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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时评：不该以医疗特权奖励体育冠军
日前，上海市体育局与华山医院签署医疗保障协议，华山医院正式成为上海市世界三大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奥运项目冠军的医疗保障定点医院。据悉，这是一份终身制的免费医保。享受这项政策的上海运动员，包括刘翔、陶璐娜在内共23人。另外，四名沪籍教练员也得以享受这项政策。（3月17日《华商报》）
华山医院作为原卫生部部属的三甲医院，属于典型的公立医院。既然是政府部门与公立医院合作的项目，既然相应的政策也是以政府名义发出的，就必须遵守公共政策必须遵守的规则——公平。
既然资金是纳税人的，资源是公共的，那么，相应的政策就不能单单使一部分人得利。同样是纳税人，同样在为这个社会做着自己的贡献，其他的普通人仍然需要承担自费的那部分，包括刘翔在内的23位运动员及4名教练员却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障，这种区别对待的理由是什么？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冠军为国争光了，他们的教练员为国家培训出优秀的运动员了，他们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理应享受更好的医疗保障。
体育冠军、明星们由于其本身的成就，早已获得了来自体制内的大量物质奖励，并且大都从商业活动中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其生活保障早已非普通人可比，为他们单独制定某些政策，仅是锦上添花而已。
现在医疗改革的趋势是，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已经相继取消公费医疗，公务员看病也要按照一定比例报销，上海却用“免费医疗”的特权去奖励冠军，显然不合适。按照各地的对体育冠军的奖励制度，世界三大赛的冠军一般都能够得到体制内的安置，也就是说医疗保障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免费医疗的激励性也并不太明显。
体育冠军不是不可以奖励，但是不宜用特权作为奖品。这么做刺激公众心理，伤害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也有违体育精神。
申论热词：服务型政府
3月14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这一改革方案，解决了一系列事关重大、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重要一步，必将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过六次规模较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次改革，正是从全局的高度，确立了机构调整的方向和所涉及的中央部门，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方案》在许多领域取得关键性的突破，解决了一些多年未能解决的难题，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这次改革的一大亮点，就是突出强调职能转变，并从“政府—市场—社会”的大视野中，将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紧密结合、同步推进。推进职能转移，着力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推进职能下放，着力解决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推进职能整合，着力解决职责交叉、推诿扯皮问题，提高行政效能；推进职能加强，着力解决国务院部门抓大事管宏观不够问题，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注重完善制度机制。这“四个推进”，既强调简政放权，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也强调监管责任，该管的要管住管好，符合现代公共管理改革的大趋势，也符合中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
发展不停步，改革不止步。我们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和定位，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发展的。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革的推进，经济基础的发展，自然而然会对上层建筑提出新的要求。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也不能止步不前。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改革的连续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看准了的改革，就要下大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突破的改革，可以先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开辟新路。这是中国机构改革的方法论，也是推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必然路径。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不论政府机构怎么调整，不论政府职能怎么转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方案》通过后，确保改革方案落实到位意义重大。各地区各部门要讲政治、顾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改革任务要克服困难、坚决抓好落实，做到令行禁止、尽职尽责，做到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确保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不断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热点时评：何谓好文风
一个求真务实、敬业创业的领导干部，他的文章不会只是照搬照抄本本和文件，四平八稳、空话连篇，而一定会说真话、写实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鲜明。
一个善于解决问题、办事高效的领导干部，他的文章不会只是拘泥程式、拼凑文句，刻意追求形式美，而一定会有鲜明的针对性，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努力做到意尽言止、言之管用。
