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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探索节目与电视纪录片
2010-2-7
一、开篇：中国的纪录片之旅
“亨·阿杰尔在他的《电影美学概述》中引用过这样一段话：„电影，像强努斯(古罗马神，能知过去和未来，因此有两个面孔)两面神那样，把现实和非现实表现在无区别的统一体里。‟”一切的电视影像都是从早期的电影开始的，中国的纪录片也是脱胎于电影纪录片。电视纪录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原先的新闻纪录片。尤其在中国，新闻开始用电视普及的时候，新中国全国大建设，各方争相报道先进的生产事迹。新闻影像乃至以后的纪录片创作开始成熟起来。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演进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解放后到80年代后期的格林尔逊式即画面加解说式纪录片，二是90年代以来的真实电影即观察式纪录片。但中国的纪录片发展之路却是艰辛而曲折的。中国纪录片在发展初期受苏联影响较大。苏联人大开大合的蒙太奇式的创作手法，在我们很多有过重要影响获过大奖的纪录片中都可以看到烙印。例如《收租院》等。在其“形象化政论”的影响下，导致中国的纪录片维持了30多年的画面加解说的模式。尤其在*文化高压下，这种模式更是大行其道，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最初设想，产生了内容单调、主题僵化、选材面窄、形式单一和表现公式化，“声画两张皮”的弊端。在中国这片缺乏影视传统文化的土地上，纪录片的创作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囿，只强调其“工具性”而漠视它纪实的本性。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纪录片开始尝试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开始反映新风气，运用新技法，虽然仍旧是格里尔逊式，但却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丝绸之路》、《庐山》、《让历史告诉未来》和《伏尔加日记》等。90年代，中国纪录片才开始在观念技巧上面下功夫了，此时的中国纪录片，已经开始跟西方的纪录片拉近距离，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架起与国际思维模式相一致的话语体系，并在亚广联等国际大赛中频频获奖。与当时流行的“假大空”不同，纪录片走向了“新现实主义”，主张真实描述人们生活的原态，用小角度、情节化的描述来展现普通群众的生存状态。在这方面，大批优秀的纪录片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如《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相恋》、《藏北人家》、《毛泽东》、《中华之剑》、《壁画后面的故事》、《龙脊》、《神鹿啊神鹿》等等。而后来的《望长城》成为了一个里程碑：颇有纪实味道长镜头、真实的同期声、采访者身份的主持人(取代了单纯的朗诵者、宣示者)。这种模式继《生活空间》和《纪录片编辑室》节目成功运用之后成为范本。国内与国际间的相互学习促使中国纪录片日渐成熟。
中国最初的纪录片合作对象是日本，例如《丝绸之路》，给电视界带来了开放的意识。1982年拍摄的《话说长江》、1984年的《话说运河》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最早的高潮，直到1991年的《沙与海》和孙曾田导演的《最后的山神》，先后国内获得亚广联国际纪录片奖的片子。后来又有了像《望长城》这样的佳作，而1 993年《生活空间》的推出，将中国纪录片放到了电视的最前沿。正是使传播的内容直接诉诸观感，使传播者全身心、以人的整体进行介入，在更大程度上，能够使得观众有很大的思考和参与空间。
纪录片以异常的速度在发展，但是一些靠纪录片生活的人经济却日益拮据起来。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做的东西没有观众欣赏，没有消费者来买单。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纪录片几乎没有群众基础，这是一些纪录片制作者的共识。例如《纪录片编辑室》，当年何其风光，曾经创下36％的收视率，比电视剧更火爆。如今收视率已暴跌至7％—8％。外国的一些诸如肥皂剧、大片之类的东西开始侵占我们的国内市场，而我们却还在守着当初的荣誉不肯放手，固守老一套。要知道现在是受众主导市场，在他们中间最受欢迎的还是电视剧、足球和其他综艺节目。也不是中国人民不欢喜关注现实了，他们仍然每天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些耗去制作者大量心血的出色之作，在电影节上周游列国之后，让制作者锁进柜子。究其原因，就是大家都觉得，纪录片没有以前好看了，又或者是，这些纪录片不再能迎合观众的口味了。宣传式的电视纪录片，妄想再次强行闯入市场已经是不可能事情了。
