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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洋对外科技合作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1-10-22信息来源：
1979年5月8日，中美两国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和美利坚合众国国家海洋大气局海洋和渔业领域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该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大规模海洋对外科技合作的开始。从那时侯起，中国海洋对外科技合作已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
我国的海洋事业起步较晚，海洋对外科技合作开始得更晚。
五、六十年代，我国只是同苏联、越南等开展过一些小规模的联合调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随着中美建交和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才陆续扩大了同国外的海洋科技合作与交流。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海洋科技合作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同几十个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海洋科技合作和交流关系,同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西班牙、俄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国家签定了不同类型的海洋科技合作协议、议定书或谅解备忘录,开展了规模不等的合作。对外合作大大缩短了我国海洋事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了我国的海洋科学技术水平,扩大了我国在国际海洋界的声望,促进了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也为国际社会做出了我们的贡献。其中有几项规模大、成效显著的项目，例如“中美长江口及东海陆架沉积作用过程联合研究”、“中美热带西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合作研究”和“中美热带西太平洋海气耦合响应试验合作”等，在国内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1978-1979年间我国有两艘调查船、200多位海洋、气象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人参加的历时半年多的第一次全球大气试验，首次向世界展现了我国的海洋、气象调查和研究力量；1980-1983年期间，有8个部委、16个单位的100多位海洋、地质科学家参加的“中美长江口及东海陆架沉积作用过程联合研究”，其规模和成果不仅轰动过国内，也在世界海洋、地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1985-1989年进行了近5年共8个航次的“中美热带西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合作研究”和1992-1993年期间由三条调查船、300多位海洋、气象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中美热带西太平洋海气耦合响应试验合作”，使我国海洋气象界再度辉煌，我国的海洋、气象学家在国际海洋、气象界大出风头。国际热带西太平洋海气耦合响应试验办公室和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官员赞叹“这类大规模的项目，必须有中国这样有能力的国家参加”。还有那些年所开展的“中日黑潮联合调查研究”、“中德、中法南海地质地球物理合作研究”、“中美风暴潮合作研究”等，都为我国海洋事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通过开展这类合作，我们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有一大批海洋和气象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脱颖而出。想当年刚刚对外开放之时，我们大部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中能说外语者寥寥无几。外国人去各所参观访问，离不开翻译。而现在，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中在国外工作、进修、留学过的已比比皆是，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教授、博士生导师也不乏其人。有些科学家已跻身于国际同行的行列。这些人员中，除少数老一辈科学家外，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通过参加对外合作成长起来的。
通过对外合作，我们还学习了外国先进的海洋管理经验以及调查、研究和资料分析处理技术，引进了先进的海洋仪器设备,使我国的海洋管理、科研、调查、观测、预报以及资料分析处理技术和设备的很多方面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通过合作所获得的大量宝贵的海洋资料和信息, 使我国的海洋资料中心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世界海洋资料中心之一。
通过对外合作，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使我国在国际海洋、气象界取得了发言权。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海洋对外科技合作，我国海洋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近几年来，海洋对外科技合作似乎进入了低谷，80年代那种轰轰烈烈的海洋对外科技合作场面不见了，有的已签定的协议因没有实质性项目而搁置，有些已达成的项目因难于开展而取消，作为海洋对外科技合作支柱的中美海洋和渔业科技合作也只是在几个小的项目上来来往往。凡此种种，原因究竟何在？笔者认为，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