一个朝气蓬勃、锐意创新的领导干部，他的文章不会只是苍白无力、陈旧干瘪、机械呆板，而一定会密切联系实际，言人未言、力求出新，为读者喜闻乐见。
一个作风朴实、心系百姓，真心想干事、善于干成事的领导干部，他的文章不会装腔作势、故作深奥、卖弄新术语，而一定会深入浅出、简洁平实，以真情实意打动人心、令人信服。
需要指出的是，提倡“短、实、新”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反对“假”和“空”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于“长”则应辩证分析。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如果让我发表两个小时演讲，我马上可以登台讲；如果让我发表半个小时演讲，要给我三天准备时间；如果让我发表五分钟演讲，则要给我一周准备时间。这说明，在主题确定、主要思想观点确定的前提下，文章越短越难写。而“两个小时”、“半个小时”、“五分钟”，究竟哪个好呢？那要看主题和任务的需要，看听众的反映和评价。一句话，要从实际出发，用事实来说话。
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如海潮般涌来，知识呈爆炸状增长，而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所以文章要提倡短。但这并非说越短越好，当有的道理篇幅太短说不深、说不透时，也可适当延长篇幅。所谓“适当”，就是实事求是、恰到好处，决不刻意拉长，把简单道理往复杂上绕。与此相应，对一篇文章的评价也需要作辩证分析，关键是看文章的质量、价值和可读性，而不必一味拘泥于长短。还应注意的是，文章上百种，主题各千秋。写理论、文艺、新闻等专业文章各有规律性要求，写讲话稿、演讲稿和公文的要求也各有区别。因此，对于文章长短的要求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根据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来确定。
申论热词：推进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破除“城镇化就是农村变城市”的误区。城镇化是实现城乡统筹的基本路径，这一过程中，一是要把涉农产业纳入国家产业大格局中，获得产业平均利润率；二是要使农村居民获得社会平均公共服务。
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工业化吸纳大量农民进城，让他们有序转化为市民，享有市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减少农民数量；另一方面，在农村人口减少、进城农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同时，引导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因此，城镇化既不是把农村变为城市，也不是把农业变成工业，而是通过减少农民和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产业利润率；通过调整农村的生产组织方式，改变农村的生活方式，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只有优化各种发展要素在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分布组合，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才能形成，从而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热点时评：24公里高速路何以绊倒30名官员
广东佛山市人民检察院3月13日对外发布《2012年度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综合报告》，对佛山去年度职务犯罪发生情况、发展趋势等进行综合分析。《报告》称，佛山职务犯罪案件和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工程建设、国土资源、医疗等领域仍是职务犯罪多发区域。其中，江肇高速高明段短短24.3公里的建设区间，30人被立案查办，平均1公里倒下逾1名干部。（3月14日《新快报》）
在公众的印象中，“高速路”成为“腐败路”已非“新闻”。早在2000年，辽宁省出资修建的沈阳——山海关高速公路，在沈阳市境内仅有的50公里长的路段中，就有62名干部因贪污、受贿、挥霍3000万专项资金受到查处。有数据显示，从1997年至今，全国已有新疆、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安徽、北京等省(自治区)的数十位交通系统高官“前腐后继”，倒在高速公路上。
众多案例表明，高速公路从立项审批、投资、贷款、工程承包、验收，到收费经营、公司上市等相关环节，都存在腐败生发的空间，都有大大小小的蛀虫染指。不过，在时隔十多年之后，与沈阳——山海关高速公路相同的一幕再度在江肇高速高明段上演，带给人们的不只是震惊，还有气愤和质疑：现行制度设计对官员，特别是腐败多发、易发岗位的监督已经日趋完善，“高速腐败”为何屡禁不止？
究其根源，一是投融资体制使之有了生发的土壤。在高速公路建设中，中央财政投入占比很少，地方政府、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占比较重，项目、资金、市场的“三集中”，导致“权力”绝对地掌握在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手中；二是政企不分，建设单位既是业主又是管理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三是工程招投标制度不够透明，相关监督纸上谈兵、似有实无；四是惩处不严，量刑过轻，违法人员违法成本太低，付出代价不大，受教训不够深刻。
置身在这样“大气候”中，换谁都难以“出污泥而不染”，除非你不食人间烟火。对此，美国学者阿密泰在其著作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但多年来，我们总是在一个劲地切除那些腐烂的“苹果”，而对那些盛苹果的“筐”却很少拿出来在阳光底下曝晒消毒。如此本末倒置，前车之鉴未能防止类似事件反复发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想不腐败、想不“前腐后继”都有点难！
“高速公路”这只“苹果”总是烂，是时候该检查盛苹果的“筐”了。当务之急，必须从源头上根除“筐”里“筐”外的“病灶”，从招投标告示到建设实施全过程都必须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决策者与执行者要分开，执行者与监督者要分开，同时引入人大和第三方全程监督。如果止于见一个烂苹果切一个，而不去反思、封堵体制上的漏洞，不给“筐”及时消毒，那么，“24公里高速路绊倒30名官员”就不会是最后的“绝唱”。
申论热词：稳定物价
