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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摘要:本文从文艺思潮、作家和读者、言语和媒体三方面,以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中心,考察并记述了东亚三国现代化的过程。并阐明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如何与其当时的社会情况紧密相连。虽然各国政治情况各异,但基于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方向却表现出一致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可以说。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的压迫和对其反抗的过程中诞生的,换言之,是运用排外主义的方式西方化的。东亚现代文学史研究必须走出西方文学的阴影,发掘和整理与现代西方存在差异的、具备东亚个性的文学史。
关键词:现代性;文学史;门户开放;启蒙运动;个别性;普遍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序言
在本文中,现代文学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以时间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的。而是把所有在本质上具备了现代的精神和形式的文学作品统称为现代文学。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文学是指“以市民精神为内容,把自由的文体作为形式的文学”,或者说,是由被分化了的艺术类别的概念所形成的文学。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基础并且充分地反映了复杂的市民社会的小说无疑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还有,由于文艺新闻的形成,带来了文学和媒体的完美结合。这种文化现象使文学的功能和意义在社会中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综上所述。与古代文学相比,现代文学是以不同于前代的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作为背景诞生的,它是文学与时间意义上的现代相结合的产物。
与西洋的市民社会不同,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被迫的门户开放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东亚的现代意识和文学意识,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半殖民地这一历史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制约。再加上之前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影响依然大量残存于精神文化领域方面,文学在与现代相结合的过程中,经过了各种各样错误的尝试,做出了必要的修正。
研究东亚三国被欧美列强蹂躏的历史,其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是其中一个必要的环节。现代性以及其比较研究的方式。已成为东亚各民族的主要课题和重要工作之一。但是,直到现在,东亚三国仍未能从各自的角度达成共识。理由之一是,日本最先进入现代化,而中国与韩国则采用另一种发展途径进入现代化。由于中、日、韩三国与欧美各国在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很难将三个国家的现代性放入一个框架内进行研究。在对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史进行解释说明的时候,强调不同因索——外部影响或自身发展所得到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强调不同的侧面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无法统一。因此,实际上中、日、韩三国都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来记述本国的文学史。例如,在中国的学术界,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特定的历史单位。定义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的时期。这是遵从毛泽东的“民主主义论”的结果,并且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统称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很明显,这并不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依存于本国的政治发展路径来划分的结果。在日本,现代文学的时期是按照天皇的年号来划分的,即明治、大正、昭和等,这一点在日本的学术界内部已形成共识。而在韩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依然没有统一的答案。1876年开港起点论、1894年甲午改革起点论、1919年《创造》创刊起点论以及独立运动起点论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另一,赵演铉认为,由于每十年都会发生一件大事,足以对文学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现代文学应以十年为单位进行记述。
这些结论都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并不能反映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使用时代来划分文学的方法使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中断以及连续被忽略了。
本文将首先探究东亚现代文学的差异性与共通点。然后基于个别性探寻普遍性的结果。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个别性和普遍性
首先,从现代文学史被记述的时间来看,西欧各国普遍是19世纪初,日本是19世纪末,中国是1910年代,而韩国是在1945年后其本国的文学史才开始被整理和研究。这些均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契机,例如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成为转折点。中国是经过1919年的辛亥革命的洗礼,迈向近代的指向性则更加明确。韩国则在这个重要的时期里失去了国家主权,沦为殖民地,无暇抽身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从而记述和整理其本国文学史的条件并未成熟,直到1945年迎来了独立,终于,这个未尽的课题才一举完成。中、日、韩三国在和欧美列强的接触过程中,门户逐渐被打开,并随着侵略的加剧,对于西方文明的渗透,从最初的消极接受转变为积极应对。也就是说,分别经过了接触、门户开放和激进改革三个阶段。这其中,日本则最早的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离开了传统的东亚文化,投向了西方文明的怀抱,并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制度全盘西化。伴随着国力逐渐的强盛。日本在全面西化之后,开始走上了扩张之路。而这股改革的浪潮也开始波及到中国和韩国,韩国1894年甲午改革,以及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其表现。
日本,最初以制度性改革为主导,经过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报纸和杂志创刊,政治小说也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经过戊戌变法,“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洋为中用论也开始登场,新小说和新体诗诞生。政治小说、通俗小说与报纸和杂志同时创刊。这以后,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也如影随形。
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不同,韩国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虽然也经历了甲午改革,但随后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争取独立运动与标榜现代化的启蒙运动同时展开。
