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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1：《朗读者》：一个人，一段文，带你邂逅温情 上周六晚，央视一套全新文化类节目《朗读者》首播，带领观众走进了一个慢慢读、细细品的文化空间。
这一次，凭借前不久《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爆红”的董卿，不再只是主持人，而是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制作人。
时评：这档节目，没有复杂的形式，只是一个人、一段故事、一段文：演员濮存昕借老舍篇章感念改变自己命运的骨科医生;联想创始人柳传志重读为儿子婚礼亲笔书写的寄语;无国界医生蒋励回忆战火前的坚持与勇敢;“世界小姐”张梓琳分享初为人母的惊喜与感动，96岁高龄的翻译大家许渊冲回忆往事，情难自已，数度哽咽;鲜花山谷里的一对夫妇，半世相濡，对诵情诗„„
这种返璞归真的制作方式，与当下所有国产综艺的法则背道而驰，也不够有“看点”，但却在首播后获得赞誉，在评分网站豆瓣拿到了9.3分的高分，酷云实时收视市场占有率达5.41%，列居同时段全网收视前五。
来自观众的实时反馈更是让人惊喜。有观众发现有趣的细节，通过濮存昕的朗读才知道原来老舍(shě)是念老舍(shè);有人第一次听说许渊冲这个名字，同时为老人桃李满天下的大师风范所折服;而算得上“素人”的鲜花山谷夫妇，更是以真挚动人的情感洗刷了不少观众对爱情的理解。
对董卿来说，这也许已经接近了她当初的设想，“就是尽我们所能，去做情感上的一种共鸣，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一种认知和一种最温柔的记忆。”
这种将文学转化成节目魅力的做法，看上去风险极大，但从董卿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也算是有迹可寻。她的父母都曾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董卿的硕士学位就是攻读华东师范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她对古诗词的信手拈来，就已经展示了深厚的文学功底。
“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22年了，现在可以有契机去做一档真正自己喜爱的节目。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也到了一个扛起文化大旗，承担起文化传播职责和使命的时候。”董卿说。
相较于朗读类节目的“始祖”、英国的《Letters live》，《朗读者》摒弃了用全明星阵容、表演式朗读的方式，而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从现有节目来看，原先单纯的朗读被拆解为三大部分：嘉宾讲述个人故事、嘉宾朗读、读后专家解读。
“先讲故事后朗读，是希望大家在对这个人物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对他的朗读会更有代入感，也更能够感同身受，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设定，围绕着董卿对节目“见人见情”的诉求。
据她透露，对于这档节目的形态，节目组最初有很多不确定，“比如，96岁的大翻译家许渊冲是这期节目中文化含金量最高的嘉宾，也是离普通老百姓生活比较远的一位，大家对他很陌生，观众会不会不感兴趣?或者对节目形态看不懂?”
不过，节目的播出效果，让董卿放下了悬着的一颗心，“老先生的讲述引起了最多的共鸣、关注和赞赏，我觉得可能不必太在乎大众是否熟悉他的事情，他的讲述能不能引发我们的共鸣，才是更重要的事。许老先生的情难自禁、可爱和执着，真的是打动了无数人。”
《朗读者》与既有同类节目的最大不同，是出现了普通人的身影，而不仅仅是明星和演员的舞台。“其实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全明星阵容，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明星已经被过度消费，在他们身上很难或者说比较难捕捉到大开大合的人生故事。”董卿透露，节目播出后，不少观众对鲜花山谷夫妇印象深刻，无国界医生蒋励的经历也打动了很多人，“在普通人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普通人身上，真的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感动的人生经历和感悟。”
在国内综艺界，文化类节目向来被视作所有节目模式中最难把握、市场前景也相对冷清的门类。从去年上半年《朗读者》开始对外招商算起，这档节目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才最后敲定冠名商和播出编排。
“其实文化类的节目真的很难做，我并不认为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或者《朗读者》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就标志着今天中国文化类的节目就开始大火，或者说真的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董卿直言。
这次首播成功，给了董卿和节目组不少信心，“它是个风向标，让我们看到了在真人秀或者纯综艺节目霸屏的今天，还有文化类节目的可能。但它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类节目需要更精心的设计。”
《朗读者》，没有花哨的形式包装，没有耸动的节目效果，只有或铿锵或温润的嗓音，流淌出一个个带着温度的别样人生。而这，正是现如今这个充满浮躁与喧嚣的社会最需要的。