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CPI同比上涨3.2%，比1月份扩大了1.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鲜菜、粮食、肉禽、油脂的涨幅尤为突出。开年CPI超出预期，食品价格领涨，这一现象当然值得高度警惕。
虽说2月份CPI蹿升，离不开“舌尖上的春节”带动，眼看着天在转暖，应季大路菜的价格不大可能再上扬，但食品涨价对老百姓过日子的影响显而易见，很容易引发大家对物价新一轮普涨的预期。更何况，无论是国内劳动力、原材料及流通成本继续走高的压力，还是主要国家大搞量化宽松、印钞救市带来的负面效应，确实都导致了通胀风险的累积。这也是我国把今年的CPI控制目标定在3.5%，比去年2.6%的实际涨幅要高的主要原因。从方方面面的情况看，今年我国稳定物价，特别是缓解农产品价格频繁大幅震荡的任务丝毫不容掉以轻心。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食品价格在我国CPI构成中占有很大权重，其他类开销比如居住尚没有被特别充分地计入。而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在大中城市，房价以及房租的上涨已经让许多人感觉到肩头上的担子明显加重了。这不仅提醒我们坚持楼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紧迫性，更提醒我们，任何宏观调控都要讲究方式方法，讲究对症下药，尽可能将对市场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对房租等基本生活支出的影响降到最低。
物价稳则民生稳，民生稳则发展稳。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是7.5%左右，特别强调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就2月份的各项指标而言，出口、投资、信贷等一连串数据大都显示了经济企稳回升的阵阵暖意。正是在这样的基本面下，我们愈发要管理好价格总水平，为实体经济调结构、转方式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让中国经济不但能往前走，而且走得更扎实更稳健；愈发要管理好流动性的水龙头，通过更趋紧一点的货币政策，防止投资规模过大快速拉升物价，减轻老百姓对通货膨胀的不良感受和不安预期，让大家生活得更踏实、更安心。
热点时评：河道死猪事件要有信息公开
近期上海黄浦江松江段水域大量漂浮死猪，目前已打捞死猪数超过2800余头，上海防疫部门已从死猪样品中检出猪圆环病毒。
虽然上海市水务局称松江当地的自来水水质“数据正常”，但对此事件仍然不可掉以轻心。一方面沿江取水农户众多，取水口安全并不代表沿江所有区域水质都安全。另一方面，至今死猪来源尚未查明，还须严防后续污染。希望职能部门像防疫部门那样，及时公开所有信息，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尽到自身的治水之责。
信息公开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防止有关部门“不作为”。3月5日，松江当地的水域保洁公司就向当地环卫署报告了情况，但直到3月8日，在网友微博爆料，媒体介入后，相关部门才正式对外披露信息。另一方面，公众要问上海在河道沿线的水质监测点到底密度够不够，水源保护区设置范围到底够不够？
同样，信息公开也更能制约跨区域污染者。欧洲莱茵河流经9个国家，因为有了密集的水质监测点、透明的污染者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任何一家污染企业都不敢开罪9个国家的人民，最终，这条曾经严重污染的大河重新清澈见底，不少河段水质甚至可以直接饮用。希望上海也能借鉴全球成功经验，让信息透明成为黄浦江的保护神。
申论热词：生态文明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的突出强调、代表委员的关注热议，再次显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小平同志曾讲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今天，生态问题的凸显，再次验证了这一论断。举个例子，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21.5辆，比2007年增加15.5辆，成倍增加的汽车尾气排放，正是PM2.5的主要来源之一。从求温饱到搞环保，从谋生计到要生态，时代场景转换的背后，是发展阶段的深层递进，也对“美丽中国”提出更高要求。
当前，随着人们的环境敏感越来越强，生态诉求越来越高，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最直接、最基础的民生工程之一。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生态问题不是朝夕形成的，也不能指望朝夕之间解决。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投入巨大、收效长远的工程，需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这离不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历史情怀，离不开“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执政胸怀，也离不开注重“潜绩”的制度保障。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干任何工作，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既要对眼前负责，更应该对历史负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把成绩书写在碧水蓝天。
热点时评：“困难紧迫秩序”才是最优
捐款者遇困难可优先获救助，这样的“首创之举”，其出发点无疑是极好的，目的不言而喻，便是鼓励人的向善之心。
但任何有着良善出发点的事情，其行为方式却未必经得起推敲。于这“优先获得救助”而言，便也让人茫然。何谓“优先获得救助”，就是放着有人更困难不去救助而救助那些曾经的捐款者么？果真这般的话，似乎又背离了传统的价值秩序。须知，救助款的资源，无疑是有限的；而被救助人的辐射范围，却是无限的。用有限的资源去救助无限的被救助者，无疑需要智慧、也需要技巧，即要用有限的救助金，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即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如此审视，大抵可知，就救助人而言，其最优的救助秩序，无疑是困难的紧迫秩序。可以举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两个家庭都很穷，都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但其中一户家里有人生了病，急需钱，没钱医治的话，生病的那人就要命归西天了；另一户则是曾经的捐款者。如按着“优先救助”的原则，就要救助曾经的捐款者，那另一户人家的生病者，怕是只能等死了，如此现状，岂是你我愿意看到的？故而，在救助面前，只有紧迫程度之说，没有“曾经的捐款者”之说。
