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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税收产生的历史进程
早在夏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国家凭借其政权力量进行强制课征的形式——贡。一般认为，贡是夏代王室对其所属部落或平民根据若干年土地收获的平均数按一定比例征收的农产物。到商代，贡逐渐演变为助法。助法是指借助农户的力役共同耕种公田，公田的收获全部归王室所有，实际上是一种力役之征。到周代，助法又演变为彻法。所谓彻法，就是每个农户耕种的土地要将一定数量的土地收获缴纳给王室，即“民耗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都是对土地收获原始的强制课征形式，在当时的土地所有制下，地租和赋税的某些特征，从税收起源的角度看，它们是税收的原始形式，是税收发展的雏形阶段。春秋时期，鲁国适应土地私有制发展实行的“初税亩”，标志着我国税收从雏形阶段进入了成熟时期。春秋之前，没有土地私有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到春秋时期，在公田以外开垦私田增加收入，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了“初税亩”，宣布对私田按亩征税。它首次从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私有制，是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也是税收起源的一个里程碑。
除上述农业赋税外，早在商代，我国已经出现了商业手工业的赋税。商业和手工业在商代已经有所发展，但当时还没有征收赋税，即所谓“市廛而不税，并讥而不征。”到了周代，为适应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开始对经过关卡或上市交易的物品征收“关市之赋”，对伐木、采矿、狩猎、捕鱼、煮盐等征收“山泽之赋”，这是我国最早的工商税收。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场税收
古代市场单称为市。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由来已久。商代末年，商人贸易就已出现，但当时手工业和商业都属官办，所以没有市场税收。到西周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官营工商业之外，出现了以家庭副业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集市贸易日益增多，因此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场税收。周代市场在王宫北垣之下，东西平列为三区，分别为朝市、午市和晚市。市场税收实行“五布”征税制；一是分纟次布，即屋税；二是总布，即牙税；三是廛布，即地税；四是质布，指对违反契约文书者所征之税；五是罚布，即罚金。市场税收由司市、雇人、泉府等官史统一管理，定期上交国库。
（注：纟次一本义为绩麻线，引申为按市的次第收税。）
最早的田税
年)，列国中的鲁国首先实行初税亩，这是征收田税的最早记载。这种税收以征收实物为主。实行“初税亩”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最早征收的车船税
最早对私人拥有的车辆和舟船征税是在汉代初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朝就颁布了征收车船税的规定，当时叫”算商车”，”算”为征税基本单位，一算为120钱，这时的征收对象还只局限于载货的商船和商车。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把非商业性的车船也列入征税范围。法令规定，非商业用车每辆征税一算，商业用车征税加倍;舟船五丈以上征税一算，”三老”(掌管教化的乡官)和”骑士”(由各郡训练的骑兵)免征车船税。同时规定，对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给以处罚，对告发的人进行奖励。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车船税停止征收。
【税收发展】 亦称“税收演变”。税收逐渐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完善过程。税收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1．税收名称的演变发展。中国历史上税收有许多名称，如贡、助、彻、赋、税、租、捐、课、调、役、银、钱等，其中使用范围较广的是贡、赋、租、税、捐几种。奴隶社会一般称贡、助、彻；封建社会用租、调、赋、税；社会主义社会则用税。
2．征收形式的演变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的征收形式由力役、实物发展到货币形式。奴隶社会一般采用力役、实物形式，封建社会采用力役、实物、货币三种形式；社会主义社会除农业税征收实物外，其余税收都采用货币形式。
3．税制结构的演变发展。如从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类型来看，各国税制结构，一般经历了如下三个过程：第一，以直接税为主的原始税收制度。由于当时商品货币经济很不发达，国家只能采用简单的对人或对物课征的直接税。例如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税收贡、助、彻，土地税与人头税等。第二，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古老的直接税逐渐降到次要地位，而让位给对商品课征的间接税。间接税种类很多，如对消费品课征的销售税，对劳务课征的营业税，对进口货品课征的关税，对盐课征的盐税等。第三，直接税和间接税并行的现代税收制度。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以直接税——所得税为主，间接税为辅。中国目前以间接税——流转税为主，随着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所得税也必将成为名符其实的主体税种。