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和平等的思想的基础上展开的。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实践与现代文学的展开相互契合。这里所说的实践是指为了现代思想的传播,所开办的学校,创办的期刊以及白话文运动等等一系列活动。它为现代文学的创作、出版与鉴赏铺平了道路,并与文学的实践紧密相连。目的是为了打破封建主义束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从这点考虑,可以说东亚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已然成为其政治改革的契机。在我们思考现代文学与政治改革如何相互作用时,需要明确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和其发展的路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中、日、韩三国文学的发展路径
在讨论东亚三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时候,可以从文学主张、意识题材、文字形象、言语构成、创作方法、思想流派等不同侧面进行比较。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结构严谨,内容充实并非易事。因此,可以把西方文学对东亚文学的影响作为中心,分角度对东亚三国的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文艺思潮、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作家与读者、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媒体与语言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文学等方面。
西方的文艺思潮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以不同的路径传播到中、日、韩三国,而此后其文艺思潮在各国的发展却出现相似之处。当然,日本与中国、韩国不同,属于主动及自发性地接受现代文明和思想,通过留学的方式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夏目漱石等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笔将其思想引入日本。与之相比,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则主要是通过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和原著来接触西方思想。然而,在西方。文艺思想经过200年的努力才逐渐发展,日臻完善,在东方传播却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这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对于西方思想的理解上的混乱。从这点上看,中、日、韩三国则非常类似。而且,中国和韩国在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的过程中,由于二次翻译所出现的错误更加突出。作家们在翻译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的作品时,由于缺乏时间上的先后性,各种作品同时发表,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混乱,其多面性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日、韩三国的现代文艺思潮之所以极端混乱,可以列举以下三点进行说明。
首先,中、日、韩三国文艺思潮并非在正常的历史变更中产生,而纯粹是无序的模仿西方文化潮流所带来的结果。西方各国经过现代发展。浪漫主义抵制古典主义。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又抵制浪漫主义。反观在东亚三国各种文艺思潮几乎同时出现。如在韩国,《创造》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否定启蒙主义的纯文字运动开始的。
在中国,作家们提倡拿来主义,全方面吸收新的思想。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况决定了现实主义占据主流地位,与实用的传统以及功利的目的相结合。在西方近现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派,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发挥了作用。文学团体纷纷吸收了现实派文学的创作手法。从五四运动到1940年代,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支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及其创作精神。但是。就文化背景而言,西方现实派作家们的抵抗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叛逆意识相悖,现实派没有实现本土化。在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明治维新以后。现实主义先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得到发展,因而出现了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对文艺思想概念的误解。在中国和韩国,由于所翻译的作品和理论依赖于原著的日译本,重译的问题非常明显。两国都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解释为同一概念,而浪漫主义用颓废主义来说明代替。
在韩国,《创造》的创刊人李光洙否定启蒙主义,提倡纯文学意识。这种创作态度与佐拉所代表的自然主义创作方式相去甚远。《废墟》的同仁们所主张的颓废主义也并非是19世纪末在西方登场的颓废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过变化的浪漫主义而已。《白潮》的情况也同样,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混淆。
在中国的文坛,1932年瞿秋白翻译并发表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文后,现实派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现实主义”(Realism)在中国一直被译作“写实主义”。在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现实主义”一词,并把“写实主义”解释为“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
最后是第三个原因:对于文艺思潮的无意识的盲目追求。在无产阶级文化阵营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白潮》的同仁,浪漫主义诗人朴英熙最终也化身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先驱。在中国,随着浪漫主义后期的作家们从日本和欧洲留学归来。激进的无产阶级论争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
这种文艺思潮的混乱和错误是东亚特殊的现代化进程的反映。如果从东亚三国特殊的命运来考虑。这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在论述现代文学的作家与读者这一问题时,时间上的比较尤为重要。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性格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遍性和大众化。在日本,1877年创建东京大学。在中国,戊戌变法后新措施实施,1898年创立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以后改称北京大学。在韩国,1883年创立元山学堂,1885年培材学堂诞生。
在中国和韩国,开化以后的新教育几乎被基督教的学校垄断,随后,民间才自发地兴起私立学校。他们导人新的教育方式,扩大受教育的机会。作为教育启蒙运动的一环,出现了专门学校,私立学校,官立学校等等。主要传授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技术,扩大西方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增加了新的读者层,为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为口语化的普及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的教科书开始得到普及和推广。韩国则在1895年7月,颁布小学校令,形成现代的初等教育。又以甲午改革为起点。政府宣布采用国汉文混用的教科书。日本明治5年,(1871年)政府公布了学制和征兵制办法。军队担当起教育机关的职责,把集体主义作为基调,这一点不同于中、韩两国。总之,新教育的兴起带来了口语体文学的普及,并且培养了新的作家与读者层。
