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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意涵与实现机制
作者简介：周建松，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会长，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陈正江，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研究。摘 要：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保障。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系统、动力机制和学习过程，其关系模式、实现路径及发展趋势均在实践中呈现出独特性。通过理解和把握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意涵，促进高职院校治理机制臻于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2］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在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地区层面以及微观的单位层面，原有的治理体系遇到新的压力与挑战，面临着变革甚至重构的问题。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要“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进程，也反映着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进程。然而，当前无论对于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还是对于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应的理论研究尚未跟进，实践探索也处于初始阶段，亟待深化和拓展。因此，本文在国家治理新理念的指导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向度分别对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意涵和机制展开探讨。
一、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意涵
（一）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含义1.治理与学校治理作为一个概念，治理在经济学、生态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被广泛运用。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布的《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界定：治理是多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3］依照教育社会学的观点，现代化本身是一种进程，教育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主要推动力量。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治理逐渐拓展到对教育领域的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于1997年发布名为《治理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作为一个教育组织，学校自其创设就与治理问题相伴。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曾指出，学校必须有某种社会方向。［4］学校治理问题的提出及其引起的持续关注，准确地说是由学校中一些简单而微小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这些结果在作为整体的学校中相互作用与渗透，形成更稳定的结构和方式，并对学校运行产生影响。因此，要实现现代教育治理下教育管理权力的合理重构，必须坚持权责明确及权力重心适度下移的原则。［5］2.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研究者指出，教育组织的关键性制约就是合法性。［6］治理体系是规范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在实践中被客观建构，又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对社会现代性的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于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7］。在这个意义上讲，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在将治理的普遍主义置于高职院校背景中。作为一个特定类型的教育组织，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本质上包括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治理体系的三个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一方面，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理想状态，这体现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属性，它承载着教育价值，同时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另一方面，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实践过程，这又表现为一个有机的、协调的、整体的和动态的制度运行系统，且这种制度体系和运作方式处于不断调整优化的实践过程之中。从最一般的类的角度看，各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范畴大致包括了制度精神、法人制度、行政制度和职能制度等四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内容。［8］通过理解和把握高职院校治理体系要素间的特定逻辑，促进治理实现机制臻于完善。
（二）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特征1.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系统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类型，更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的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兼具高教性和职教性，从高教性出发，高职院校必须认真履行大学的四大职能，认真把握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形成高职院校治理的基本框架；从职教性出发，产教融合是高职院校办学的基本特征，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特点。开放开门办学意味着要整合和引进各种社会资源，这是高职院校特色发展的基本要求，其中涉及校政、校行、校企、校会等组织间关系及其内外部运作过程，因此，高职院校治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系统。如何在运行中统筹协调体现高教性的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和体现职教性的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同时，如何以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集团化办学和现代学徒制培养，也应纳入这一开放系统加以统筹解决，才能将已经封闭甚至僵化的组织结构再度开放出来。2.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动力机制高职院校现存的治理体系还相对落后，具体表现为办学体制机制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学校运行成本过高而效率较低，院校内部基层治理主体的自治程度偏低，师生参与治理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内外部主要治理群体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动态稳定的治理机制尚未完全确立，这使得高职院校治理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有些院校甚至存在明显的治理困境和局部性的治理危机，亟待重建治理体系。而这些压力、挑战、冲突、困境和危机也是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动力，但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制度，因为制度具有根本性，是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最长久的动力机制。3.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学习过程治理体系是在办学实践中习得的。从发展阶段和环境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职院校普遍经历了规模扩张，在专业门类、校园面积和在校生规模等方面均大为扩展。当前，内涵建设正成为高职院校发展的核心议程，如何建立一套规范、科学、高效、有序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助力人才培养质量，这不仅是外在的要求，更是内在的需要。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期间，院校领导能力建设是一项重点任务；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院校建设期间，院校办学体制机制建设是一项重点任务，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学习过程。
