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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人物周报：政企关系的历史教训
高超群(作者单位：社科院经济所)时代人物周报 2005年04月26日
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运动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精神和气质上非常近似，但是中日两国的近代命运却大相径庭。甲午战争，事实上就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较量。日本胜利后不仅获得了战争赔款和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明治维新的政治路线也成为其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而中国的失败，导致洋务运动破产，“中体西用”的政治路线和大上军工、重工的经济路线沦为了笑柄。
为什么中日两国的国运差异如此巨大？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政策的高下，而在于日本的武士通过政变获得了国家政权，而中国的开明士绅则由于内忧外患的压力，非但没有获得政权，而且在朝廷里也只不过是一个权宜性的派别。最生动的例子就是李鸿章只有通过贿赂慈禧，才能发展海军；轮船招商局要面对各种克扣和刁难，还要安置冗员，并容忍他们违法乱纪。而日本岩崎弥太郎的三菱会社在政府扶植下，早就扬帆海外了。所以，中国近代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可忘记的教训——权力的重要性。
进入民国以后，“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企业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从安福系、交通系到江浙财阀，他们操纵国会，为军阀提供财政支援，两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产生和政策方向；在民间社会，则有上海总商会这样的重镇可以影响舆论、控制市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极为虚弱，任何一个军阀随时都可能勒索企业家，财产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更不要说建立正常的竞争秩序和竞争规则。“虽然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又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又无共同的希望，他们只是一伙人，而绝不是一个团体”。所以第二个教训是，企业家之间没有联合。
抗战以前的十年是中国企业的黄金十年，企业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可一旦战争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一方面是政府太强，似乎无所不能；另一方面，政府却没有能力实现税收的统一，走私横行，有法不依，甚至连国内铁路的轨距都不能统一。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还是军阀和乡村地主，它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必须在维护地主利益的前提下开展。
中国的企业家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侏儒症，他们缺乏力量感。一再幻想有一个强权者来保护和支持实业的发展，希望像一个孩子一样被照看，袁世凯、蒋介石都曾经是希望之星。在这样的心态下，实业不过是一种致富的技术，而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所谓实业救国，就成了无源之水。富豪们之所以缺乏力量感，是因为他们缺乏动员社会的能力，“钟情于一种非历史、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他们似乎未老先衰，“无能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所以第三个教训是，没有动员社会的能力，就没有力量。
构建和谐的政企关系
2005年03月06日 中华工商时报
100多年前，德国奔驰之父卡尔·本茨先生对属下有过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而在中国，一位著名商人———胡雪岩，则比他更早悟出这个道理，并且由于其在实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使自己财源滚滚并且官运亨通。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胡雪岩的官商关系显然是一种扭曲的政企关系。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100多年后，扭曲政企关系的胡雪岩却仍然被无数人尤其是私营业主所推崇？
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从政府的定位说起。长期以来的政企关系，无论是行政管理学家毛寿龙教授所说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所说的“父子式关系，都说明了两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在游戏的跷跷板中，政府因为其掌握的巨大权力和经济资源总是处于强势一方。而作为弱势一方的企业，为了获取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政策支持，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获得正常经营的机会，必然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全国工商联所做的调查验证了这一点：企业每年交费、应付摊派及进行公关招待的支出数目惊人。
尽管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和企业所满意的程度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政府手中握有的权力太大，干预、管理的职能还是过分突出，而服务、协调的角色并没有完全到位。政府总是把自己置于比企业高贵和高明的一种角色上，认为企业不过是下级或者子民，导致政府该做的事没有做，而不该充当的角色却频频充当，错位、越位的表现不断，总之，并没有完全到位。
那么，政府到底该如何转变？我们认为，不妨从三方面进行改善：一是要把自己从万能的政府转变成有限作用的政府，让政府变小。经济发展中企业是真正的主体，政府既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万能，政府应定位在该发挥作用的范围。万能政府必然是效率低下、臃肿、手忙脚乱的政府。二是从干预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和企业应该是平等的主体，并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政府是企业的服务者。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政府是列入第三产业的，属于广义的服务行业的范畴。三是政府要从侧重为国有经济服务的政府变成为所有经济成分服务的政府。从这一点上说，也许，当民营企业的标签在政府的眼里被撕去的时候，就是政府职能真正到位的时候。
我们认为，新型的政企关系中，政府的根本目的不是控制经济资源，而是为企业服务，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现代政企关系的基础。从现实来看，要实现这种转变，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除了必不可少的一些公共管理职能之外，能够交给市场的应当尽快交给市场。
