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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创新的研究
杨锐
（合肥工业大学 人文经济学院 091112391748）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被归结为无创新意蕴的“和合”文化，导致了现实中一些创新精神和创新实践的缺失以及把和谐庸俗化和僵化的倾向。解蔽传统文化创新思想的内在关系结构, 把断裂的和谐与创新两个范式链接成一个和谐创新范式，使其成为一个体系化的建制，旨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注入和谐创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精神动力。
Abstract：China has long been attributed to non-traditional culture of innovation meaning of the “Harmony”, has led to some real innovative spirit and lack of practice and the vulgarization of the harmony and rigid tendencies.Uncover innovative idea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harmony and innovation to break the link into a harmonious two paradigms of innovation paradigm, m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designed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into harmony Innovation way of thinking, values and spiritual power.关键词：传统文化 创新
Key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Innovation；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论及中国传统文化时,许多人都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有因循守旧的一面,如崇拜古代圣贤,重视引经据典,恪守祖训,墨守成规,不少章法、器物、习俗历经几千年无大的更改,似乎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些创新精神,后来儒家文化居正统地位,人们就代代因袭老规矩;于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致到了近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样一种看法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仅仅这样看是不全面的。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因循守旧的一面,而无创新发展的一面,它的生命力早就该枯竭了,绝不可能绵延几千年而未中断,更不可能出现“四大发明”和其他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直到近现代,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政治家、军事家、科技专家和文人学者仍取得很多极富创造性的杰出成就。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有其内在的创新功能。而揭示和阐发这种创新功能,不仅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更有利于从传统文化中开发创新的智力资源,促进当前正在开展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等各项工作。
一、文化创新的必要性、紧迫性
新总是相对于旧的或传统的而言, 在中国文化上, 既然提出“创新”二字, 就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已无法适应并促进今日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脚步促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得不做出改变才有转机、有生意。1840 年以前, 中国一直囿于自己的小圈子中, 以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无所不能的大道、天理, 朱熹就明确的说: “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从先秦到明清的中国文化, 即使有所转变, 也仅仅是原有范畴、涵义的拓宽, 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讲的,而没有丛根本上对其反思。如“先秦时期,主要围绕着‘道’(天道、人道、地道)范畴而展开价值理想的建构;两汉时期, 主要围绕着‘究天人之际’的‘天人’范畴而展开精神价值的建构;魏晋时期, 玄学核心范畴是‘有无’, 而蕴涵‘本末’和‘自然名教’的关系;隋唐时期, 凸显佛性范畴,儒、释、道三教的论争围绕心、性、情等范畴而展开;宋明时期, 理学的核心范畴是‘天理’,蕴涵‘理气’、‘心性’、‘太极阴阳’等范畴关系”这些范畴都可以在先秦的元典中找到它们的源头。可以说中国文化都是照着一个路子讲的,没有根本性的突破。1840 年后, 西方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人方认识到在自己之外还存在一个强大的西方世界, 而且武器比我们先进, 制度比我们科学, 这是在中国人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中国人首先看到是洋枪洋炮的威力,铁甲、声、光、化学的奇妙,并由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这时他们完全没有留意西方这些东西并非凭空而来, 有它们自己的来源, 即西方的根本文化。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仅靠物质层面的东西并不能使中国强盛, 于是中国有识之士把眼光投向了制度建设的层面,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建铁路、办实业,并逐渐注意到制度建设层面, 如实行立宪制度、代议制度等。但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强大, 又以失败告终。可以说中国学人的努力变革都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讲到当时真正的, 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情形是:“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 东方各国, 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 方能使它的民族、国家站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 比如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 逐渐成为一个强国。而一些封建小国则成为西方的殖民国, 落入亡国灭种的境地。为了挽救亡国灭种的命运, 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人们把注意力放到“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讨论中, 企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 又希望找到传统文化转移为现代文化的捷径。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中国人们认识到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 方能使中华民族独立、自强, 于是进行文化创新,以及怎样创新便成了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二、文化创新的原则
讲到文化的创新问题, 就必须引入另一个课题, 即何为先进文化的问题。因为创新总要朝着先进文化的方向前进, 而不能是倒退。对先进文化的界定, 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历史观的影响而无法定论。本人才疏学浅, 更不能对此作出规定。我只想提出一些衡量文化先进性的原则供大家批评指正, 并希望我们的文化能按照合理的原则创新,成为先进的文化。