新闻2：
被评为安徽省劳模不到半个月,石台县七都镇七都村党总支书记钱朝阳,在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安徽省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钱朝阳分析,自己被举报是沼气池消化不了猪粪,散发的臭味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更重要的是,相关项目没有申请环保“三同时”验收。(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
时评： 钱朝阳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惠农生猪养殖合作社理事长。按照约定,他所在的合作社给贫困户免费发两头猪苗,养大之后再由合作社按市价回收。在七都村,有40个贫困户有养殖意愿且具备养殖条件,他们都获赠了合作社的猪苗。可以说,在当地精准扶贫实践中,这个合作社发挥了带头作用。
致力于带头脱贫,被评为省级劳模,这是“功”;产业发展过程中没解决好环保问题,成了“反面典型”,这是“过”。功过虽不能相抵,但钱朝阳身上一正一反两个标签,值得其他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引以为戒。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也是开展扶贫工作需要贯彻践行的重大发展理念。在脱贫攻坚已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在算好“经济账”的同时,也要算好“环保账”。
一段时间以来,为尽快完成脱贫任务,一些地方出现了忽视环境保护的倾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有的地方在扶贫产业发展过程中,忽视建设配套的环保设施;有的地方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地板结、重金属超标;有的地方不顾水资源短缺的现实,大规模发展耗水产业。此外,还有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竭泽而渔”的苗头——当地有限的资源往往被当成“摇钱树”透支使用。
扶贫要算“经济账”,也要算“环保账”,否则势必会影响脱贫实效与长效。一方面,走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即使能富一时,以后也难免得花大力气重新治理环境,从前这种亏我们已经吃得不少了。另一方面,如果发展扶贫产业之时不重视环保,可能会让一些贫困户在脱贫同时又因环境污染而染上重病,甚至可能因病返贫。这种脱贫,价值又有多大?
精准扶贫,一定要坚守“绿色本金”,不能急功近利,不能顾此失彼。诚然,脱贫攻坚任务重、压力大,但不能成为不要绿水青山的理由。因此,职能部门有必要科学调整脱贫考核体系,适当增加扶贫工作中的环保权重,引导地方扶贫工作既追求经济效益,也追求环保效益、长远利益。绿色发展不仅要“记在心上、写在纸上”,更要“抓在手里”。地方在发展扶贫产业时,一定要把环保纳入统一规划,提前考量,不能上马“利在一时,病在千秋”的落后产业。
其实,钱朝阳去年就已经意识到污染问题,他购买了3台臭氧机,试过各种除臭剂,但效果不明显。那段时间,他只能用防渗膜将猪粪闷着。这也提醒我们,对一些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扶贫产业和脱贫大户,还需要及时推出以奖代补、部门帮扶、技术支持、社会捐助等措施,以多元投入机制,帮助相关企业和个人切实整改到位,让脱贫致富的成色更足。
新闻3：11月7日，立冬。中国电影却迎来了发展的春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时事评论：将于2017年3月1日施行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对电影创作、摄制，电影发行、放映，电影产业支持、保障，以及法律责任等分别作了详细规定。它的通过意味着，电影产业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而通过简政放权降低电影行业准入门槛、通过正向倡导为从业者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尤其是明确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的扶持力度，这一系列重大利好，必定会为电影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送来“春风”。
从2003年开始启动电影立法，到2015年10月30日首次将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再到酝酿出台的三次审议，一部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出台，见证了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决心和成就。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电影全年票房还不足10亿元人民币。然而，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电影年票房已达390.48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变化尽管有价格因素，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电影更多赢得观众、赢得市场。