4．税收法制的演变发展。历史上税收法制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到复杂，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中国奴隶社会的贡法、助法、彻法是最简单的征收规定；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从法律上确定了对私人土地征税；唐代的“租庸调法”和“两税法”以及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都是税收法制上的重大改革。现代西方国家十分重视税收法制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税法代表人民的意志，在新时期不断完善和健全。
5．由“财政型”税收向“经济型”税收发展。税收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初是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目的，统治阶级一般只管取得财政收入，而不管其对经济的影响如何。然而税收本身不但是一种分配形式，而且是一种经济杠杆，在其分配过程
中，调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可以阻碍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了税收的杠杆作用，并运用它来影响经济。例如鲁国的初税亩用来限制开垦私田；汉代的算赋用来刺激人口繁衍，对商人课征重税用来贯彻重农抑商政策。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税收对经济的作用，例如对出口产品免税、对进口产品征税是为了发展本国产品生产，保护本国产业等。中国也充分认识到了税收的经济作用，采用了种种税收调节手段，如消费税和营业税等实行差别税率照顾某些产业的发展，开征固定资产资方向调节税引导投资行为，对出口商品免税和对进口商品差别征税，从而保护和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等。中国与西方的古代税收
税收是国家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税收，或称赋税制度的国家之
一。赋税在中国古代往往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许多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赋税改革。而且赋税改革也往往和政治改革一样昙花一现、半途而废或改而无果，甚至小善不彰，大恶随至。总之，赋税在中国古代是屡改屡败，屡败屡改，最终也没多大成果。
然而，这也是历史，这也就是历史。
中国古代税收特点
不断改革
我国的赋税制度大约发端于公元前3000多年。夏、商、周时期实行贡赋制，这是赋税的雏形。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这是我国最早开始征收的地税。
秦朝时期赋税非常沉重，农民要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交给政府。赋税繁重，民命不堪，导致秦朝短命而亡。
汉朝时开始“编户齐民”，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编户制度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徭役制度的正式形成。
在汉朝，农民的负担有4项：田租、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公益性无偿劳动)、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这项制度规定，受田(分到政府分配的土地的)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栗，还必须缴纳“调”，即帛或麻作为户税，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唐朝的前期沿用租调制并发展为“租庸调制”，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定量的谷物和定量的绢或布，还必须服徭役。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缴纳绢或布代役，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这就是“庸”。
唐中叶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弊端显现。公元780年，宰相杨炎提出并推行“两税法”，按照财产和土地的多少征收户税和地税。户税按户以钱定税，地税按田征粮。征收时间也开始固定，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
这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奠定了唐朝后期至明朝中期赋税制度的基础。北宋主要实行两税法，明朝实行“一条鞭法”，将力役折银分摊到田亩征收。
清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合称“地丁银”，作为国家的主要税收。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即把丁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这一制度的实行，部分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时期存在的人头税，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杜绝了历史上长时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打马虎眼任意加税的可能。