（三）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1.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包括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活动、教育政策和教育文化在内的整体变迁。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表征。美国教育家兰德尔·柯林斯就曾指出，学校教育发展的动力在于不同身份团体间的冲突。［9］衡量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准包括民主、效率和协调。民主即师生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效率即教育组织运行和教学活动开展效率提高、协调即体系内外的各种制度和秩序的协同等，这对于促进高职院校更好更有效地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职责使命具有重要价值。2.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治理体系具有自动维持组织功能的天然作用。当人们共享相同的价值时，他们趋向于依照他们所期望于其他人行动的方式来行动。“当这种制度取得成功以后，就会为其他同类组织所模仿，而在这个时候，这种制度就成为一种‘制度环境’，具有了‘合法性’，从而形成‘共享观念’。”［10］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超越关于大学治理传统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分法，以公平、透明、责任、高效为原则，在学校的决策、管理、监督等环节进行改革和重构，努力达致追求卓越的目标和注重策略的行动两方面统一，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奠定坚实基础。3.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推动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怀特海曾指出，大学在机构数量、规模以及组织的内在结构的复杂性的发展上，暴露出某种危险。［11］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对过去30多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对高职教育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各种挑战的主动回应。在这种情势下，拒绝顺应治理现代化的潮流而采取的“鸵鸟政策”是不明智的，不知从何处下手切入治理体系建设同样也是令人惋惜的。因此，高职院校必须依据其发展定位，加快完善发展机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优质高职院校，推动高职教育创新发展。
二、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机制上文从含义、特征和价值三方面分析了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意涵，使我们关于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知识基础更为丰富。在此基础上，运用这些知识来武装相关治理群体，构建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机制。
（一）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系模式1.内部关系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指出，大学的有效性，部分来说取决于它们的集体自觉意识，取决于它们对自身作为这样一个单一的、协调一致的实体的认识：它强制实行一套规范和规则，并制定个人成员必须遵守的标准。［12］按照大学组织的一般机理，这一中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聚结，从来不是完全和谐或者很容易地达到稳定的平衡。每一个构成部分都有通过长期的传统形成的和在专门化的机构培育起来的自身的价值模式。各个组成部分处于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一致的关系、妥协的关系和冲突的关系。按照我国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组织制度，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2010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这些文件都对构建学校内部的治理体系提供了基本依据，在此前提下，以校长为首的行政团队负责治校，学术委员会行使学术自治，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就形成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关系，并增强组织内部主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2.外部关系美国教育家布鲁贝克指出，在大学与周围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变革不仅受到大学内部的推动，而且也受到大学外部的推动。［13］大学是资源依赖性组织，需要持续的经费投入与配置。随着校企合作办学的深入，与高职院校开展紧密型合作的那些企业会使自己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并且越来越有效，校外资源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校企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共赢关系。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双方参与者的责权利如何保证、如何行使、如何体现，这既涉及到资本，又涉及到资产，也涉及到话语权，高职院校的组织和职能必须适应校企合作利益共同体的需要。3.系统关系系统是一个以共有功能、内在统合和自我调控为特征的有机体。学校就是这样一种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系统观是把世界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自然的、生物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以及信息和评价的系统来进行系列分析的观点，是一种整体哲学观与方法论。系统由各要素构成且各要素的相互联系产生整合效应，避免出现结构混乱和功能失调。美国教育家欧内斯特·博耶强调，形成各种联系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14］高职教育打破了传统学校的封闭，跨越了产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的界域，高职院校必须在社会参与办学的过程中协调校政、校行、校企、校会等各种关系，在宏观大格局和大框架下，允许合作方取得相应的利益，行使相应的权力，并在一定范围内参与学校治理，使系统内外沟通与联系充满活力和富于弹性。