比票房数字更振奋人心的，是整个电影产业的不断攀升。从改革前的电影院门可罗雀，到现在全国近4万块电影银幕、255条农村数字电影院线、5万支农村电影放映队；从过去谈中国电影导演必提“第五代”“第六代”，到今天的新导演、新编剧、新演员、新制片人、新的技术专家等创作新力量集群式涌现；从过去的“墙里开花墙外不香”，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影片进入海外主流电影市场„„观众的认可，电影人才梯队的完善，全社会电影文化的提升，乃至更多的中国电影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无一不是中国电影产业生机活力的佐证和美好未来的象征。
“最关键、最需要、最有利”——一位从业40年的老电影人在仔细研读过电影产业促进法后如此评价。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中国电影，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双重作用下，面临着百年来最复杂也“最关键”的发展时期。市场的开放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从市场份额到价值观念的挑战；以法律保障和促进国产电影的发展，以法律维护文化安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个行业的呼声——电影产业促进法正是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而政府简政放权，坚持放管结合，禁止通过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观众等，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将进入“最有利”的发展时代。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法律，电影产业促进法也将对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当酝酿了13年、承载了几代中国电影人梦想的电影产业促进法终于开花结果，人们更期待着，这部法律从“纸上”落到“地上”，护航文化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新闻4：在祖传苗医传人、北大专家、养生保健专家、御医世家传人兼风湿病专家、祖传老中医、蒙医第五代传人等多重身份中变换,3年内做过9种药品和保健品广告。近日,“知名假药广告表演艺术家”刘洪滨火遍网络。而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大学等均称查无此人。此事曝光后,网友们指出,像她一样的表演艺术家至少还有三个,这四人堪称虚假医药广告圈的四大神医(6月22日红星新闻)。
时评：所谓的专家或神医不断变换各种身份,冒充各种领域的专家,以电视访谈的方式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地向不知情的消费者推荐假冒伪劣药品、保健品,让很多对电视台及访谈节目非常信任的中老年群体上当受骗。可以说,这些“神医”的行为相当卑劣,但其背后的广告主、经营者、发布者等推手们更该严惩。如此方能做到源头治理,让各大“神医”销声匿迹。
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变相发布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电视台等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药品、保健品广告。药品、保健品广告不得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不得利用代言人作推荐或证明。医疗、药品、保健食品广告,应由相关部门先行审查,否则不得发布。
由此可见,这些“神医”及相关电视广告罪行累累,几乎触及了广告法的全部红线。但要说这些“神医”有多么神通广大,以致能在全国多个省份的电视台表演“访谈节目”,恐怕稍有常识者都不会相信。从报道可知,很多中介公司或者电视购物公司与地方电视台签订协议,然后再雇佣“神医”、主持人、话务员相互配合表演,对一些假冒药品、保健品进行吹嘘、包装、宣传、推销。这一过程中,甚至是客串健康顾问的话务员连公司卖的“具体是什么产品自己也不清楚”。
也就是说,那些“神医”和其他演员不过是提线木偶而已,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才是最关键的“导演”和元凶。见钱眼开的地方电视台同样积极主动地为其提供骗人舞台。具体而言,关于医疗、药品、保健品广告的规定以及该产品是否取得批号,广告主、经营者不可能不清楚。那么,广告主或经营者就是明知故犯,其行为就不仅是虚假广告那么简单,更可能涉嫌犯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或者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而没有审查相关资质或者对违规广告视而不见的电视台,无疑充当着帮凶角色。
按照相关规定,对此类行为,监管部门可对广告主、发布者、经营者处以最高200万元罚款,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这些行为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进一步而言,这种赤裸裸的、假到不能再假的广告难道不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诈骗吗?要知道,这种经过策划、包装,“演员”角色齐全的“访谈节目”,与猖獗的电信诈骗套路何其相似。
监管部门不能继续选择性失明,对招摇过市的“神医”和虚假广告漠视不管,任其行骗。既要对“神医”追责,更要深挖背后的广告主、经营者和发布者,追究其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还应构建信息共享的黑名单体系和协同配合机制,让违法者一处受罚、处处受限,避免出现一人身兼9个“专家”在各个电视台客串的乱象。这样才能净化市场环境,让消费者在真实的信息中独立自主地判断产品优劣,不被虚假广告所迷惑。