换言之，在困难面前，在生命面前，救助更应看重紧迫性，而不是看重“曾经的过往”。只有将救助金的作用，发挥到最恰到好处的位置，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也才能更大限度地彰显救助的价值。
“困难紧迫秩序”是第一救助秩序，这一点常识，理应被每一个人熟记在心，唯有如此，公平正义的光辉，才可能更好地抵达。
申论热词：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方案尘埃落定，铁路政企分开，整合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强化市场监管部门职能的统一性……连日来，社会各界对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改革后个别部门的名称“物议纷然”，不少人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同看法。
中国人习惯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某个事物，往往求“名”轻“实”。对机构改革来说，叫什么部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改革后这些部门的职能是否真正转变，是否真正消除了原来那种叠床架屋、权责不清、多头管理的现象，真正建立起政府不越位、不缺位，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不乱插手的“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格局。因此，舆论与其把注意力放在名称上，不如凝聚在政府各部门如何落实职能转变上来。
大部制的机构改革，历经多年，经过前几轮的改革，虽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暴露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应的诸多弊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已成为共识，许多矛盾都将集中反映在新的一轮机构改革中。要推进改革，固然要理顺涉及的相关部门的关系，衔接好相关的工作，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但不能因此延缓改革，对改革根本诉求讨价还价。因此，与其说机构改革是把相关的政府部门作为对象，不如说机构改革为的是激发政府部门的活力，提高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效能。
我们希望，对于新一轮机构改革，不论是涉及到的改革部门，还是社会大众，都能跳出“名头”之争，集中到支持推动改革方案落实，实现改革既定目标上，使大部制改革真正收到简政放权之功，做到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热点时评：习近平“官商不要勾肩搭背”告诫谁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提升自我境界，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高尚情操。他说，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正确的路线政策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干部腐败不仅是发展的绊脚石，而且还是破坏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蠹虫。腐败的实质是领导干部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事实证明，腐败像蠹虫一样蛀蚀着干群团结，使干群矛盾突出，干群关系紧张，造成上访频繁，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因此，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就要打造一支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
从我国查处的一些官员腐败案例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官员腐败除了自身思想堕落以外，还有某些不法商人用金钱、女色等“糖衣炮弹”诱惑的原因。官员腐败大多与工作中结识而成为“朋友”的商人有关，与商人交往攀比，心理落差逐步加大，会导致私欲膨胀，加上不法商人看好官员手中的权力这只“潜力股”，就会想方设法对官员进行拉拢利诱。而他们往往出事前都把包裹着“贿赂之心”的“糖衣炮弹”当作友情，把“潜规则”当作自己应得的回报，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可见，怎样和商人交往，和商人交往的底线是什么，值得深思。
习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这既教会了我们和商人打交道的方法，也给我们划出了和商人交往的底线。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习总书记的谆谆告诫，要常怀敬畏之心，敬畏权力、敬畏法纪，要时刻警醒自己，要把握好和商人打交道的度，谨记“权力是人民所给，只能用来为民办事，不能用来谋取私利”，决不搞权钱交易，做一名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合格领导干部。
申论热词：时间表
“时间表”成为两会的一个热词。
养老金双轨制备受诟病，人民网的调查显示，9成以上的网民认为，废除企业和事业单位养老金双轨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对此，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坦言，正在针对一系列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和顶层设计，但是双轨制合并尚无“时间表”。
有关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现有的18大税种中，只有极少数税种由全国人大立法，其他全部都是授权国务院作暂行规定或条例。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全国人大在2013年年底之前，收回税收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回应，人大对国务院的授权决定现在依然有效，什么时候收回，还要认真研究分析，没有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
