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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腐问题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目录
摘要································································3
一、中国腐败问题的现状·········································3
(一)腐败案件大增 ···············································4
(二)无“礼”寸步难行 ················································4
(三)敛财多贪官多 ···········································4
(四)走私一条龙 ···············································5
(五)高官也出事···········································5
(六)百姓见怪不怪 ···········································5
(七)投鼠忌器和法不治众··································· 6
二、论中国腐败问题的原因·····································6
(一)根本问题在于制度····································6
(二)致富强烈动机导致腐败···································7
(三)经济转型不彻底············································8
(四)政商不分问题严重···············································8(五)政治改革不力···················································9
三、中国腐败问题的对策···································9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10
(二)权力的制约和监督·············································12
(三)制度的完善与创新··············································13
(四)完备的法制··················································14
四、注释····························································15
五、参考文献·······················································16
摘要
腐败,是指生物有机体受到外界有害菌体的危害侵蚀发生的腐烂变质现象。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腐败则是整个社会丑恶现象在社会和政党团体内的集中表现。腐败的实质是社会公共道德的沦丧及行为规范的衰退和堕落,它破坏了党和政府同劳动人民的关系,影响党和政府形象,腐蚀了人们的意志和社会趋向,具有限大的破坏力。腐败主要为政治腐败、社会腐败、权力腐败和行业腐败等。不同层次的腐败具有不同的特点,权力腐败是以权谋私、买官、卖宫、权钱交易、以权代法;行业腐败是以职业优势为非法谋私的手段,如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贪占公共财物等;社会腐败是消费行为的扭曲和人际关系的恶化,如黄、赌、毒等。这都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积重难返,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还会加深社会矛盾的积累, 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久而久之,将逐步蚕食并摧毁人们心中的法律和道德长城,法律和道德长城一旦垮塌,就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在特定思潮的引导下突然释放,从而贻害于社会。因此,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 腐败 现状 原因 对策
一、中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一)腐败案件大增
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社会学教授邝泽倩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对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持谨慎态度。有关腐败案件的统计数字往往并不真实,因为政府这样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策正确或者表明反腐败运动获得了成功。她说,根据中国刑事法,贪污受贿属于经济犯罪。邝泽倩 说:“可是即使使用中国公布的这种非常不完全的犯罪数字,我们仍 然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犯罪率从1965年的10万分之3上升到1981 年的10万分之89,在1989年又上升到10万分之181。” 中国政府也在官方统计报告中承认,腐败案件在逐年上升,有时候 每 年增加10%至20%。
(二)无“礼”寸步难行
自从中国在1978年实行市场改革政策以来,腐败问 题更为普遍。许多去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也对中国的腐败现象日益严 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抱怨说在中国要想办事就得请客送礼,尤其 是生意人对此感触更深,他们面临很多烦琐的手续,只有当他们拿出 适当的礼物之后,才能把事情顺利办成。近年来,对中国老百姓做的多次民意调查都发现腐败是中国社会面 临的头号问题。邝泽倩教授说,政府多次发起反腐败运动也说明腐败 问题继续在中国社会存在,并且可能更加严重。
(三)敛财多贪官多 中国的腐败案件不仅越来越多,而且涉及的金钱数字也越来越大。就拿黑龙江为例,当年刘宾雁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描写的原黑龙江省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守信一案涉及的贿赂金钱只有6.6万元。而在今年爆出的黑龙江马德案中,绥化市原中共市委书记马德自1995 年上任以来,买官卖官、索贿受贿、为所欲为,疯狂敛财折合人民币 2385万元。邝泽倩教授指出:“除此之外,涉及腐败案件的人员也越来越多了。“ 事实上,在马德一案中,绥化市包括下辖十个县市 有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卷入此案。
(四)走私一条龙
在这一方面,汽车走私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走私汽车 这种大规模行动中,需要海关人员以及税务人员的配合,地方政府还 要提供储存汽车的库房,有时候还要依靠军队和警察协助运输车辆。邝泽倩说,由于汽车是极为昂贵的商品,它的买主往往都是大公司或 者政府部门,交通部门最后还要为这些走私车辆登记注册,使它们能 够上路行驶。这些都促使当今的腐败案件涉及更多的人员。
(五)高官也出事
事实上,涉及中国腐败案件的官员的职位也越来越高了,从慕绥新、胡长清、成克杰一直到去10月因涉嫌黑龙江腐败大案而被停职双规 的前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这些高官的东窗事发,就能看出这一趋势。
(六)百姓见怪不怪 对于中国存在着如此猖獗的腐败现象,老百姓和政府究竟如何看呢?美国乔治敦大学亚洲法律研究教授费能文认为普通中国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费能文教授说:“老百姓对这些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对那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七)投鼠忌器和法不治众
费能文认为,共产党政府也想通过反腐败运动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因为他们知道当年国民党政权之所以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这说明共产党知道一个政权极端腐败时也就是即将崩溃的时候了。但他们在具体处理腐败案件问题上却又是缩手缩脚,尤其是在处理党内高官的腐败案时有些投鼠忌器。他 举例说明当年中共对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贪污案就是经过再三考虑才进行处理的。显然,共产党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与党内许多官员 都有腐败行为有关。近年来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政治笑话说,共产党一位高官曾经这样说过,把所有处长以上的共产党干部排成一队,如果挨个枪毙,可能会有冤案。可是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人,那就肯定有漏网的。可见中国当前的贪官人数之多。
二、论中国腐败问题的原因
(一)根本问题在于制度