从客观上来讲，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其一，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海洋科学技术尽管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水平来说，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的海洋科学家还提不出国际社会认同并参与的大的国际计划。我们前些年几个大规模的项目的合作，也只是在一些发达国家科学家提出的计划中做一些工作。要改善这种状况，就要加快培养我海洋科学家、提高我海洋科学技术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舍得付出，舍得投入。大规模的海洋对外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正是既省钱又省时而又能培养大批海洋科学家的捷径。试想，如果没有“中美长江口合作调查”、“中美海气”合作中两个阶段的海上调查、“中日黑潮联合调查研究”、“中德、中法南海地质地球物理合作研究”以及“中法长江口合作研究”等几次大规模的海上调查活动，光靠我们自己，得花多少钱、用多少年才能培养出那么多的海洋科学技术人员？
其二，经费的制约。这似乎是目前世界各国海洋事业面临的同样问题。谁都知道，海上调查研究花费巨大。以中美合作为例，几次大规模的合作，特别是“西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合作研究”这样的项目，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仅在该项目合作的第一阶段（TOGA），中方就投入了两、三千万元的人民币。项目时间之长，耗资之大，以致在外业调查结束后，不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已感觉精疲力竭，短期之内已无力应付这样大的合作项目。
其三，前几次大规模的合作项目，多是在全球性的国际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世界气象组织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发起的全球大气研究计划是一项十年的研究计划，外业调查于1995年结束后，转入室内资料分析整理和研究阶段。不论从科学需要上来讲，还是从资金上来讲，近年内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国际合作计划。
其四，在上项目时缺乏针对性，对项目的可行性缺乏论证，往往只考虑单方面的兴趣和需要，不考虑我方的能力，也不考虑对方愿不愿搞，就盲目上项目。《中加海洋和渔业科技合作议定书》签定时，双方一下子上了五十多个项目，结果由于双方经费问题以及对方无合作者，所能执行者寥寥无几，以致每次联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调整取消一些项目。
其五，也是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主观认识上的问题，即对海洋对外科技合作的错误理解和对海洋对外科技合作效益的错误理解。这个问题早在70年代末便伴随着海洋对外科技合作的开始而出现，一直困扰海洋对外科技合作多年。弄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过去近二十年海洋领域对外合作的得失，也有助于评价新的合作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益，进而帮助合作项目的论证和决策，促进今后合作的开展。
如何看待海洋科技合作和得失？笔者认为，合作应是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在谈到合作时，我们首先要看双方的需要和优势。在海洋科技合作方面，我们的优势是有人，有船，有独特的科技资源。而同我合作的对象多为发达国家，其优势往往是先进的技术和
设备，或许还有资金。我们花一部分钱，利用人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甚至资金，去获取我们凭自己的力量调查难于获得、或者即使获得也难于处理的资料，去培养我们的人才，从而促进我们提高我们的海洋科研、调查、管理和服务的水平，促进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这又怎么能谈得上吃亏呢。当然，有时经费紧张，这也是事实。但如果有些项目即使不合作我们自己也得搞，那何必不同人家合作，以便少花钱多办事呢。然而，有些同志却不这样看。他们把海洋科技合作看作是经济合作、外援，只想受益，不愿投入。只要一提到合作，首先想到的是能得到多少钱，或者能得到多少仪器设备，否则就不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合作中的所谓“平等、互利”原则成了机械的一对一的对等原则。由于我们同各国的合作除有少数项目有少量的现金作为出船的补偿外，绝大部分是见不到钱的，于是，合作不划算这个问题的出现和存在，也就一直成为海洋对外科技合作的一个障碍。
海洋事业是一项花费很大的事业，特别是海洋调查。市场经济强调功利，注重效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人们对海洋对外科技合作的效益的片面理解，使得海洋领域的对外科技合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然而，海洋对外科技合作中的效益，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即认为能赚到钱，就是有效益；赚不到钱，就是没效益。这种观点是不适用于某些领域的。海洋科学，特别是海洋领域的基础科研调查，就不能用这种观点去衡量。