新闻5：近日，北京某法院受理一起案件，一物业公司认为“摩拜单车”在停车场乱停乱放，影响了其物业管理秩序，因此起诉摩拜，索要管理费用。据悉这是因共享单车停放混乱而致的首例民事诉讼。
时评：这不禁令人联想起目前一线城市的部分地区已单车“成灾”，尽管各地也出台了一些共享单车管理规定，但收效不大。然而还有更加令人不安的一则消息。据媒体调查，2016年近20个品牌共投放了约200万辆共享单车，2017年预计投放总量将接近2000万辆，这些自行车报废之后，会产生近30万吨废金属，相当于5艘航空母舰结构钢的重量。如果它们被丢弃在各个角落，将对环境造成巨大影响。
一方面，是共享单车急速扩张，据调查，平均每15秒即可组装一辆共享单车；另一方面，是共享单车即将因维保、回收难题而“撞墙”。据测算，平摊下来每辆自行车维修保养成本约1000元，这甚至要超过一辆新车的价格。由于单车所含最有价值的回收物——废钢铁价格便宜且量少，回收企业对共享单车兴趣不大。而留给单车企业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并不宽裕。虽然如北京、杭州要求共享自行车连续使用3年即强制报废，但很多自行车显然就要提前报废。
因此，以方便出行、价格低廉、创新型经济等面貌问世的共享单车，在尚未探索到盈利模式前，就已经给社会管理造成困扰，甚至有破坏生态环境的潜在威胁。任何一种经济模式或产业，除了考虑盈利和收益，该怎样评估环境危害，防止环境污染？
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提出，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这一制度的内核简单来说，即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拿共享单车为例，单车生产前其生产者就有责任了解并解决当单车废弃后，如何从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角度，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废弃单车的问题。
思路既有，只差落实。共享单车从一降生就身披创新的光环，推动了城市健康出行理念普及、物联网技术应用与发展，当前既已面临维护和回收等问题，则理应当仁不让，从自身做起探索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为其他行业做出表率，推动整个社会对于环境保护工作认识的提升。倘如此，相信大众仍将对共享单车热烈欢迎，继续抱有宽容，并积极参与到环保流程中去。
新闻6：
父亲节，就是在朋友圈一片晒父亲热浪中，北京房山区一位伤透心的91岁老父亲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告上法庭，只为他们能常回家看看，照顾自己。
时事评论：“常回家看看”孝道入法三重难
杨老汉的诉求很简单，“一是弄点饭，二是弄点药，跟我发脾气不行”。他说，除做饭外，其实还是想多看看子女，攥着每月7000元的退休金，他并不差钱，缺的是子女的陪伴。
对父母的赡养可以分为物质赡养、精神赡养和生活照料三方面。对于不缺钱的杨老汉，他需要的是精神赡养也就是常回家看看，还有基本的生活照料。
“常回家看看”已经入法五年，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条文之中。可是，五年下来，实施情况并不乐观。
一是孝道入法，难在执行。为了让法律能落地，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这一内容，各个地方纷纷出台配套的地方条例进行了强化，其中除了鼓励性的规定之外，一些地方还有一些创新举措。
比如，《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就规定，如果子女等家庭成员拒不探望老人，老人可以提起诉讼，要求他们履行探望的义务。如果当事人拒不执行这一生效判决，相关信息将会归入信用平台，对当事人的买房、贷款等经济活动都将带来一定的影响。可现实中，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毕竟少之又少。
二是孝心入法，清官也难断家务事。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在调解过程中，因为年事已高，虽不能完全听清楚3个儿子的话，但杨老汉能从他们的表情、手势中感觉到，自己有些“不受待见”。“常回家看看”是一种道德良知，更是感情的自然流露。道德缺失，靠法律弥补是没有前途的。对于不孝者，强制手段也强制不出他们孝敬父母的热忱。
在问题的背后更有生活的压力。当一个常识性的人伦行为变成大众普遍关注问题，其背后必然折射的是社会的无奈以及亲情教化的缺位。
三是，我们在感恩父爱如山的恩情同时，也在反思如何去做一名父亲，如何做家长。有心理学研究指出，子女对父母的态度很早就相对固定下来了。此外，早在10到11岁的时候，大多数人就已完成了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的转变。所以，他律道德强制不出孝心，自律孝道在儿时就已定型。亲情教育才是王道。
杨老汉说：“我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这种悲凉让我想起朱自清《背影》最后一句“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而如何从传统的孝道理念转化为现代孝道文化，强调两代人平等、自由、民主相处，又要义务对称，“孝”与“慈”相辅相成。只是无论作为子女，还是家长，都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新闻7：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正是目前对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老赖”——进行联合惩戒的一份文件。