有关房产税改革——房地产调控进一步加码，相关举措引人关注。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财政部正积极研究扩大房产税试点方案，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开征遗产税，目前尚无时间表；商业车险改革，暂时没有具体时间表；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短期内无时间表……
“改革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共识，使公众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迫切的期许。希望在一定时间内，得知相关改革的进程，这种要求应该不算过分。
民意的压力，是改革最好的推动器。两会是一个独特的舆论场，让问题变得透明和尖锐，避而不谈显然不太可能，面对“时间表”的追问，相关部门和官员们，已不像以前那样支支吾吾，答非所问。
“暂无时间表”的回答，会让“心急”的公众不满意，却是实话实说。相比于问而不答，或不切实际的空头承诺，它更真实。得承认，不管是养老金双轨制并轨，还是房地产调控，抑或治理大气污染雾霾天，都有着现实的复杂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不然，这些问题也不会成为“沉疴痼疾”。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伤及”一些人的利益，要让大多数人都满意，不太容易。政治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不仅要有良好的初衷，有胆识有勇气，还需要智慧和技巧，逞不得匹夫之勇。
改革允许试点和试错，也说明了这一点。当下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平衡起来往往艰难微妙。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方，也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决策，操之过急反倒误事。与其急忙做出一个方案，将来再推倒重来，不如审慎求实，有序推进。
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之外，各种阻力也是改革难有时间表的原因。没有谁会站出来说“反对”改革，坦承存在阻力——国家发改委官员说，收入分配改革继续推进，不存在阻力；央企负责人称，央企不阻挠收入分配改革；大部制改革中，相关部委一再表态，不会成为阻力……可实际上，阻力并非不存在，它们显而易见或深藏不露，明争或暗斗，以种种方式牵制着改革的推进。
既要承认问题的复杂性，也要直面阻力，却并不意味着变革遥遥无期。尽快确定“时间表”，既是对公众期待的一种回应，也是自我改革的一种压力。“时间表”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重要工程项目中，常见各种各样的倒计时；每个人的心里，也不时有距离某个重大事件XX天的计时。有了明确的“时间表”，才有监督有质询，有兑现承诺的压力和迫切感——“2012年教育经费占GDP4%”，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时间表”上，我们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复杂问题的谨慎，也要有突破困境的勇气，破除阻力的果决。于民众而言，要多一些理解和耐心；于两会上的“代言人”而言，要多一些“责成”的分量和力度；于相关部门而言，要多一些坦诚和行动。
热点时评：房贷政策应体现差异化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贯彻楼市调控“国五条”，相应的调控信贷政策将出台。（3月7日《人民日报》）
“国五条”细则出台后，市场在等待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具体贯彻实施办法。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限购范围如何扩大？二是房地产税收政策如何落地？出售自有住房20%的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房产税试点范围如何扩大？三是房贷政策与“国五条”细则如何对接，特别是第二套房住房首付比例和利率如何提高？哪些地区提高？
就落实“国五条”细则的信贷政策要求而言，尚福林主席明确表示“相应的调控信贷政策将出台”。那么，按照“国五条”细则总体要求，应该出台一个怎样的“调控信贷政策”呢？笔者认为：
首先，应该坚持“有保有压”，充分体现“差异化”要求。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贷款对象上应该“有保有压”体现差异化。“国五条”细则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落实好对首套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政策，严格执行第二套（及以上）住房信贷政策。”差异化主要表现在首套房和第二套以上住房的区别对待上。要保首套房，对首套房实施优惠的信贷政策，比如：首付款比例3成，贷款利率8.5折，过去执行的不够好，是否优惠由银行自己说了算，貌似没有强制性，时松时紧。这次一定要按照“国五条”细则要求切实落实好。
二是在地区上要体现出房贷政策的差异化。对一线城市和房价上涨较快的二三城市要实行较为严格的住房信贷政策，对其他城市可以适度放宽个人住房贷款门槛。保首套房，对首套房实行优惠的信贷政策，同时严格第二套以上住房贷款政策，适度收紧第二套以上住房贷款政策，才能准确严格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无论是相关部门的税收实施办法，还是住房信贷政策具体落实细则，都应该有紧迫性，越早越快出台越好，越拖越慢出台无论是对住房市场还是对信贷安全都没有好处。
其次，应该尽快探索建立住房信贷政策的长效机制。应将首套房定位为准政策性住房信贷业务。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银行利益的问题。银行是金融企业，信贷业务是追求效益性的。让银行赔本支持首套房需求，对银行来说不公平。银行根据其内部资金宽松程度、额度充裕程度和回报高低发放贷款无可厚非。但在目前存贷款利差较大情况下，首套房贷既是执行八五折优惠利率，赚头仍然不少。如果将来利差缩小后，八五折利率银行不赚钱或者赔钱时，政府应该对银行在税收以及补贴上给以补偿。
笔者的一个设想是，应该成立一个准政策性金融机构专司保本微利的首套房贷业务。政府在一方面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的同时，应该着手筹建这样一个支持首套房刚需的金融公司。通过筹集社会低成本资金包括公积金结余资金，用来发放支持首套房贷款业务。公司化运作，以保本微利为经营目标，利率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与公积金利率差不多。形成一个稳定支持首套房贷款需求的准政策性金融机构，彻底解决首套房刚需优惠政策飘忽不定的问题。这样的话，保障型住房和准政策性首套房优惠的覆盖面将会迅速扩大，使得我国住房矛盾得到实实在在的缓解。