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是文学大众化的关键。同处于汉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由于长期使用汉字,现代文学的大众化必然产生语言和文字的问题。在40年代的中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文言文的口语化后,汉字的教育成为现实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白话文的推广,其重要性毋庸质疑。由此诞生的现代汉语形成了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语言体系。并且建筑了大众化的教育基础。汉字也在某种程度上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转化。
在韩国,甲午改革的前后,国文的复兴与普及、文言一致文体的导入、句读法的使用等先后施行,这些都对新文学的形成给予了重大的影响。《西游见闻》的出现,成为表记法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后,文字的表记法开始急速的韩文化。
在日本,启蒙运动的初期,随着社会运动的扩大化,兴起汉字废弃论等一些过激的主张。1880年后,口语文学诞生。二叶亭四迷所著的《浮云》由于文言一致,被公认为是最早的现代小说。
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特点是城市的发展与媒体的普及密切相连。印刷技术的普及使小说进入了商业流通领域,它不仅使大量的供给成为可能。同时也改变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导致作者匿名化和文学商品化的出现。
在19世纪末的韩国,《独立新闻》《京城新闻》《每日新闻》《少年》《泰西文艺新报》等的创刊为韩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商业新闻的兴起是以晚清时代的上海为中心的,在那里出现了大众媒体和出版业,并得以发展和壮大。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欧洲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刊印杂志。而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的兴起是19世纪末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创立的《时务报》。他们借助媒体,宣传启蒙运动,但是出于商业的目的,并不能自由地发挥。现代媒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作家层与读者层。在古代,文学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同为士大夫阶层,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读者层不断扩大的同时,作家层也由士大夫阶层向知识分子阶层转变。此后出现的专业文学杂志都同时具备商业性和启蒙性的双重特点。这个特点在30年代文艺季刊出现后则更加明显。
在日本,以福沢谕吉(1847-1889)为首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宣传市民社会的理念,结成明六社(1874),并推出其机关报《明六杂志》,开展民众的思想启蒙运动。他发表了《脱亚论》。主张脱离已经落后的亚洲,向西方文明靠拢,为现代日本的诞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此,以缔造西方式文明为理念的改良主义诞生。其后,德富苏峰设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倡导平民主义理念。由于这一系列运动的相继展开,为梦想着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青年们带来了希望,启蒙思想得以深入人心。
1931年日本出兵我国东北。强占东三省,即所谓的满洲事变之后,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翼文艺团体被强制解散,都市文化的兴起接踵而至。非政治性的文学思想得以长足发展,如日中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纯文艺杂志的创刊也急速增长。因此,可以说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学媒体的兴盛如期而至。
谈到现代文学的作家层,中、日、韩三国的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作家都曾有过留学的经验。特别是在日本。留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们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在推动其本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方面功不可没。同样的,在中国和韩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学成归来,率先担负起新闻和杂志的创刊和出版工作,此后,政治小说和西方名著译本也经由他们的手相继问世。在文学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开创了新的里程碑。古代的知识分子们通过科举考试,跃入龙门,进人士大夫阶层。而在现代,由于新式教育的普及,中间阶层的作家们登台亮相,作家的思想意识也同样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变化。对于东亚的知识分子们来说,20世纪是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转变的时期。自董仲舒后,政府为了制约能吏阶层,有意识的引入士大夫这一阶级。这种历史背景下,传统的士大夫们长期受到民主意识的熏陶,作为精神文化的缔造者和继承者始终抱有政治的使命感。然而。进入20世纪的开化期。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文人们出身立命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层层渗透,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否定传统的价值观。普遍接受了西方价值理念。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同时具备了古代和现代作家的双重特征。与其说他们是专业的作家,还不如说是具备作家素质的思想家或革命家来的贴切。他们没有明确的艺术分类,如果有必要,任何艺术类别都有可能涉及。有人说,“开化期的小说家们。关注着任何能够给社会带来触动的思想。他们是涉猎广泛的知识分子。”确实是这样,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中国和日本。
论时间先后,中、日、韩三国多少存在着一点差异。但是总体来讲。进入30年代后,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来看,各国的现代文学都达到了繁荣与成熟期。在第一代留学生影响下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们,接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培养,使用新的文体和语言,从真正意义上认同并接受了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以都市型文化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背景。也就是说,30年代的新作家们是传播都市型文化的阶层。
在这其中,海外留学派又占了大多数,目的地多为当时先进国家的大都市,并且他们的年龄也处于对尖端文明和文化的敏感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亲身经历了现代的都市文化,回国后,作为其文化的传承者,讲述着一个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特别是进入30年代中后期,政治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大多数具有政治色彩的杂志开始没落,商业杂志取而代之,成为媒体传播的中心。这种杂志在思想上没有危险性,但是对作家知名度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这种情况非常适宜对于外国文学有敏锐触觉的海外留学派作家。他们利用自身优势,标榜纯文学理念,成为文坛的新星。在中国,以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心,《现代》的现代诗派和《新月》的新月派是其中的代表。在日本,以《文艺时代》作为中心的新感觉派和以《白桦》为中心的白桦派,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韩国,围绕着《诗文学》、《文艺月刊》、《文学》为中心的诗文学派尤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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