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邵飘萍的新闻观”。
邵飘萍与新闻专业主义
1、报纸的地位和角色：独立的监督政府的“国民舆论代表”
媒体的独立地位是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前提条件，邵飘萍在当时政治权力纷争之时，借鉴西方新闻事业之经验，首先极力强调报纸和记者的重要地位：“故如世界各国历次之会议，各国新闻访员之活动，其势力每与代表会使不想上下。„„均足证明报纸势力之伟大，与夫外交记者责任之重要。是故外交记者（访员）之处之地位为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 这样一个定位，“实质上是把记者置于人类社会交往的中心地带，赋予其时代守望者的角色。”这就要求报纸独立于政治权力和党派之外，做为“国民舆论代表”,从而“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起到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作用。报纸的独立也是新闻自由的保障，邵飘萍出于此种专业理念，坚决反对政府对报纸的压制，他甚至嘲弄和警告政府秘书长：“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
2、报纸的立场：“社会第三者”的中立立场，邵飘萍认为，报纸既具有公共性，则应为社会大众服务，不能偏向与一党一派，成为其御用工具，“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因此，他认为，要保持新闻的客观，记者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社会第三者”角度来报道新闻，即“出于第三者的地位，静观各派行动而下一诛心之论断”，“无论处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换言之，彼不问何时何地，皆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
3、新闻报道的专业要求：强调新闻的真实与客观，反对“有闻必录”。
他自陈“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他指出有些访员“对于新闻材料不求实际之真相以忠实态度取舍之；或受目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泯没其良知，视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逞其造谣之技，一旦被人指摘，则以‘有闻必录’一语自逃其责任”。邵飘萍指出“有闻必录”并不能做到客观真实，有些人“或者称有闻必录，徒为风影之谈，或者竞闭门造车，肆作架空之语，及至事实发现，则或如风马牛之不相及。”
4、邵飘萍曾说，一个“完全的报馆”需要几个条件：
1、有超众的人才；
2、有传递的交通设备；
3、一切器具完全；
4、又占得“公平真确”四个字。
至于“公平真确”当系板报的理念和宗旨，也是报纸的灵魂。邵飘萍之所以要创办《京报》。是因为他认为报纸是社会的公器和国民舆论的代表，同时报纸还肩负这教化民众以及批评、监督政府的“天赋”权利。正如他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一文中所阐明的板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本报之所以作为也！”
张季鸾与新闻专业主义
1、张季鸾的办报方针：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可以说，张季鸾主笔《大公报》，提出办报的“四不主义”方针，使得《大公报》旧树发新枝，一举成为当时最富盛名的私营报纸之一。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四不方针”在报业实践中都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当时张季鸾能够提出并将其作为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确实体现出了张季鸾新闻思想中的专业主义。
4、张季鸾的“三骂”：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黄远生与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黄远生新闻观
第一，报刊是社会的一部分，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将社会比喻为一个“大机轴”，一切社会、人物都是该大机轴中的一部分。而该大机轴时刻处于进化之中，它有自己的规律，总体趋于良美。国家和个人，都被其规律所宰制。包括《庸言》在内的报刊当然也在社会大机轴之中，受社会进化规律的宰制，因此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写道：“吾此区区之报，亦在此一大机轴之中，其为遁嬗乘除，以符于组织精美之公律者，亦岂能外？”[6] 我们知道，我国近现代早期报人，特别是最早一批开始认识到国外报刊及其效力因而在国内大力提倡开设报馆的有识之士，将报刊从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比较容易夸大，甚至神话报刊的功能和作用，虽然产生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并没有带来报刊业的持续发展。
第二，报刊应持客观态度，注重事实。在黄远生看来，《庸言》以前主观有余而客观不够。有鉴于此，他声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他认为相较于缺乏足够、综合事实的议论，事实本身对报刊来说更为重要，事实本身具有供人参考的价值。基于这一认识，《庸言》从第二卷开始，重视事实而反对空泛的议论。所以，《建言》栏目刊载的文章趋于减少，基于事实的研究增多，扩大了专事提供事实的《研究资料》栏目，并推出一事一议的《时评》栏目。
第三，报刊是公共舆论的平台。1914 年前后，特别是袁世凯开始公开称帝前后，报刊界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拥袁”派和“反袁”派。黄远生接手编辑《庸言》后，认为报刊非“私物”，乃“共同辩论之机关”，即今天所谓的公共舆论平台。他认为各种报刊不应只发表唯一主张，只要是基于事实的正确主张都应当发表。对不同见解，采用“兼容并包”的原则。第二卷第一、二合刊号《本报特别启事》也指出：“本报此后推广范围。凡各种方面人士之意见或观察，均极力搜罗，以冀阐扬真理，总集材料。故各方面之投稿均极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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