2014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词：大部制改革
日前，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表明，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将启动，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25个。改革的重点是，紧紧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3月10日新华网）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将启动，彰显中央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坚定决心。它意味着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即将紧锣密鼓地展开，并逐步从中央推进到地方。大部制改革不仅仅是部门简单的合并，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部门之间的权限，使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各自运行其职责。
大部制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普遍采用的政府体制模式。据笔者所知，世界上成熟的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普遍呈现“机构数量较少，职能范围广泛”的特点。一些大部门可能下辖20多个执行机构和几十个咨询委员会，管理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相关或相近行业。
现在，大部制改革面临着继续深化的问题。笔者认为，推进大部制改革，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破除部门利益束缚。改革必然面临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激烈的权力角逐。部门利益、个人权力，在大部制体制改革面前，不应成为阻力。二是改革要追求质量，要深入。此次改革是历次机构改革的延伸，同时又是新的政府公共服务精神的起点，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深化改革，使改革获得明显的成效。
大部制改革，基础在合，要害在转，重在提效。此次国务院组成部门改革，可以减少管理层次，缩短议事链条，方便集中决策，明确问责行政。我们期待，大部制改革能更好的顺利推进，成为新一轮释放“改革红利”的突破口。
热点时评：找到改革“最大公约数”
医保全覆盖后怎样再提升？异地高考破题后如何保障公平？今年全国两会上，改革再次成为关键词。“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代表委员争相为改革献策建言，努力让两会成为凝聚改革共识的平台。
小组讨论时，有代表说，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变成了问题，这是改革的成就之一，体现了中国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进步。比如，政务公开、预算透明甚至是火车票发售、农民工子弟上学，都是新问题。也正因为关注的点多、层次深了，面对矛盾问题时，如何认识、怎么理解、怎样解决，尤为重要。
今天，社会和经济结构调整，价值和利益多元多样，一项改革决策出台，会有不同声音，很正常。重要的是，需要统筹各方利益诉求、汇聚各家真知灼见，让群众更有序、更有质量地参与到改革中来。代表委员汇聚群众的声音、表达社会的诉求，参政议政做好了，才能凝聚共识、凝聚民心，最大程度减少改革的阻力。
“民齐者强”。改革关系人民利益，也是人民自己的事，不能没有人民参与，更不能少了人民创造。这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言：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
申论热词：中国贡献
世界对中国两会的关注，开始超过对美国总统国情咨文的关注。这显示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重大变化。
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宏观经济？有比较才有鉴别。这需要国际视角和国际比较，一方面中国已经深深地大规模地融入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也前所未有地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也不会独善其身，还需要时时应对来自国际上不可预见的外部冲击。
从世界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已经长达5年，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在延续，欧美日三大经济体仍处在各种经济危机之中。如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和高失业危机，经济增长率几乎零增长或负增长，正在经历第一个“失去十年”；美国经济有所增长（2%左右），失业率居高不下，拖而不决的财政悬崖又转化为联邦政府开支自动削减，连美国白宫都认为“直接扼杀经济增长和就业”；日本的持续经济低迷、通货紧缩以及负债累累、已经在技术上破产的中央政府，被视为典型的“日本病”，正在经历第三个“失去十年”。
与欧美日这般萧条危机景象相反的是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中国。这里我们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从国际比较看，以世界五大经济体（欧盟、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2012年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做横向比较：中国不仅是经济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最高的，而且还是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最低的国家，经常性账户盈余占GDP比重也在不断下降，从2007年的10%降至2.6%，为调整解决世界贸易不平衡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的贡献率既超过了美国，也超过了27国组成的欧盟。