时评：严惩失信才能让诚信发光
对“老赖”进行信用惩戒，光靠法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行动。
在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也守护着社会的和谐运行。而要维护信用体系，离不开对违法背信行为的制裁。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正是目前对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老赖”——进行联合惩戒的一份文件。
近年来，公众对“诚信滑坡”颇有怨言。最令人深恶痛绝的，莫过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失信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老赖”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制造资不抵债的表象；有的“老赖”通过假离婚、假合同转移财产，以各种方式干扰、阻碍执行。不久前发生在山东曹县的暴力抗拒法院执行事件，就是“执行难”的一个缩影。
限制“老赖”入党、录用为公务员、担任国有企业高管，限制“老赖”坐飞机、坐高铁、领取政府补贴、从事食品药品行业，限制“老赖”子女上高收费学校……随着此次《意见》的出台，一张针对“老赖”的天罗地网正越织越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正在建立健全。违法背信行为不仅在当下受到制裁，更会在个人信用上留下难以去除的污点，对就业、升学、贷款等重要事项造成长远负面影响。
这也是世界各国诚信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许多人感慨，在一些国家，开证明不用盖公章，签个名就行；下馆子不用开发票，有收据就行；买车票不用找黄牛，网络预约就行……事实上，这些国家普遍诚实守信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失信惩戒机制。如果不对挑战社会底线的失信行为加以惩戒，损害的不仅是胜诉当事人的权益，还有司法公信和权威、社会公平和正义。
对“老赖”进行信用惩戒，光靠法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行动。此次出台的《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由中办国办印发，本身就表明了中央在顶层设计层面的重视。只有联合起来，补齐短板、形成合力，对“老赖”处处设限，真正戳到“老赖”的痛点，才能改变过去失信收益高于守信收益的不正常现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和“破窗效应”的出现。
需要提醒的是，随着失信惩戒机制的加快推进，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对个人和单位产生重要影响，越是这样，越需要法治保障，越需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要严格遵照法律法规实施；法院要建立严格的操作规程和审核纠错机制，确保名单信息的准确规范。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所谓“扬善必须抑恶”，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必能发挥牵引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让“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浓郁起来，让人人守信成为闪亮的国家名片。
《人民日报》（2016年09月26日 05 版）
新闻8：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统一部署，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后，上海市不再实行70周岁以上沪籍老年人免费交通制度，原社会保障卡副卡(敬老服务专用)的使用期截止到6月25日。也就是说，6月26日起，原持有敬老卡的沪籍老年人，乘坐公交和轨道交通线路都需买票或投币上车。
时事评论：在“闻老色变”的舆论场上，这则消息带来了太多联想，有人理解成上海对老年人终于“不爱了”。比如有年轻人就讲：早就应该这么做，省得老年人天天和我们抢座位。这种异样解读，让人不是滋味。看新闻要有系统眼光，不能只知其一，更不能只看标题。完整地看这则新闻，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上海取消老人免费交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实施老年综合津贴制度，而且取消是在实施之后。今年4月发布的《上海市关于建立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知》明确，上海对老年人实施真金白银的补贴。根据新的补贴方案，只要具有上海户籍，并且年龄在65周岁以上，就可以每人每月享受75-600元不等的补贴。这一综合津贴制度已经从今年5月1日起实行。从中不难看出，不是说上海对老人“不爱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从过去的老年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制度，变成了面向老年人的货币化补贴制度。货币化补贴，覆盖了老年人的出行、营养等需求，更加方便老年人选择。就拿出行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交通出行也有着新的需求，也有一些新潮的老人想试试网约车。过去免费的只是公共交通，现在老年人直接拿到补贴，则可以选择网约车了。由此可以看到，从实物化转向货币化，满足了老年人的多层次需求。