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中国独立纪录片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廉价、便捷的摄像设备的普及，商业电视台数量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中国人举起镜头，制作自己的纪录片。湖北电视台导演张以庆拍摄的纪录片《幼儿园》，在2005年6月的上海第10届国际电视节上获得了“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创意奖”，又于同年12月在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获得大奖。《幼儿园》的获奖至少向世人证实了，中国的人文纪录片还是可以与世界水平一比高下，特别是在艺术内涵方面，但如果要谈到纪录片的市场运作，以及制作的多样化方面，我国的纪录片整体上就明显存在很多的不足，可以概括为多样化的缺乏、市场化的滞后等问题。
(一)片面强调国际化，忽视了个性化
近些年来，我国一些记录片工作者为了能“走向世界”，迎合国际口味，国内出现了突出的“老少边穷”现象，于是老人题材、少数民族题材、边远地区题材、贫穷者(包括残障人士)生活题材成为了纪录片创作的主流。但是这些记录片在拍摄角度上往往停留在对生活形态、自然形态的猎奇点上，缺乏文化上的理解，暴露出没有深度的、没有历史性思考的、仅仅停留的浅薄的内容呈现形式。
(二)国际市场的被动地位
目前的纪录片市场主要是被国外的强势媒体集团所控制，一些国际级的交流会上一些国际强势集团常在会议上谈论他们的标准，对于弱势团体来说，一些纪录片制作上的标准和规格多是他们说了算，即使不是完全照搬，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外的纪录片起步较早，发展形态比较成熟，长期以来中国的记录片都是在学习西方的记录片而进步。另一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记录片的大部分市场还是被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和相关集团所占有。
(三)选题过于狭窄
题材是作品的最基本构成因素。所谓电视记录片的题材，就是创作者从客观现实或历史资料中选择出来组成作品的材料，具体展示在荧屏上的主要事件或生活现象。较长时期以来，我国纪录片创作题材狭窄，视野不开阔，选题中猎奇现象严重。纪录片所传达的有效信息越来越少，观众通过纪录片难以把握生活的真实本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纪录片创作的选题中对社会问题关注较多。自然问题关注较少，虽然近年来，自然问题开始引起人们关注(如央视的《探索发现》、《天地人》等)，这是可喜现象，但相对其他题材而言还是少了些。比如说，水利、环境污染，人类要维持长久繁荣与长久，必须采取措施维护生态环境，让人们了解其重要性；在社会问题选题中，创伤性题材过多，过多记录人的艰难困苦以及现代人所承受的压力，忽视了人类的自我张力，忽视了对人类潜力的发掘；在自然类选题中，对自然现象记录过多，对知识探索较少。
(四)表现模式僵化
它一方面表现在：长镜头、跟踪拍摄手法的运用，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拍摄。以率先采用长镜头、跟拍手法而著称的《望长城》出现以后，长镜头、跟拍的运用似乎成为一种定式，这种千篇1律的手法令人啼笑皆非，以至于有人误以为纪实主义就是长镜头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盲目追求“纪实”，导致自然主义倾向。当前，一些创作者出于对纪实感的肤浅理解和片面追求，一味强调“纪实”无节制、无目的的滥用镜头，刻意地记录庸常琐碎的事物，给我们带来的是日常生活片段的重复，风格单
一、节奏拖沓、内容杂乱等弊端，毫无美感而言，丧失了纪录片应有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纪实主义不等于自然主义，不等于纪录片工作者漫无目标的、不加选择的记录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八现实生活中直接抓取素材，必然要经过筛选、组织、裁剪，那些有闻必录的纯暴露并不能代表纪实，为纪实而纪实的片子是没有价值可言的。
(五)整个国民文化水平日渐低下
这样说的范围就更大了，不过这也是纪录片难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被网络、手机、报纸、杂志上面的种种低俗、猎奇的信息所淹没。尤其是网络，遍地开花的小色情广告、一夜情俱乐部、奇门八卦的东西使得许多人性中最原本的部分过分膨胀。他们以通晓各种星座奇缘、明星私密为荣，很难静下心来关心一下整个地球和人民息息相关的纪实性节目。更别说去力捧中国的纪录片市场了。
(六)中国本身的纪录片管理投入不够
纪录片仿佛只是一小拨热心人的事情，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还没能形成上下一心去搞纪录片的氛围。数的清的一些机构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本土纪录片雄起的愿望。
二、《探索·发现》的栏目特色
1993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开播标志着纪录片栏目化的开始。栏目化作为一种趋势在中国找到了它生根发芽的地方了。作为央视纪录片创作播出的主要阵地——《探索·发现》在科教频道这一定位于人文的频道坚持将“影视史学”进行到底，并已经成为科教频道甚至是央视的一档品牌栏目。《探索·发现》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大型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的纪录片栏目，以纪录片的手法，讲述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地理、文化的故事，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挖掘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和人物命运，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恢弘，是“中国的地理探索，中国的历史发现。