国际金融危机至今还在延续、扩展和变化。中国再次显示了“我自岿然不动”，与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比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更大，中国反应更迅速，应对更有效。如果不是中国表现特殊，特别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的话，还不知当今世界会如何？这显示了，欧美日不好，世界不好；世界不好，中国好；中国好，世界才转好。
为什么中国会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大考”中独树一帜呢？如果简单而关键地回答，就是“两只手比一只手好”。中国能够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即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又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两只手都要硬”，是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加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是活而不死，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有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避免或减少各自的劣势，也有相互制衡、相互对冲、相互抵消的作用。
热点时评：请女硕士不要挖苦农民工
“年薪5万元，低于农民伯伯，叫我这个中文硕士情何以堪。”近日，武大校园BBS上的一则帖子引起众人争论。（3月1日《武汉晚报》）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女硕士与农民工，本是一组不可相提并论的群体，加上文化层次不同，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劳动强度等不同，相比起来更有难度。不过，女硕士年薪有5万元，有这个年薪的农民工，一定为数不多。
女硕士期待自己的薪水多一点无可厚非，但不谈自己的综合情况，只与农民工比薪水，不与农民工比辛酸，与其说是抱怨工作薪水低，不如说是讥讽、农民工，以显示自己的生存优越与幸福感。我不怀疑女硕士的学识，但决不认可她用这种方式挖苦农民工，因为这不利于农民工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使农民工的收入与权利形成更大的反差。
硕士文凭，只是学习了某个方面知识的证明，是一个人潜在能力的说明。但学的东西多，知识尚没有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或社会价值，当然不能有过高的薪水。如果有这个文凭，就觉得很了不起，甚至薪水、报酬、工作环境、生活现状都要高人一等，那就错了。错不是错在这个文凭上，也不是错在获得这个文凭的过程中，而是错在对工作、职业、择业及劳动价值等问题的认知上。
我国有两亿多农民工，他们干又脏又累的活，工作在太阳下，浸泡在汗水中，透支生命与健康，毫不体面地谋生顾家。他们没有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没有大病医疗，一年难得与老婆孩子见一面，更谈不上满足生理需要。即使将妻儿接到身边，子女也不能在工作地入托、入学。他们常常被歧视，甚至不能按月领取薪水。这样的农民工生活现状，是女硕士可比和羡慕的吗？
申论热词：城镇化
今年两会热议的话题，城镇化是其中之一。政府工作报告将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作为政策选项之一，李克强副总理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种种信息表明，城镇化将成为今后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
中国的城镇化世界瞩目。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城镇化不仅会为中国创造更多发展空间，而且会成为世界经济的驱动力。一些代表委员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的表述，说明决策层对其重要意义、基本原则认识清醒、把握得当，但如果不改变传统行政思维方式，执行层面就有可能出现偏差，把城镇化唱成“空城计”。
没有产业支撑，城镇化就会“空洞化”。农民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他们上楼与否、进城与否，取决于其经济条件、生活意愿。城镇化离不开行政力量推动，但基础性的作用在市场，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绩观，急功近利，一阵风地造城，一个劲地逼迫农民上楼，快则快矣，但终会因缺少产业支撑而把城镇化变成农民的梦魇。个别地方迫使农民扛着锄头上楼的做法，就是一种警示。
没有公平制度环境，城镇化就会“空心化”。当前，推动城镇化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尽快消除农民进城的制度瓶颈，让农民进得来、有活干、住得下，这显然要比单纯造一座新城需要更大勇气、更多智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不重视人的发展，没有农业人口的市民化，即使进了城，农民也还只能是匆匆过客。
没有个性差异，城镇化就会“空泛化”。营造宜居环境，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原则。城镇的规划建设需要综合考虑历史传承、环境特点和功能要求，突出个性，保持风格，不能简单地拆民居、盖楼、造城，也不能一味地贪大求洋，搞成城乡同质、千城一面，否则，就会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自我，让人感到陌生。
城镇化是中国重大发展机遇，要将这一最大内需潜力释放出来，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充分估计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热点时评：世界“聚光灯”为何投向两会
两会召开，世界的“聚光灯”转向中国。两会不仅是中国的政治周期，也正在成为世界的政治周期。随着中国话题成为世界话题，中国方案成为世界方案，中国两会日益凸显出世界意义。
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发展，更关注中国的世界贡献。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承载着全球治理的希望。
这种希望，突出体现在两会模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上。两会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人类治理模式。