特意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当前舆论场出现了一股不好的倾向。一直以来，出现在人们心目中的老人，都是一幅面慈心善的形象，可一段时间以来，老年人的既有形象被无情地解构。其由来，是从当年“彭宇案”开始的，而后随着多起“扶不起”新闻的发生，加剧了部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傲慢与偏见。再后，随着众多“公交让座冲突事件”的发生，以及广场舞带来的群体隔阂，导致误解越来越深，一句“不是老坏人而是坏人老了”更是带来了模式化的轻佻解读。
在传统道德语境里，尊老是一个永恒话题。社会发展到今天，尊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削弱。社会是接力发展的，谁也不能逃脱岁月的洗礼，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老年人;尊重今天的老年人，也就是尊重明天的自己。更重要的是，现在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只有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多尊严，社会才能成为一个有尊严的社会，在此基础上，和谐和幸福才有实现意义。
这种对老年人的关爱，是社会的义务，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年来，在关爱老人上，已经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化的安排，包括很多城市实行的老年人免费乘车，都是人文关怀的体现。这些人性化的成果，只应加强，不应搁置。但有必要指出，关爱老人不是静态的，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需求在不断变化，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应该跟上这一变化。上海从实物化转向货币化，给老年人发放真金白银，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由此不难看到，取消免费交通并非“不爱了”。事实上，站在政府的角度，对老年人的关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甚至提高了含金量。这也是想要提醒年轻人，不要进行错误的解读，尊老是社会永恒的主题，也应该成为年轻人的自觉。
新闻9：“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最近，一台放满面包、任何人都能免费拿取的保鲜冷柜，在温州迅速走红。“爱心冰箱”又叫“分享冰箱”，几年前从欧洲开始风行。它主张居民将家中多余的食物放入室外冰箱或冷柜中，帮助有需要的人。今年9月底，上海出现了国内第一台“爱心冰箱”，随后贵阳、扬州等地也陆续出现。这种做法，有人赞扬，也有人对食物的品质和安全性提出了质疑。
时事评论：“爱心冰箱”分享的是可贵的慈善
基于在国外的见证与经历，国内出台了第一台“爱心冰箱”，主张居民把多余的食物放入室外的冰柜或者冷柜中，供需要有帮助的人。如此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解决了每个家庭食品超量而且容易变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给需要获得帮助的人，尤其是城市流浪人员或者乞讨人员以帮助，在避免资源的浪费的同时，变相实现了第二次分配。作为一种舶来品，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公众所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或许并没有想象中严重。
温州版的“爱心冰箱”，目前还是一己之力——蛋糕店的老板没有把当天未销完的蛋糕用于第二天销售，而是放在“爱心冰箱”中，供人免费拿取和分享。相信出于安全风险的考虑，其对蛋糕的质量将会进行严格把控，这样的付出，需要相应的成本作为代价。不过，若是没有其他人的共同参与，这个“爱心冰箱”仅具样本价值，也没有普世的意义。不过，作为在当地“开先河者”，“爱心冰箱”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形式上的倡导。即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分享，并实现触手可及的善意。
最好的慈善应是最容易实现的慈善，“爱心冰箱”所体现的意义，最大之处在于，一是实现起来并不困难，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并极容易做到。二是可以长期坚持与实施，无论是需求者还是供给者，都很容易坚持下来。只要家中有没有变质的多余食物，那么都可以将其放入“爱心冰箱”中供人分享。三是避免了资源的浪费。食物消费有一个即时性，若是在当时没有被吃掉，那么就会成为“剩余食物”。不过，放入“爱心冰箱”则不同，所面临的群体和受众更多，需求也更为广泛，可以解决个体或者家庭不能实现的消耗。