尽管社会学家指出中国腐败现象的多种不同原因,但是,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社会学教授邝泽倩认为,归根结底,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邝泽倩教授说:“这种解释是有根据的。在中国这种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就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中国的资源有限,政府官员对商品和服务拥有很大的分配权。另外,在供应与分发的渠道中也存在着瓶颈问题。因此,在缺乏其他供应资源的社会主义结构中,就会有人为了获得这些紧俏资源而干违法的事情。作为其结果,市民和生意人为了把事情办成就会送礼或行贿,而收礼和受贿的官员就可能干违法的事情。”然而,随着中央对地方实行更多的放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商品供应增加了,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其他渠道也出现了。照理说,行贿受贿现象应该减少才对。可是,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腐败案件反而大大增加了。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邝泽倩说:“在一个授予官员很大权力的官僚机构中,腐败的机会总是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把很大权力集中在国家官员手中,这些人控制着很多别人想要的稀有商品,因此这就为他们的腐败提供了机会。”
(二)致富强烈动机导致腐败
在一九七八年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之前,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相对要轻一些,当时露富是会受到谴责的。那些年代官员的腐败行为往往都属于灰色地带,例如使用公款建造职工住宅、扩建办公室或者用公款请客等。而在改革时期,中国政府官员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官方的宣传口号也变成了致富光荣,赚钱受到鼓励,政府允许私人拥有资产。中国政府鼓励人们利用市场经济提供的新机会发家致富。成功的企业家,包括一些通过不道德的手段发财的人在内,被誉为英雄模范。这些发展鼓励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因而为腐败提供了强烈的动机。然而,有了动机之后,还必须有机会才行。邝泽倩教授说,当时政府是用摸石头过河这种摸索的方式引进市场改革的。但是这种零敲碎打的改革方式却为腐败创造了机会。以生产钢材为例,政府向国营钢厂投入了资金,这些钢厂则需把生产出来的钢材按一定的定额上交给国家。为了鼓励提高生产率,政府允许国营钢厂把定额之外的钢材拿到市场上以高价出售,厂家可以保留这些利润。虽然有些工厂把这些钱用于工人和工厂条件的改善。但也有一些工厂经理则把这些利润中饱私囊。
(三)经济转型不彻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皮文睿说,中国目前腐败问题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转型还不完全。他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机构人员也从事商业活动,领导某种行业的部门需要负责分配资源,解决下属公司之间的纠纷,保证这些公司能完成定额生产。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部门几乎可以垄断所管辖的行业。可是在中国进入市场改革时期,人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向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把政府和企业分开。国有企业被认为在运作方面应该享有更大的自主权,部级单位一方面仍然需要对该行业进行监管,但另一方面则需要远离商业活动。尽管政府采取了这些限制行政部门经商的措施,但是一些部级单位仍然和下属公司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
(四)政商不分问题严重 皮文睿说:“政府部门人员普遍从事商业活动的现象造成了一些问题。这些行政机构往往利用自己的监管权力让一些公司得到好处,因为这些公司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通过一些限制竞争的规定,不允许成立和他们的公司展开竞争的公司。或者当某些外国公司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时,这些行政机构利用自己掌握的审批权迫使这些外国公司和自己的下属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所以说,政府和企业未能完全分家也是损人利己行为在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五)政治改革不力
皮文睿指出,正因为如此,一些公司为了从政府那里得到各种优惠条件,就想培养和政府人员的关系,这就自然会产生一些腐败问题。他说,没有进一步的司法改革,政企分家的行动就会放缓。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政企不分家,那些离开政府的帮助也能成功经营的公司就会受到妨碍。然而,皮文睿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力影响到法制建设。皮文睿说:“显然,缓慢的政治改革已经妨碍了行政法的发展。中国不允许乡镇以上机构实行直接选举,这就使公民不能轻易把贪官赶下台。”
三、中国腐败问题的对策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关乎着能否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深刻转型的时期。历史经验表明,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和政府是腐败的高发阶段。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历史反复昭示着这样一个规律,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之初,腐败往往会迅速蔓延,但随着转型的结束而逐渐好转。研究表明,当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从低收入达到较高收入(例如1000美元)的时候,是腐败滋生和蔓延较为严重的时期。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等一系列转型的发展中大国,转型中的中国政府正经历经济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和利益多元化,其转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市场化打破了政府原有体制的垄断性、封闭性,导致新的经济成分产生,为寻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分权化造成公共产品提供严重缺位;经济全球化使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使得资金外逃、贪官外逃成为可能,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利益多元化导致不同利益群体的产生,使得寻租行为盛行。
因此,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当前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也要客观地对待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不能因为无法迅速战胜腐败而丧失信心。事实表明,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党内是健康力量占主导地位,这是我们能够抑制、控制,并最终战胜腐败的根本保证。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从长远来看,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是反腐败的基础和根本,其着眼点在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反腐倡廉的强大精神支柱。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员干部丢掉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成了剥削阶级思想的精神俘虏。因此,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是铲除腐败赖以产生的思想根源的迫切需要。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最基本的就是要解决好思想入党的问题,而要真正做到思想入党,就必须自觉抵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始终做到自重、自醒、自警、自励。
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包含着具体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指出,新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内容就是“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牢记使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高尚的人、百姓的贴心人。