以两会模式为重要内容的中国政治模式，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成就，同时结合中国文化、国情，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发展中大国政治现代化模式，成为后发国家可资借鉴、甚至超越西方的成功案例。
其一，超越西式权力观。在西方中心论情结下，西方政治体制形成对内民主、对外专制，对内多元、对外普世的悖论。中国的两会，基于权力分工协作、共存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共识，实现权力—权利的结合而非对冲，避免了西方多党制的党同伐异与政治内耗。
其二，中式协商民主超越西方程序民主。协商民主并非中国人的发明，却结合中国文化与国情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实践中得以发扬光大。以两会模式为标志的中国协商民主，正在丰富国际社会对民主制度的理解。民主是形式，民心才是目的。中国人实现民主的方式与西方秩序相反：民享，民治，民有，先以人为本，然后法制，再法治和选举。因此，中国与西方的民主争执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在民主实现方式（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和秩序（先法制还是先选举）上。这反过来也证明中国的民主实践对西方的补充、超越，体现其世界意义。
其三，超越二元对立思维。西方的思维是“要么你和我们一样，否则你就是在反对我们”。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在政治治理上的体现就是权力制衡，尤其体现在两院分权制衡上。而中国早已打碎了贵族—平民的社会架构，政协、人大不是上议院、下议院关系，不是贵族、平民的代言人，两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的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承诺，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对立统一、“致中和”的文化理念。
其四，超越“最不坏”，追求最好。丘吉尔曾断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这既是西方政治自信的流露，也体现出西方政治的无奈。今天，我们放眼欧美，不难发觉，民主扭曲、错乱的例子俯拾皆是。中国的两会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在政治实践中完善，在人的素质、民主自治等方面超越了西方以追求“最不坏”为目标的旨趣。只有追求最好，才能接近最好。
上述种种超越，也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注重吸取一切人类先进文明包括西方政治先进文明的结果，凸显中国政治模式本身的世界色彩和世界意义。
中国的体制、模式需要改革，但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接轨，更不能否定今日中国的成功探索。明白中国两会的世界意义，就能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申论热词：民生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各方解读声音不绝于耳。3月6日，这份报告中着力强调的“民生”，成为舆情关键词。
《中国青年报》分析说，5年来，民生答卷最厚重。的确，从2011年“入园难”写入报告，到2012年PM2.5写入报告，再到今年的报告提出全面推开20种重大疾病保障试点……一个又一个关系百姓福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回顾过去5年，我国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养老保障网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首次实现了财政教育投入占GDP比重4%的目标。一如《工人日报》题为《“民生账本”传递“温暖路径”》的评论所言，这份报告清晰显示，民生关切就是政府关切，这份报告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梦”的“温暖路径”，让人民增添了实现“中国梦”的崭新希望。
“离百姓很近”，是媒体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普遍的评价。这份报告让人们充满希望，也正是因为，它所呈现的一系列民生数据，折射着更广泛的民生追求和更清晰的民生路径。
民生诉求不只是衣食住行，还有社会的和谐安宁，不仅有物质丰富，还有公平正义。“让公平正义的梦想照亮现实”，是这些民生数据所要体现的最终价值。在人民网访谈中，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的分析代表了今天人们对“民生”这一概念的再认识。这位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说，“我不仅关注GDP，也同样在关注CPI和PM2.5，还关注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劳动报酬的占比、最低工资，以及各项社会保障的水平。所有这些，其实都和民生紧密相关，也反映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社会公正与社会进步成本。”
今日民生，需要更多投入，尤需要更积极的改革，打破固有利益格局，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无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同步”构筑增长机制；还是“增加投入”改善公共福利；或是“攻坚克难”直面社会难题——《新华每日电讯》所言的中国民生路径，事实上就是创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路径，每一步都涉及社会利益的调整，每一步都需要摆脱既得利益的束缚。
在这一条民生的路径上，最大的挑战来自政府自身。《中国证券报》曾刊文指出，当前中国最需要的并不是政府救济式的反哺，而是应该尽最大的可能打破资源和权力的垄断，继续深化劳动力、资源、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体制改革，通过要素松绑释放要素效率。
今天，我们满怀激情，高扬民生主题，立足以人为本，将发展的主旨更鲜明地指向民生，这不仅是执政者的理念，更是中国在转型发展历史时期的必然选择。舆论正热切期待，代表委员能在房价、物价、就业、就医等这些民生大事上激辩热议，在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上寻找突破路径，回应民生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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