（二）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1.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依托于产教融合产教融合的共享价值形成行为标准，诱致相似的行动，这种持久且稳定的融合是结构性的。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认为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15］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打破在学校里办教育的思维定势，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形成系统集成，采取跨界行动，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形成产学研合作机制，服务产业发展。2.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建基于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特征，合作发展、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办学是高职院校办学的重要路径。正因如此，高职院校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开放合作办学之路，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和要素为人才培养和学校事业发展服务，为建设高等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服务。这种校企合作的制度对特定群体的压力特别敏感，如何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是推进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3.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服务于人才培养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人才培养是高职院校的核心职能。早在九十年前，我国教育家黄炎培就提出“设什么科，要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16］就人才培养而言，高职院校要吸收先进的办学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只要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治理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根据高职院校治理现状，从高职院校实际出发，通过生成性分析，对我们原来并不有效的治理体系进行成功的改进与拓展，发挥其助力人才培养的作用。
（三）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趋势1.从管理到治理这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逻辑起点。进入组织成熟后，高职院校取得相对独立的办学自主权，逐渐开始由权威依赖型向自我发展型机构转变。2015年，教育部颁布《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教职成[2015]7号），推动职业院校以强化教育教学管理为重点，不断提高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随着学校规模扩大，各个组成部分需要整合。与此同时，随着学校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增多，关系协调成为重要的工作内容。2.从治理到共治这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共治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其实质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和价值认同之上的合作，就是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并达成一种均衡。学校治理的权威主要来源于参与者的认同与共识，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需要以更人性化的程序得以实施，从而使共治成为可能。共治的本质在于参与，核心是平等，为此，高职院校要发挥协商民主在多元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完善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校企合作理事会、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组织机构及其运作方式，要求制定使学校治理得以执行的更人性化的程序，通过协调各方关系解决共治中的问题。3.从共治到善治这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治理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善治，其本质特征就是各方主体处于最佳状态。对一个组织而言，善治的价值理性在于追求管理效率，善治的工具理性立足于民主管理，是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的需要和产物。［17］学校是一个协调的实体而非控制的实体，实现善治需要形成良好的文化，这种共同的心理因素和共享的价值观念，对置身其中的学生、教师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反映到师生的行为中，并潜移默化地形成强有力的经验，这对治理的影响是独特、持久、强大而深刻的。随着师生、政府、行业、企业、社区等参与院校公共事务的深入和治理观念的内化，共治不断趋于向善治发展。
三、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探索——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例对高职院校这种复杂组织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讨论，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探索。实际上，对治理机制的最佳观察来自于实践，实现治理机制的最佳经验同样来自于实践。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是全国首批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自升格高职办学以来就积极开展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探索，并形成了大学精神引领、职教规律办学与企业理念管理，行业、校友、集团共生态办学和学校发展系统等新实践和新经验。
（一）大学精神引领、职教规律办学与企业理念管理1.大学精神引领大学精神是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和文化成果。学院作为国家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在示范建设期间着力在建筑、景观和环境等物化载体上抓文化建设并构建“诚信文化、金融文化、校友文化”三维文化育人体系，示范建设后确立的“共建共享幸福金院，永创永续金融黄埔”的共同愿景已逐渐形成大学精神并深入人心，成为学院办“特色鲜明、人民满意、师生幸福”高职教育的重要引领。2.职教规律办学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学院坚持“就业立校、服务强校、合作兴校”的办学方针，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目标，全面地把职业教育的“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实践”五要素概念模型融入人才培养之中，探索形成“办好专业、强化职业、注重学业、重视就业、鼓励创业和成就事业”的“六业贯通”的人才培养理念，将学校办学和专业建设立足在根植产业、依托行业、融入企业、强化职业的关系链之中，并将实践能力的培养贯穿始终，在推进校企合作中实现协同育人，这也正是学院打造特色和提升品牌的关键。3.企业理念管理企业理念是指企业在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过程中，继承优良传统，适应时代要求，而形成的代表企业信念、激发企业活力、推动企业生产经营的团体精神和行为规范。企业管理结构的基础是以市场为导向，特别强调满足需求的过程创新和组织创新，这对高职院校办学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学院的治理实践中，适时地将市场思维和企业管理理念引入，特别是在推进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将具体决策的权力释放给相关参与治理的群体，使其得到适当的授权和制度的激励，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才培养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动”，跟着产业调整升级而“走”，围绕企业技能型人才需要而“转”，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而“变”。