1、生产力原则 一种文化是否先进, 不是看它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否现代, 而是要到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去寻找, 即看它是否能与当时的生产方式相适应, 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先进文化总要朝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前进, 方可称为先进文化, 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 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关系中最关键的因素, 马克思的话表明了生产力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天我们国家的生产力落后于别的国家,这说明我们目前的文化确实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 并能够看到别的文化的有益成果。适合中国的东西能拿来为已所用, 而不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只有思想上解放了,文化上开放了,才能够适应并促进今日社会的发展。
2、时代性原则所谓时代性原则
即是指一种文化能否对这个时代提出重大课题回应, 并能否解决时代课题。时代课题是与历史的步伐紧密相连的, 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对改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 对促进社会文化进步, 从而对时代的发展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关注现实社会生活, 研究现实问题, 文化才可能有活力, 才能向前发展。如果一种文化与它所处的时代脱节, 无法对时代性的课题作出回应与解答, 这种文化就是落后的文化, 落于时代之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
代性课题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先进的文化应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3、物质与精神的融合原则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到文化包括三个方面:“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等。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 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社会生活方面, 我们对周围的人, 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的一方面, 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 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物质生活方面, 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 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这三方面概括起来不外乎物质、精神两个层面。一种先进的文化应该既能促进物质层面的发展, 又能使人们获得精神方面的满足, 并能使二者协调发展, 不以此方否定彼方, 亦不以此方压倒彼方。以上是我个人认为先进文化应该遵从的三个原则。在我看来, 文化创新应该依照这三个原则进行创新, 才能够保持其与世界的同步性, 精神的推动力, 与有力的协调功能。只有如此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的需求, 才能真正成为人们向往的文化, 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共同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 推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
三、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我们应该深入探讨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既保持其主体性,又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超越国家和地区局限,使其成为世界性、全球化的文化思想,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以增强我们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1、凸显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创新,必然表现为积极面向现实,面向未来,敢于突破陈规陋习,敢于用创造性行为来为社会营造解放思想的氛围,敢于用新的观念来取代旧的观念。西方的学者往往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看作是广义的现代文化的开端。文艺复兴打着恢复古希腊文化的旗号,但是,它是针对中世纪的迷信统治、思想僵化而来的,新观念、新形式、新做法比比皆是,因此,本质上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并反映了未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趋势。中国文化早就有创新意识,《周易》中的和谐创新思想,前文已有论述,儒家思想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说,商鞅也提出过圣人“不法其礼”、“三代不同礼”的思想。“五四”时期,先进人物深深地感到了旧有的文化与现时代的不相一致之处。于是胡适在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提出“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在此基础上,陈独秀才提出“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大主张。实际上,文化的创新不只是为自身找到了新的出路,同时还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开启了人们的视野,对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五四”运动作为文化创新运动,一方面它创造了富有活力的新文学、新文化,使中国文学从古代形态进入现代形态,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另一方面它为国家、民族的改造、发展找到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变革。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应当注意到,邓小平在这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相提并论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并不是袭用他人的陈套,而是经过了自己的创造性加工,也就是一种文化创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才能使我国文化面对未来,走向现代化。
2、坚持民族特色的独立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化遗产的问题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方针。所谓“洋为中用”,就是要求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并加以消化,使之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WTO规则在经济自由的名义下对参与国的政府权力提出了挑战,政府不能在政治的名义之下采取与游戏规则相悖的行动,一些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越来越淡薄。这些问题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优势正在消退,西方文化中的消解性成分越来越扩大影响,使得中国文化在向西方文化模式靠拢。随着文化和审美观念被征服,西方的政治标准和政治理念也就逐渐侵入人心。当文化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侵入取得成效时,西方政治势力就会扶植中国国内的“亲西方派”,着眼于“在中国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将注意力放在年轻一代身上。由此可见,全球化时期的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绝不是神经过敏。如果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有效地应对的话,那么,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价值观念的改变,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将逐渐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就会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如果这个国家本身也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那就会出现消解因素的内外重合。