所幸的是，中央对此认识深刻。在昨天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就坦承政府工作还存在不少缺点：政府自身改革和职能转变滞后，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等。他强调，将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这无疑预示着一种好的开始。
再造创富时代的政企关系
责任编辑：陈云 2003年1月07日 人民网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中共十六大之后，无论是学界人士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执政者，都对温州乃至浙江投注了更多的关切，人们希望，我们公认的民营经济先行者，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创富时代写下最富有说服力的注脚，并且继续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跑者。这固然是温州乃至浙江最大的优势，也未始不是其最大的困惑。因为它们以体制创新赢得了过去20余年，也必须以更多的创新赢得未来。
再造顺应于这个新时代的新型政企关系，即是摆在温州乃至浙江人面前的一盘待破之局。
去年长沙远大搬迁的消息在长沙乃至全国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其中当然不乏媒体炒作的因素，但业界更为关注的是由此凸显的转型期的政企关系。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大企业外迁在温州已经不是个案。不少知名企业将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到了上海，而将生产基地迁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中西部地区。然而，温州企业的外迁引起的震动要小得多。从温州市长钱兴中的话语之中，我们甚至还听出了乐见其成的意思。当然，钱市长也提醒企业，不要脱离企业赖以生存的产业链。
温州乃至整个浙江民营经济的勃兴，更多地得益于民间的创造力，然而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不察的。去过温州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谈及政府，人们常常有一种政府“无为”甚至“无能”的感觉。然而谁都承认，正是政府的这种看似“无为”甚至“无能”的状态，才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潜藏于温州民间的创造财富的冲动，才使得那些创造财富的源泉没有阻碍地充分涌流了出来。
看似“弱势”的政府格局使温州的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样板，也使浙江经济一马当先，长期保持了全国第一的增长率。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温州的“弱势”政府格局从一开始就是当政者有意为之，则未免失之偏颇。毋宁相信，温州的为政者只是顺应了民间的意愿，在尚不知该如何面对新兴的民营经济时，在势不可挡的民间创富热情奔涌而来之时，采取了一种宁愿一放的姿态。而且，期间政策的反复确实也使成长中的温州民营经济历经磨难。温州2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寻找在经济转轨时期准确定位的历程。正如温州民营企业正面临二次创业一样，政府寻找定位的过程也远未结束。在民营经济的总量已经在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温州乃至浙江，政府仍然面对创建新型政企关系的考验。
如果说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温州过去20年政企关系的真实写照，而民营经济也在这样的关系中获益良多。那么面对率先走出青春期的温州乃至浙江民营经济，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左右地方经济发展趋势和方向的主导力量，甚至开始影响到地方社会政治生态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政府是否还能一如既往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是否还能安于其往昔的“弱势”地位，对为政者是一个现实的考验。
我们注意到，正因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主体，因而在浙江，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有重新把民营经济纳入体制内管理的苗头，以当初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民营企业有回潮之势。为民营经济设定发展计划和目标，几乎成为一些地方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象征。即以上市为例，政府部门在建立证券强省、大省的目标驱动下，虽然没有明确的干预，但却不乏将政府目标作为企业目标，并以行政方式加以推动的冲动。
温州乃至浙江过去20余年所取得的先发优势，更多地得益于体制创新。这种创新固然承袭了浙江的重商传统，政府对自身职能的清晰把握也功不可没。对于新生的民营经济来说，政府不盲目越位为市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施展的舞台。这是温州乃至浙江企业和政府共同带给中国经济的宝贵财富。
已经没有人怀疑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于民营经济，很容易从过去的旁观者一跃而变为热心的扶助者。在这样的过程中，不适当地以市场管理者的身份，试图左右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很可能成为一些为政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
然而，在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化之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面临未曾经历的转型。如果政府在这样的变革面前不能敏于行，不能顺应经济大格局的变化而对自身做全面的审视和及时的调整，政府的行政方式将成为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作为民营经济的先行者，这是对温州乃至浙江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其先发优势，保持以民为本的经济活力的一大考验。
政企关系：未来政策将有重大突破
2005-02-27 股票勇华证券
责任编辑: 李用
国务院官员在国家经贸委举办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透露，未来政策即将出现重大变化，其中作为发展战略提出的：“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将会明显地表现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当中。在过去，国有企业的改革，所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改革了几十年，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妥善的解决，一旦出了问题，政府和企业，还是谁也离不开谁。而“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的战略提法，虽然还是面对的同一问题，但高度显然已经大为不同了，这不由得使人对未来政策充满了期待，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充满了期待。因为从“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战略出发，未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能真正获得重大突破。
电力管理政企关系优化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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