（二）行业、校友、集团共生态办学1.以行业为依托行业是指从事国民经济中同性质的生产或其他经济社会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体的组织结构体系的详细划分。通过行业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往往能够分析影响行业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及判断对行业的影响力度，预测并应引导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判断行业投资价值，揭示行业风向，为各组织机构提供投资决策或投资依据。学院办学坚持以服务为宗旨，深度参与起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教育部门保障、职业院校和行业组织、骨干企业共同参与的行业指导办学新机制。2010年起，学院担任全国金融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充分发挥金融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指导、评价和服务职业教育作用，客观分析与预测行业用人和服务需求，顺应产业发展需要，在服务行业中扩大学校影响，增强办学综合实力。2.以校友为纽带校友是学校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品牌力量，它是社会支持学校与学校服务社会的最佳结合点。学院重视校友资源开发利用和建设，早在1995年开始就成立了法人性质的校友总会，并在全国设立分会，按照“强化总会、优化市地、深化县域”的原则，加强各级校友会组织建设。在以校友为纽带开展社会服务实践中，学校把校友作为一种资源去积聚，作为一种力量去汇聚，作为一种文化去传承，作为一种人心去凝聚，作为一个平台去搭建，作为一个桥梁去架构，作为一个市场去开发，作为一个品牌去建设，形成了一大批校企合作社会服务共生体，校友成为与学校开展社会服务的合作伙伴，以校友的力量动员社会的广泛参与。3.以职教集团为载体职业教育集团是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升格高职办学后不久，学院牵头组建浙江金融职教集团，打通学校教育系统、劳动人事系统、企业教育系统，使他们统合成为利益共同体，变原有的单边校企合作为多边、多向、集团式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和统一管理。由于其教育合作的产品具有层次的丰富性，以职教集团为载体开展社会服务满足企业对服务的多元需求，同时，通过解决单一院校或机构规模过小、实训设施不足、产学脱节等问题，降低职教集团社会服务成本。在此基础上，浙江金融职教集团逐步探索集团化办学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
（三）学校发展系统1.治理构架学校发展系统的核心要义是把学校自身发展和外部支持力量结合起来，运用系统、组织和制度诸理论，通过探寻学校发展的内外共生点，构建互动共赢的发展机制。［18］在学院治理体系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事业单位法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核心主体，以两个企业法人（杭州资信评估公司和浙江众诚资信评估公司）与两个社会团体法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校友会和浙江省金融教育基金会）为支持两翼学院发展系统治理架构。2.运作机制学校发展系统的运作依托于法人制度，作为国家拨款兴办的事业单位法人，学院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其运行机制严格依据《章程》，遵循教育规律开展教学活动。两个企业法人——杭州资信评估公司和浙江众诚资信评估公司是学院投资兴建的经营实体，是开展校企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社会服务的市场主体，两家公司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以健全的公司治理保障可持续发展。两个社会团体法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校友会和浙江省金融教育基金会，前者发挥积聚校友情感、汇聚校友力量和凝聚校友精神的功能，后者发挥帮困助学、奖教励先、奖优促学、助研扶教的功能，均经浙江省民政厅审核批准设立，严格依照社会团体法人运作规范开展活动。3.实践成效学院及其前身浙江银行学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办学40年来，为社会培养输送了5万余名毕业生，其中5千余名支行（支公司、营业部）行长（总经理），成为广受赞誉的“金融黄埔”和“行长摇篮”。两个企业法人是学院服务社会的主战场，其中成立于1992年12月的杭州资信评估公司是浙江省最早专业从事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第三方评级机构，浙江众诚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杭州资信、众诚资信已经成为浙江省最具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两个社会团体法人是学校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成立于1995年的浙江银行学校（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校友会是浙江省最早一批核准成立的校友社会团体法人，2011年被浙江省民政厅评为4A级社会团体；成立于1993年的浙江省金融教育基金会是全国较早的省级金融教育事业发展社会团体法人，2012年被浙江省民政厅评为3A级社会团体。
四、结语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向度分别探讨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意涵和机制，并结合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探索与实践，尝试为构建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相适应的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参照。当然，治理体系现代化究竟以多大程度和多快速度影响和改变着高职院校，这还需要我们综合运用调查、访谈、案例分析等手段开展更为深入的经验研究，进一步解释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新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并通过持续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不断提炼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真义。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cpc.people.com.cn/.［2］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3］The Commi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ion on Global Governanc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1995：2-3.［4］［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4.［5］王珊，苏君阳.走向现代教育治理的教育管理权力重构［J］.现代教育管理, 2015，（5）：27-31.［6］［美］海因兹-迪特·迈尔，布莱恩·罗万.教育中的新制度主义［J］.郑砚秋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1）：7-15.［7］［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8］别敦荣.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范畴［J］.现代教育管理，2013，（10）：1-9.［9］［美］兰德尔·柯林斯.教育成层的功能理论与冲突理论［A］.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5.［10］秦惠民，解水青.高职教育对现代大学功能变革的影响——基于国际视角的新制度学解读［J］.中国高教研究，2014，（2）：18-22.［11］［英］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庄莲平，王立中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121.［12］［美］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M］.李家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5.［13］［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7.［14］［美］欧内斯特·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涂艳国，方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80.［15］［美］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A］.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16］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J］.职业与教育，1926，（71）：7-10.［17］眭依凡.论大学的善治［J］.江苏高教，2014，（6）：15-26.［18］周建松，陈正江.学校发展系统：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3）：55-59.本文原载于《现代教育管理》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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