这时,社会组织,包括国家和政党的价值基础遭到怀疑,组织内的规则失去应有的约束力,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基础动摇,于是诸多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将被引发。而这些问题在特定的时期,将会对国家、民族的生存造成大的冲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引发了人们对全球未来发展的新思考。按亨廷顿所说,各个民族国家的文明在表层上可能出现认同,但在内核上(价值观念与宗教)则难以兼容,这样,“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他认为“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文化认同在国家、民族内部成为凝聚力的胶合剂,而在外部则成为独立存在的标识。这样,要不要和有没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及其形式,成为现代国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海内外只要出现了中国的文化形式,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服装、艺术、民俗,都可以引起华人的认同感。包括两岸问题,无论是一个中国的认同,还是未来的统一,都需要建立文化认同。共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历史因缘,是认同“一个中国”最根本的基础。只要中国人不忘“本”,了解“根”,自然“根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海峡两岸就会重启和解的愿景,造福华夏所有子孙,再造中华复兴的新契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广收博采、熔铸万物的同时,必须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管理方式体制改革,增强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活力;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坚决抵制一切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使我国文化沿着健康的道路走向现代化。
3、强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
以“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在文化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的今天,更应该焕发出感召力吸引力。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要求是实现价值认同。文化价值观念的感召力、吸引力是国家软实力的真正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讲究“和而不同”,肯定世界的多样性统一,承认各方的差异,认同多元共处和相互依存。儒家主张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地位平等。墨家提出“大国不攻小国,大家不篡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欺愚,贵不傲贱,富不傲贫,壮不夺老”的八大正义标准。注重“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更能够体现出以合作、说服、渗透为主要特征的国家软实力竞争的优势,更容易被别国认同和接受。在国际矛盾日趋复杂、尖锐的今天,中国这种“和谐”、“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一定要发挥独特的协调、平衡和包容的作用。它不但为解决新形势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我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一,相对于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统世界的“和平”文化霸权,中国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更容易被别国认同和接受。“如果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对它的人民的知识信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有吸引力,而其对手却没有成功地选定具有这种吸引力的目标,或者没能成功地使其选择的目标显现出这种吸引力,那么,这个政府便会取得一种无法估量的优势。”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和谐文化资源,倡导和谐社会理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胡锦涛代表我国在第60届联大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谐世界”,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表述,是中华文化为形成国际秩序主流观念作出的新贡献。它对于化解国际社会危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缔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吸引力。第二,只有中西文化很好地融合包容,才能创造新的文化成果。众所周知,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批判和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化的诞生。但是,当时也的确因主要矛盾的存在而忽视了民族文化的积极性。毛泽东曾经说:“内战时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他的意思很明白:“五四”时期不提出打倒孔家店便不能深刻反省民族文化的落后方面,但是这并不能说民族文化(包括孔子思想)就没有积极因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又要予以强调。今天,中国文化已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而西化的危害性又日益明显了,强调民族精神和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会使我们的民族思维更加成熟,现代化模式更加健康。事实上,既强调传统文化,又大胆吸收西方文化成果,才能产生与时代要求相符合的文化成果。例如, 文艺创作中,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都大量地采用了西方文化要素,而其内核却是民族利益、民族意识,可以说这就是创造性的中国话语形式,这就是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的中国文化激发了一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塑造了民族英雄的崇高人格。
四．小结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面临着多种文化形态如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理想文化和现实文化、一元文化和多元文化的选择。和谐文化的包容性不是各种文化机械的包容,而是互相吸收、融合而产生的新的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求而提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体系越是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特质,那么,其文化体系就愈丰富,愈有生命力。文化的融合与包容既可以使文化不断更新、发展,也可以使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有利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形成更为理想的文化体系。总之,既要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又要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致力于有自己立场的开放性文化建设的实践,是我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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