我国赋税制度的沿革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征收标准从以人丁为主，演变为以田亩为主，征收的物品由实物地租为主演变为以货币地租为主，征收的时间从不定时演变为基本定时，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演变为纳绢代役，税种由繁杂多项演变为简单划一。
中国古代赋税思想
轻徭薄赋
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以赋税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比如北宋的思想家李觏提出了“国之所宝，租税也”，而有的则主张将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放在非税的经济收入上。比如《管子》一书就反对强制征籍，主张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租税，主张用货币、价格、贸易等政策增加非税的经济收入。西汉重臣桑弘羊、元朝丞相卢世荣也主张将财政的重点放在经济收入，如盐、铁、酒等专卖收入，贸易收入等方面。
在税收方面，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轻税”。孔子和孟子提出“轻徭薄赋”，隋文帝时期苏威提出“轻赋役”，明代理学名臣丘浚提出的“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较有特色的观点，比如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提出赋税“至平”、“积俭趣公”、“有常”、“壹制”说。至平，意思是根据官吏的多少、年成的丰欠来平均征税。积俭趣公，即为公节俭，不浪费民力。有常，即征收要有稳定的规章，赋税要相对稳定。壹制，即统一制度。
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刘晏提出“知所以取人不怨”和“因民所急而税”的原则。取人不怨，是指政府通过控制物资和市场物价等经济手段来取得财政收入，而不是单纯依靠增加税收来达到目的。因民所急而税，是指选择人们日常急需的商品课税，其税源充足，稳定可靠，容易收到广收薄敛的效果。
北宋的思想家李觏、文学家苏轼均主张通商。李觏和苏轼反对国家专卖，主张让私商自由经营，国家征税。李觏说：“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专卖，听其自为。”苏轼提出了“农本俱利”的观点，主张通过减免商税方式促进商业经营活动，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商税收入。
明代重臣张居正反对苛征商税，主张厚农与厚商并重。他认为国家要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可利农，农可资商，农商应相互平衡与协调。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对善赋民与不善赋民提出了新的比喻。他说：“善赋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如剪韭，日剪一畦，不罄不止。”他认为，减税是涵养税源的手段之一，适当减税，反可以增加税收。
清代学者王源主张重商，指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他认为商人须跻于士大夫之列才是杜绝商税偷漏的根本途径。他主张实行资本税，取消繁杂的商税。
中国古代赋税定律
越改越重
尽管历代的赋税思想大都倾向轻徭薄赋，但在赋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却经常是反其道而行之。其规律常见有三：
一是王朝中期暴增律。随着王朝周期性始末兴亡的变化，赋税制度总是初期轻徭薄赋，中期诛求无度，结果“民力殚残”。
中国古代统治者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产，认为国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是天理，自然就会出现“竭天下之财以厌一己之私”的结果。因此，各个朝代总是政治和财政同步盛极而弊生。这几乎成为古代中国无法逃脱的宿命。各代王朝衰亡的过程基本是相似的，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腐败，接着就是穷奢极欲，权力搜刮民脂民膏，民力不堪重负。于是官逼民反，王朝崩溃。
二是官吏层层加码律。百姓承担的赋役捐税的名目和数量，常常会由官吏机构由上向下逐级递增，层层加码。
中国古代皇权制度是一种全能性统治。皇权既是行政者，也是立法者和执法者，自然也是制税者和征税者。代表皇权的任何个别官员都可能不受限制地体现全方位、多功能的统治威权，也都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增加赋税徭役的名目和额度。
南宋文学家杨万里深痛地叙述过这种弊病。他说，导致百姓“破家鬻子”的最终根源，其实就是各级官吏的统治威势，这种威势必然导致官吏们层层加派的恶税制度。
三是非法转正律。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曾指出，中国历代的赋役制度改革总是将旧的苛捐杂税归并统一征收，以图减少加派之弊。但是改税以后随着统治者贪欲的增长，又会生出新的名目以加派赋役。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也称这种现象为“黄宗羲定律”。
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的赋役所要支撑的是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皇权和各级官吏不断生出赋役的名目，苛捐杂税常常会超越国家正税而成为赋税的主要部分。
历代王朝中具有改革眼光和能力的政治家常试图归并赋役种类，简化征收过程。但赋役改革往往成了对以往非法加征加派的合法追认，然后，又有新的苛捐杂税创立出来。如此反复，以致无穷。
如宋代，数次税制改革后，又开启了“折税”、“给赏”、“丁绢”、“税米”、“义仓”、“加耗”等数不胜数的非法加征税目。经过这样多次改革，每项税役的征收额度就加到最初的1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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