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具有重大的意义。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首先要加强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正是依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因此,必须不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其次,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干部队伍能否形成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风气,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十分关键。新的历史时期,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井冈山精神,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二)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如果思想防线不坚固,经不起诱惑,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想腐败轻而易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预防腐败。
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提高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制订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程序、规则,明确行政自由裁量的范围、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重大行政裁量行为必须经过咨询、听证、决定、审议、复核和监察等环节。同时,必须增加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建立健全行政公开制度,公开办事制度和规则、公开办事机构和人员、公开办事程序和方式、公开办事结果和依据。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凡是设定审批权的事项,必须设定严格的审批条件、审批范围和审批程序。
完善和强化党内纪律监督。党内纪律监督是在党的上下级之间、党员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内部纪律监督机制。加强党内监督,必须进一步加强纪委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纪委的组织协调作用,加强纪律部门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强化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内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
(三)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腐败是制度漏洞的表现,反腐败本质上就是不断完善和创新制度的过程。医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和突破口就是构建国家廉政制度。一个国家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腐败的程度多么严重,建立国家廉政制度对于医治腐败仍具有普遍性意义。这既是人类反腐败智慧的结晶,又是最有效的反腐败措施。
当前,中国廉政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完善党的内部运行机制、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滋生腐败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以制度创新来根治腐败,使腐败由“低风险、高回报”转变为 “高风险、低回报”。首先,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是廉政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结合中国廉政制度建设的实际需要,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坚持干部选拔任用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对领导干部的实绩考核和经济审计、逐步推行领导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加强组织人事部门的自身建设等。其次,从党的内部建设来看,党需要“自我改革、自我创新、自我转型、自我建设”;从党面对的外部挑战来看,党需要“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主动转型、从严建设”。党内民主制度的建立、《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出台与实施,就是党为遏制腐败而构建的一种预防机制。因此,我们要完善党内外群众来信来访制度、强化党员干部的组织生活制度、健全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制度、完善党的举报和申诉制度等。最后,就政府职能转变而言,就是要逐步建立与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相适应的制度与机制。换言之,就是要建立、完善与创新制度,逐步实现政府由“越位”、“缺位”、“错位”到“定位”、“到位”、“正位”的转变,从计划手段、行政手段调节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从而在源头上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与温床。
(四)完备的法制
为反腐败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基本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其中包含着三个基本的要素,即严密立法、严格执法和严厉制裁。要真正做到“三严”,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和大量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当前,中国反腐败的法制建设已经远远落后于反腐败实践的需要。虽然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和规章,但是这些法规、条例大多散见于宪法、刑法等法律之中,迄今尚未形成一部完整的反腐败法律。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加强立法建设,为预防和惩治腐败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依法严肃惩治腐败。以查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切入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要通过依法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发挥案件查处在预防和遏制腐败中的警示作用。总之,要通过严格的法治和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使腐败分子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注释】:
[1]吕鹤云《国家廉政建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
[2]田锡富《探讨腐败的历史根源,夺取反腐败的新胜利》(《社会科学动态》1997年第七期);
[3]沉 吟 《腐败三绝论》(《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1998年第一期,第88页);
[4]曾凡《中国人的人生之道》,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95页;
[5]任剑涛《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6]武树臣等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7]李曙时《‘绝对权力’从何而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1999年4月13日)。
【参考书目】:
[1]陈杰人.破除职务消费腐败的关键[n].南方日报,20070314.
[2]于津涛.预防“官多为患”[j].望东方周刊,20060811.
[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a].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1
[4]特别报道.被缉拿归案的部分外逃贪官[n].检察日报,20070901.
[6]推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深入开展[z].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
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等工作.新华社北京2007年12月18日电.
[7]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06)[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
社,2006.
[8]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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