慈善除了救危济困之外，还有实现资源共享。“爱心冰箱”则恰好实现了两者的结合，也为社会普适和共同参与的慈善搭建了一个平台。事实上，实现共享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在国外，还有大件产品的集中摆放场所，一些家庭把自己不需要，但质量又很好的家具或者家电等物品放于其内，以供需求者进行选用，从而让物品找到了好的归属。这种做法，既免去了家庭处理的烦恼，又解决了另一方的现实需要，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当大家都如此做之后，社会的参与度与公众的支持度，就会实现大面积的增长。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个体之间有好东西应当分享，社会成员之间也应如此，这便是所谓的共享。时下提倡“共享经济”，其实也应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建设的准则。“爱心冰箱”平台虽小，不过却传递出分享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其应得到提倡与弘扬的主要原因。因为“爱心冰箱”的模式既可以复制，也可以进行无限化的扩大，并通过习惯的培养与巩固，带来个体观念与社会价值的转变。当每个人都有了“爱心冰箱”式分享的追求与坚持，那么基于慈善的社会道德，也会实现整体的提升，“虑及他人”的价值传承与实现也会更有张力。
新闻10：苏州工业园区在国内最先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探索。2015年，园区成为首批国家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地区，组建了江苏省首家国家级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在这里，原先要跑到多个部门才能办的业务现在一枚印章就能办好。园区充分用好“互联网+”，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腿”，老百姓不由称赞。
时评：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养老保险，不用再跑到市里，真是方便！”近日，在河南省新郑市孟庄镇的便民服务中心，59岁的陈子立对国务院办公厅“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第七督查组说。
改革赞不赞，群众说了算。在河南多地，由于市县乡村数据信息的上下联动，原本村民要去县里、市里办理的业务，如今在家门口的乡级便民服务中心或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就能办结；税务系统、工商系统、公安系统均开发和应用了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网上办理业务系统，大大节省了办事者的时间和精力，群众纷纷对“放管服”改革拍手称赞。
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腿”，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目标。“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大力推进，是其背后的重要支撑。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信息在跑网路时，可能会遇到红绿灯。
第七督查组发现，在河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虽然国家、省、市、县四级发改委审批系统已经纵向连通，但与其他业务部门的横向互通并不完善，致使信息交互共享程度不够，网上审批操作的应用性、便捷性就打了折扣。在不动产登记工作中，同样面临相似问题。为了方便群众办理，郑州市各级政务大厅采取房管系统和国土系统工作人员合并办公，或二人合坐一桌，或二人对桌而坐，从而实现“一口受理”。但是仔细一瞧，二者登记的信息多有重复，原因就在于部门的信息交互共享设了个红灯，影响了办事效率。
可见，“互联网+政务”能突破传统行政方式的局限，却也会受到行政组织结构的制约。对政务信息共享而言，上下联动相对容易实现，横向流动就要面对体制机制和利益的藩篱。部门之间不设红灯，是关键所在。
当前，仍有个别部门常用“维护信息安全”和“技术不能突破”来做挡箭牌，但从事多年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应用的技术人员却非常肯定地表示，信息共享与安全并不矛盾，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更应该是共生共存共赢的关系；信息共享完全可以通过端口开放和对接，或者软件更新，或者加设信息交互共享平台来解决。其实，如果信息在更大范围互联互通，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体验，还能够大大提高各个部门的业务受理效率，从而解决一些部门放权之后“人员不足、经费有限”的难题。
政务信息的纵横联通，存在“能不能做”的现实条件限制，但更多是“愿不愿做”的主观考量。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放管服”改革本身就是冲着部门协同的体制机制障碍去的，整合部门利益、释放制度红利，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协同，也需要改革者敢于担当、勇于亮剑和善于创新，在国家利益与部门利益之间、在群众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
信息共享已经在路上，大势不可逆。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破除各种共享障碍，才能让“放管服”改革的红利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惠及每一位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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