中国的文化大观”。“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是《探索·发现》的栏目宗旨和始终如一的追求。央视2002年第四季度观众综合指标调查报告中，“观众流动率”这项指标的第一名被央视科教频道每晚8：30的《探索·发现》夺得。在栏目满意度(由知名度、观众规模、期待度、人气指数、忠诚度、家庭人气指数等指标综合得出)的总排名中，开播不到两年的《探索·发现》一直高居前十名左右。当《Discovery》节目横扫全球电视媒体的时候，中国的纪录片制作者们也在积极改进中国的纪录片制作现状，《探索·发现》就是其中的典型，在它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纪录片人努力探索的结果。
它成功的原因，首先要归功于始终坚持真实性这个根本准则。纪录片需要真实，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飞翔的荷兰人”伊文思于1935年再度来到了博里纳奇这个距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仅一两个小时火车车程的煤矿区。在这里，他拍摄了纪录片《博里纳奇矿区》。片中，博里纳奇到处都是灰黯的颜色，腐枝烂叶，还有蓬头垢面的男女老少，矿工与矿主和当地执法者的斗争，都真实的记录着这片矿区的艰难困苦的生活。该片产生轰动，对以后许多纪录片的纪实风格都产生了影响。观众对于这样的景象不会产生怀疑。这就关乎我们所说的取材真实性的重要性。《探索·发现》节目内容的选取以人文历史、自然地理为主，用影像的力量和真实的力量去感染感动受众。取材的真实，即记录真实环境、真实时空发生的真人真事。如纪录片始祖《北方的那努克》记录的是一家猎人，在影片外，那努克都是活生生存在的一个人，你甚至可以直接去和他进行对话。再一个便是讲究艺术的真实，这里就有一个主观世界如何恰如其分地认识和再现客观世界的问题。纪录片就是通过创作者根据自己意图做出来的选择不同的真实或再现真实场景记录一段历史、人物故事等。它所体现出的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是作者内心活动与思想感情的体现。因此，这些特性就是电视纪录片以独立艺术形态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纪录片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保持这样的特质，它也成了记录人类社会成长的见证人。《探索·发现》栏目始终保持着对最真实人类社会的记录，使得节目能够触动到观众的心灵深处。每一代人对下一代都可以成为财富，都可以留下宝贵的资料，但必须真实和有思想。纪录片将二十世纪以及现在人类社会的重要和有意义的事件、生活片段纪录下来，作为影像资料珍藏，给后人以启示。纪录片的纪实性，其内涵超出了表现手法意义上的纪实，而呈现出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的特征。这里的再现是客观写实，表现则相对指主观介入。再现客观生活，使之具备生动鲜活的真实感，这是纪实性的基础。近年来，不少纪录片在内容、题材和镜头语言上作了深入的探索，使“再现”达到了新的高度。纪录片的表现是通过情感化外物实现的，而这个情感化外物可以是一个物体，也可以是一种声音“表现”将主体意识渗透到一系列的艺术处理中去，以纪实形态表情达意。《探索·发现》栏目在过去的几年里精心制作的一系列大型纪录片，如《百年中国》、《历史不能忘却》、《一个时代的侧影——1931—1945》、《中原大发现》等都是对国人民族记忆的一种拾掇。最新制作的《考古中国》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考究，运用情景再现、故事叙述、设置悬念等方式，将观众的视野再次拉回到远古时代的华夏大地，提示人们重视中国的悠久文化历史，受到了观众的普遍欢迎。在2005年栏目中播放的三十集纪录片《一个时代的侧影——1931—1945》，真实的再现那个特殊年代里整个中国所处的状态。整个节目中，没有个体的口述和采访，没有事先设定的主题，而是以年度为时间框架，把所能够搜索到的当年的所有影像资料进行类型化梳理，将所有与相关年代有关的书刊、影像线索编织起来，形成一张庞大的历史网络。
《探索·发现》之所以能够受观众欢迎的另外一个原因便是它独特的叙事结构设计。故事片的设计因为知道结果，所以，更加紧凑。如何铺垫、如何照应、如何突转、如何解开谜底，都是在开拍之前都已经形成。而纪录片在叙事上虽仍然要遵循时间逻辑，但却经常可以做一些时间上的调整。《探索·发现》制作的纪录片《丧钟为谁而鸣》，讲述的是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的斗争。对于很多观众而言，这次审判的结局已经成为历史常识，没有悬念。但是这部电视片依然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因为它的重点在于这些结局是如何出笼的，中间经过怎样的斗争。围绕这一目的，纪录片编导把那些发生在战争前、战争中、战争后的时间打乱次序，依据不同论题的需要重新组合。从每一集之间的关系上看，还是从属于比较明显的时间线索，但是每一集的内部却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打破这样的线索，上下古今、纵横捭阖，“形散而神聚”。
