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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对策研究
常伟
目前我国农村有4亿多劳动力，其中剩余劳动力将近2亿人，有6000多万人实现了跨省区流动打工；仍滞留在农村的有1亿多人。我国农村劳动力每年以1300万的速度递增。由于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和城乡差别的不断扩大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正以空前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就现实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有着直接影响。
一、农村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
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与分流的现实选择总的来不外乎如下几种选择：
（１）通过进一步推进农村非农化，特别是加强以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为特征的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一部分劳动力就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２）通过农村城镇化，推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小城市、县城和中心镇转移，使农村工业化同城镇化同步发展。（３）建立大城市劳动力市场调节体系，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城市少量有序流动，以补充大城市某些类型的就业岗位的空缺。（４）采取政府民间多种渠道，扩大劳务输出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劳务输出。而其中现实性最强的应该说是农村城镇化的道路。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我国很多大城市人口已接近饱和状态。虽然通过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扩大一些人口容量，但这种扩容主要应用来吸收高级技术人才、少量的来自农村的能工巧匠和一部分填补城市就业岗位缺口的青年农民，这显然是极其有限的。农村城镇化道路不是要分散地发展乡镇企业和遍地开花地发展小集镇，而是要走一条引导农村人口和农村非农产业向小城市、县城和中心镇适当集中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走的是一条分散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没有与城镇化同步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和乡镇工业具有以下这样两个特点：
１.规模狭小并具有分散性。我国农村非农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差。据统计，乡镇企业的80%分布在自然村落，70%分布在行政村所在地，12%分布在乡镇所在地，只有1%分布在县城及周围。这不仅使得稀缺的土地资源被大量占用，而且在工业原材料的消耗和能源的使用方面也极不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分散的工业化使污染极难治理。
２.造成兼业化和农业规模经营受阻。在现有的狭小的土地经营规模下，兼业农户为了“进有发财之路，退有养生之本”，满足于“粮食够吃就行”，不肯在土地上下功夫和增加物化劳动的投入，造成农业粗放经营甚至“抛荒”，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当然这也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有关系。）另一方面，一部分种田能手又由于土地规模过于狭小，丧失了种田的积极性。
我们在看到乡镇企业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克服这种局限性的现实选择就是引导农村工业化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农村工业化已积蓄了相当大的能量。有1.12亿农村劳动力已转向2000多万个乡镇企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不断发育，使乡镇企业有可能跳出地缘性束缚，走向城镇经济，并由此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城市体制。
二、通过制度创新使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彻底的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渐进性是由劳动力素质决定的，由农民变为市民的转化过程需
要相当长的时间。但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目标模式，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实行彻底的转化：居住地由农村迁到城镇，身份由农民变为市镇居民，职业上由兼业式的两栖人口转化为专门从事非农产业、离土又离乡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者。
要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小城市及城镇的彻底转移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它们包括：（１）城镇建设体制的创新。我国传统的城镇建设投资体制是一元的，无论城镇基础设施、生产设施还是居民住房建设都由国家一手包揽。可以采取一种多元化的投资体制以推进城镇建设。在国家规划的基础上，乡镇企业、农户和其它经济实体可以通过住房自建、生产设施自建、公共基础设施集资共建的方式进行建设。政府也要引导现代工业、需要集聚的第三产业和具有非农产业经验的农村劳动力向县城和中心乡镇集中，建设一批市民和农民兼容，城镇非农产业和乡镇非农产业兼有的混合型小城市。
（２）户籍制度的创新。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统筹安排城市食品供应和就业，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除了少数被招工、招干和参军、上大学者等为数极少的机会以外，农民的子女世代为农。市民因持有非农业户口，享有住房、就业、副食品补贴、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种种待遇。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当前可以完全放开农村县城和中心镇的户口迁移限制，让农民进入县城和农村中心镇务工经商。对于这部分农民让其自理口粮，自谋职业，自建(购)住房，共同承担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
（３）农地制度的创新。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出去，农民的土地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我国一部分农民鉴于非农就业机会的不稳定性，把土地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并由于我国土地制度的深层次矛盾，近年来耕地的粗放经营乃至抛荒也屡见不鲜。当然彻底解决农地产权问题现在可能有些难度，极为现实的是建立一种使用权流转的制度，促使转移劳动力的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以进行农业规模经营。在非农产业发达、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农村，应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转包、转让、联合服务等办法允许土地经营权的依法有偿转让。也可以考虑以土地的使用权作为合作资本，让那些已转移的劳动力利用承包期内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同种田能手合作，并取得合理补偿。
三、正确认识“民工潮”
