体社会问题感知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社会认知与态度，并对其可能的行为倾向有所了解。
从结果看，农村贫困群体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几乎都显著地高于非贫困群体，只是在“犯罪”、“干部腐败”、“水污染”几个问题上与非贫困群体判断的差异不显著。贫困群体认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贫穷问题、缺乏农业技能培训、缺乏市场信息、贫富差距大等等。被访者对这些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平均分都在3分以上，本研究中3分代表的是“比较严重”，因此可认为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介乎“比较严重”和“特别严重”之间。
城镇地区贫困与非贫困居民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则稍复杂一些，从图2的结果可见，贫困群体对“失业”、“贫富差距大”、“贫穷”、“缺水”、“用电困难”等问题的判断较非贫困群体为高，但对“犯罪”、“干部腐败”、“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感知不如非贫困群体。“失业”是城镇贫困群体认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他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依次为“贫富差距大”和“贫穷”。以上结果似乎说明，贫困群体总体而言对社会问题的感知更为敏锐，更可能认为当前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对那些与自己生存有直接关系的社会问题，如贫穷、失业、贫富差距加大等更是如此。相比较而言，非贫困群体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更可能关注如官员腐败、环境污染之类与自己生活关系不那么密切的问题。
四、小结与建议 本文根据大规模社会调查的结果，对西部城乡居民的贫困现状进行了描述，概括分析了贫困人口的构成及群体特征，并讨论了与贫困现象伴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从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构成和就业状况可以看出，贫困群体的就业活动特征是单一依赖于农业生产，因此可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农民就业的多元化将是缓解农村贫困的有效途径。
（2）各级政府近年来为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所做的工作已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贫困群体通水、通电，特别是通路情况以及对教育、医疗设施的可及性虽然仍有需改进之处，但相对而言与非贫困群体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可以预期，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今后的扶贫工作的直接作用可能会逐渐减弱，但它仍可能通过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拉动消费等方式间接地推动扶贫工作。
（3）贫困人口常常表现出教育水平较低、健康较差的特征，提高他们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是帮助其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由于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刚性”特征，近年来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对于贫困群体造成了尤其沉重的负担，不仅出现了“越穷越病、越病越穷”的恶性循环，甚至出现了“因教致贫”的社会现象。因此，我们不仅要注重为贫困群体提供可及的基础设施，更要注重为他们提供可及的公共服务，使他们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摆脱贫困的机会。
（4）从调查结果看，当前我国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存在覆盖面过窄、保障水平过低、针对性不够等诸多问题，这使得社会保障这张“社会安全网”无法起到底线保障、兜住所有贫困人口的作用。这应该是未来农村和城镇扶贫工作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5）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的贫困群体有固化的趋势，这对于社会稳定和谐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政府及社会应努力为贫困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使贫困不至于成为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固定特征，甚至一代代传递下去。
（6）贫困群体对与其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更为敏感，这有可能会影响其态度和社会行为，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应加强对贫困群体心理、态度及行为倾向的调查研究，掌握其变动趋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预防社会冲突和极端事件的发生。（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赵延东 张化枫 邓大胜）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儿童及成人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
1、儿童在校率相对较低。2005年全国农村7-15岁儿童在校率为97.2%。农户的经济状况与儿童在校率密切相关，贫困农户儿童入学率最低，低收入户稍好。2005年，贫困农户7-15岁儿童入学率为90.1%，低收入农户为95.5%。
2、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文盲率仍然较高。2005年全国农村16岁以上成人文盲率为9.9%，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15-24岁青年文盲率为1.2%，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但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文盲率仍然较高。分别为22.5%和18.9%；其中15-24岁青年文盲率分别为5.2%和3.7%。
3、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尤其是高素质的劳动力较少。2005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0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而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5年和6.8年。劳动力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较低，全国为13.7%，贫困和低收入户更低，分别为6.5%和5.6%。
4、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比重提高。2005年农村劳动力中有20.2%的人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比上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贫困和低收入户中的劳动力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比重稍低，分别为12.7%和12.6%。其中，55.4%和55.6%的贫困和低收入劳动力所接受的专业技术培训是由政府组织的，而全国的平均数据为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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