纪录片栏目化是纪录片与电视结合的必然结果，纪录片在电视上的栏目化是纪录片在大众传播时代的生存策略，栏目化了的纪录片更大意义上作为一个栏目而存在，而不是特别强调单个的作品。因此《探索·发现》栏目除了必须有基本的栏目化特征，如固定的播出时段、定位准确的固定主持人、固定的版块模式以及固定的栏目包装等等，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宗旨，统一的选题定位和风格定位。这样就使纪录片节目以整齐统一的方式在观众面前亮相，容易得到观众的注意和收看。
再次，《探索-发现》之所以受到广大受众的喜爱，还在于它将娱乐注入到纪录片里面，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收视需求。它播出的纪录片涉猎极为广泛，包括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历史不容忘却》(53集)、《丧钟为谁而鸣》(7集)；人文历史地理方面的《三坊七巷》系列节目；大型考古系列节目《考古中国》(45集)、《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30集)、《中原大发现》；大型纪录片《极地跨越》(148集)、《同一个世界》(51集)；两台大型直播节目《古文明新发现一埃及金字塔考古行动》和《嘿!火星》等等。中国本土的纪录片以往似乎总是以一种孤芳自赏的高姿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内容真实，主题深刻，却也留给大家枯燥乏味，题材边缘，视角主观的印象。而所谓娱乐化纪录片，《探索·发现》的解释是知识娱乐化，把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内容用讲故事的解说方式呈现给观众，设置引人入胜的悬念，利用所有可能的电视手段进行表现。比如用搬演的手法完成历史的重现，加之相关人物的访谈，动画特技，表现手法甚至比故事片更加充分，更加“无边界”。从而使其呈现出一部部既有较高文化品位、知识内涵，又有很强观赏性和娱乐性的电视节目。最后就是运用了“真实再现”的手法。在《探索·发现》栏目中就有许多通过演员的表演或电视特技效果的制作或通过意象的手法将历史或逝去的画面重新表现出来的手法。如2005年暑期科教频道的教科文行动中推出的《东陵遗恨》一片中在描述1928年7月清皇家陵墓——东陵被孙殿英所部盗走走大量珍贵文物这一场景时大量采用了“真实再现”的手法，将当时的情景虚构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历史不能忘却》的系列栏目之《川岛芳子》一片中，川岛芳子最后在狱中的痛苦挣扎心理就是通过黑暗牢房的衬托，并且通过演员脚步的来回走动的表演虚构表现出来的。这样观众在心理上就更容易理解当时的真实情景，摆脱了单纯语言介绍和有限历史资料展示时的乏味。正是这些纪录片天然所有的品质和人工修饰的结合让这一精英文化和其所记录的边缘文化有了新的生存空间。
三、中国纪录片之路
中国的纪录片一路走来，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八十年代的辉煌之后，开始走上沉寂的道路，中国的纪录片市场几度萎靡不振。直到央视诸如《探索·发现》等优秀纪录片栏目的崛起，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一线曙光。从这些栏目中，结合国际纪录片市场的走势，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的纪录片之路线。首先从纪录片本身来看，“酒香不怕巷子深”，前提是你拥有好酒。同样的道理，中国的纪录片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先从自身做起。因此，我们要先总结中国目前的纪录片拍摄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的纪录片选材还显得窄
纪录片的选材范围很广，大到国家、国际大事、全球问题，小到关乎国计民生的东西，婚丧嫁娶、奇闻异事。要想拍出好的纪录片，选材很重要。你不可能把一个普通人一天的生活起居拍出一部值得称赞的纪录片来。从早期刷牙到吃饭睡觉的事情是每个人每天习以为常的。然而，如果这是一个伟人、残疾人或者一个对社会造成了不小影响的人都话就可以考虑考虑了。在繁杂的题材中选准切入点，跳出只关注边缘人的框框，找出能准确反映百姓心声、社会发展、时代精神的人和事，是需要纪录片创作者很花费一番心思的。选好题材决非简单的命题作文，更重要的则是要本着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眼光，带着问题，在观察社会、感悟生活、探索未知的过程中，使人产生思索和升华。如《沙与海》中，渔民和牧民的生活选取，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对立的人物故事。一个在露水环绕的海岛，一个住在满是黄沙的沙漠之中。不同的活动，反映的却是一个相同的人生思考：小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在那个破旧风、树新风的时代里是很能反映时代的烙印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形态基本固定。人们不再满足于以往的那种生活形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纪录片也应该与时俱进。不能总是局限于那些边缘人物和猎奇事件。而应该更加着眼于当今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地球环境的恶化、恐怖活动、各国间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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