从效益本身来讲，它可有许多种类。从见效的时间上来分，可分为近期效益（如商业贸易），中期效益（如工矿企业）和远期效益（如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等）；从持续时间上来分，又有短期、中期和长期之分；从收效类型来分，又可分为有形的、无形的、金钱的、物质的；就其取得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就其影响来讲，又可分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人们普遍容易看到的是近期的、短期的、有形的（物质、金钱）、直接的经济上的效益，而往往忽视远期的、长期的、无形的、间接的效益如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等。对海洋对外科技合作的效益的不适当或不正确的评价和认识，恰恰就出在这个问题上。
海洋科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科学，它有基础科学研究和调查，也有应用科学研究、技术和服务。应用研究、技术和服务，容易见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而基础科学研究、调查、教育，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果用一种短视的急功近利的观点去对待海洋对外科技合作，那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愿开展近期内有经济效益的合作项目，不愿搞具有长远的、远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效益的项目，从而忽视了海洋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的培养，造成科学研究上的空白，人才上的断层。“十年*”给人们留下的这类教训，不能不说是深刻的、沉痛的。
双边合作不是经济援助。我们同任何一个国家的双边合作都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论是合作调查、人员培训、资助、提供技术或设备，还是资料交换，都是有代价的，没有一样是人家白送的。双边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互有所求，以对方之所长补我方之所短。由于我国海洋事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要适应我国当前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早日跻身发达海洋国家行列，最简捷的办法就是采取“拿来主义”，利用国外先进的海洋研究、调查、资料分析处理的仪器设备和技术，学习国外科学的管理经验、服务方法和手段，为我所用。这一切，都不是用单纯的经济效益来衡量的。
至于海洋对外科技合作取得远期的、无形的或有形的、社会的或政治效益的项目，在我们近十几年的对外合作中也不乏其例。
当前国际上热门的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它是研究从年际到十年、五十年、乃至
百年气候变化的规律，从而建立一个模式，提高全球天气气候预报水平，减轻自然灾害其中包括海洋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不仅有利于当代，也造福子孙后代，短期内是见不到效益的。其远期效益是可以预见到的，但我们很难看到其近期效益，更不用说经济效益了。然而，如前所述，通过参加这样的项目和开展这类合作，我们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学习了外国先进的海洋管理经验以及调查、研究和资料分析处理技术，引进了先进的海洋仪器设备,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海洋资料和信息,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这些不能不说是对外合作的效益。因此，要用长远的、战略的眼光看待海洋对外科技合作的效益问题，处理好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的关系，远期效益和近期效益的关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政治效益的关系以及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效益的关系。那种一讲市场经济，就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丢下本行业务，一窝蜂“下海”去捞钱，以至于海洋科学调查船不愿出海搞调查，而去搞运输，做买卖；研究所基础研究无法维持，一味去搞横向，甚至没有经费接待来华对口访问的外国专家；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些眼里只有钱的现象，实际是一种功利主义驱使下舍本逐末的短期行为，长此下去，对海洋事业的发展是危险的。
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在海洋对外科技合作中讲经济效益，而且也能做到有经济效益。调整海洋管理和科研机构的结构，重点扶持目前无法挣钱的基础研究；科研、服务机构和调查船管理国际化、社会化，把科研、调查、服务（管理除外）统统引入竞争机制，办成对内对外的开放式研究所、中心、调查船；全国海洋机构调查船统一计划、统一调配、统一使用提高调查船的利用率，延长海上作业时间，做到歇人不歇马以及向国外出租调查船，对国外国内实行有偿服务，等等。这一切，都能直接或间接地提高海洋管理、调查、科研和公益服务的效益。当然，在合作项目上能争取对方仪器设备乃至现金的补偿，那就更好，这种效益就属于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了。海洋对外科技合作，是科学和技术的合作。它不同于某些行业，例如商业、工矿企业等，其效益是直接的经济效益，可以用货币来衡量。海洋对外科技合作的效益，多是长期的、远期的、间接的效益，其影响，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要用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待海洋对外科技合作，不把自己囿于一时的得失，才能抓住时机，开拓进取，使海洋对外科技合作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健康发展，为我国海洋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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