我国当前的“民工潮”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1)“民工潮”促进了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城里人不干的重活、累活、脏活都是农民在干。根据有关资料，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基建、装卸搬运、采矿等薪水低、劳动条件差、城市市民不愿意干的粗工。如果没有农民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也将会因此而下降。(2)外出农民把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带回农村，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农民不仅长了见识，增强了商品经济观念，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技能。
但由于农业比较利益较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对于民工的诱惑力更强，这使得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更高。如此以来，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因高素质劳动力的过度流失受到严重影响，粗放经营乃至抛荒也屡见不鲜。不仅如此，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工大量流入城市不仅对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压力，也对城市社会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应采取如下对策：（１）改革城市人口管理制度，强化身份证的管理功能，以证件管理方式替代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使流动人口的管理规范化。（２）对跨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量、流速、流向开展预测工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进行预告和疏导，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３）在输出地建立外出劳动力档案，进行岗前培训，既为劳务输入地提供信息，也为输出地管理决策提供依据。（４）发展城市的民间房地
产业，提供大量价格低廉，适于农民住的房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通过市场体系建设，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
要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与流动，就需要进一步做好劳动力市场建设。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以下问题：(1)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低。80%以上的民工外出不是通过职业介绍组织谋取职业，而是通过亲戚朋友等渠道寻求职业。(2)信息阻隔、渠道不畅。农民工由于很难及时了解到就业信息，外出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集中性。(3)市场秩序混乱，农民工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得不到缺乏保障。(4)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力，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民工潮”缺乏预测、规划、引导措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具有极大的无序性。根据我国现实，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
１.大力发展职业介绍机构。要让官办和民办的各类中介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开展信息、培训、咨询、职业介绍等系列化服务，使分散的小农户同大市场联结起来。逐步推进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在抓好地区性、区域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同时，要促进全国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
２.加快劳动力市场规则的建设。要防止市场垄断、歧视等非公正交易及侵犯自主交易权和人身权利、契约权利等行为的出现。加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规划、调控、立法、监督，使劳动力转移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五、树立新观念，破除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想障碍
目前有人看到了看到民工流动带来的负面效应，把“民工潮”看作消极现象，希望政府能用堵的办法使人心归田，把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重新限制在有限的耕地上务农，这是不正确的。要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就必须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
１.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会不会损害农业?尽管民工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但这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充分所致。我国农村劳动力沉淀在土地上的状况十分严重。这种状况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农业决不能靠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方式来实现。实践表明：农民流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径。资金的回流会极大地有利于农村面貌的改观。增加农民的收入有两条：一是靠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二是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靠价格提高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潜力有限，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靠把农民限制在有限的土地上，关键是要通过扩大农业规模经营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２.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城镇化道路，中国国力能承受吧?应该承认，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涌进工业水平较高和文明程度较高的为数甚少的大城市是极不现实的，按照过去由国家一手包揽的城镇化模式来引导农民进城也是不可能的。要引导现有的乡镇工业向农村地区的小城市、县城及建制适当集中，走农民自己建城的道路，即主要通过据点发展式城镇化，培植新的城市生长点，用多元化城镇投资体制来引导农民在工业化和居住地方面的适当集中。90年代实施这种劳动力转移方式现实性是极强的。
３.国家能不能堵住“民工潮”？“民工潮”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应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但对“民工潮”只能“导”不能“堵”。这是因为：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不仅有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他们也有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仅仅就此而言，任何堵“民工潮”的措施都是注定不能奏效的。第二，“堵”“民工潮”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不利于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民工潮”的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制度创新跟不上劳动力流动的需要和有关管理滞后造成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和有关制度的完善，“民工潮”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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