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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作者之谜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或称《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与各诸侯国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共有18万余字，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前后长达259年。《左传》不仅记事详备可靠，是研究春秋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而且文笔精练，描写生动，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价值。然而这样一部史学和文学的名著，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自西汉以来的许多记载，都说《左传》是左丘明撰的。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刘歆亦谓：“《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汉书•楚元王传》）
然而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大成问题的。《论语•公冶长》篇载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据此，左丘明是孔子尊重的前贤，不是孔丘的弟子，年龄不会小于孔子。但《左传》记事，却说到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还称赵无恤之谥为“赵襄子”。知伯之灭在孔子死后26年，赵无恤之死更在其后，左丘明怎么能活到那时，经过我的考证，如果左丘明和孔子一样大，就算他当天写完《左传》就死了，根据左传记载的年限最早也要达到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如果左丘明活到此年，他最小要达到124岁。再说，《左传》的文风绝不同于孔子，《论语•述而》篇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左传》却没少记上述四者。可见《左传》的作者决不会是与孔子同好恶的左丘明。
另有一些学者论证，《左传》系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著。因为子夏长于文学、军事、《易》、《待》，与《左传》著者相同。子夏又参与《春秋》的传授和研究。至于其著书名为什么称《左传》，则是由于派别纠纷致使张冠李戴。显然，这个解释有些牵强。
也有人认为《左传》是由吴起写的。此说源自清代的姚鼐、章炳麟，而现代学者郭沫若、童书业、钱穆等都赞同之。
而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左传》是吴起编写而成的，但是应该参考了当时已经编成的史书，而不是独立创作，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一）《左传》成书在战国初年，而吴起正当其时。
（二）《左传》反映的思想，有儒家，也有法家；而吴起“尝学于曾子”（《史记•吴起列传》），“受业于子夏之论”（《史记•儒林列传》），又实行过变法，正有儒家后学而兼备法家思想的特点。
（三）吴起长于用兵，懂得兵法，而《左传》也对战争的描写特别详尽用力。
（四）吴起早年事鲁，《韩非子•说林上》曰：“鲁季孙论其君，吴起仕焉”；后来又在三晋之魏任西河守，最后到楚国进行变法，故《左传》记鲁事详而可信，对于晋、楚两国之事也叙述细致而着力渲染。
（五）《说苑•建本》谝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而吴起对以“《春秋》之意”；刘向《别录》叙述《左传》的传授源流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这说明吴起对《春秋》深有研究，并作过传授。
（六）《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吴起，卫左氏中人也”。韩子书中还多次谈到“左氏”，说明左氏是卫国有名的都邑，可能《左传》就因编纂者吴起之家
从先秦历史散文中看语言策略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综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各有特色。《左传》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彩，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且擅长战争描写，它不仅把纷繁复杂的战争有条理的叙述出来，并且从大处着眼，通过人物对话，写出战争的性质，决定胜败的因素等内容。《国语》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国别史，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大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然而它有的叙事比《左传》更鲜明生动，如写“厉王弭谤”和“勾践复国”的文字，就是这样。而《战国策》记述的基本上是战国时期谋臣纵横捭阖的谋略和辞说，它的文风是剧谈雄辩，书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笔者拟从先秦历史散文中探讨语言策略。真性情真辩士烛之武
——议《烛之武退秦师》中“分化瓦解”的劝说艺术
大军压境，国都被围，形势万分紧急。想当时，晋国挟周天子以令诸侯，已渐成中原霸主之势，因此，意欲兼并郑国绝非只是示威胁迫以解“无礼”之恨，实是成就国家大业之所需。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烛之武不劳一兵一卒，以一己之力退秦晋大军，其大勇大谋可见一斑。更值得称道的是他那真性情与高超的劝说艺术。
真性情烛之武。当郑国被围之际，首先向郑伯推荐烛之武的是佚之狐，他对郑伯说：“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被郑伯召见时，烛之武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这话绝不是他的自谦，更不是他存心拒绝。他当然知道趁机发发牢骚，摆摆架子，一来无碍大局，二来也可以发泄心中多年的怨恨，说不定还能赢得郑伯的愧疚和自责。烛之武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仍有满腹牢骚，可见他的锐气未减；仍能建功立业，可见他的才华依旧。此前，三朝为官，满腹经纶，却一直不得重用，其间忍受的寂寞痛苦的煎熬，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烛之武在这种怀才不遇的痛苦中，并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妄自菲薄，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在寂寞中图强，饱读经书，关心时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终于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是最为关键的时刻，“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完成人生的最后一击，为自己一生划上一个完美的感叹号。
真辩士烛之武。烛之武在到了秦营之后，面对强敌，不卑不亢，侃侃而谈。他先单刀直入先言“郑既知亡”，使秦解除戒备，既而设身处地，替对方的利害着想，一下便缩小了二者的距离，可谓深谙劝说之道，出言不凡。为了强调保郑的利害关系，他运用正反方面的对比。先反面强调亡郑结果：“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然后正面陈说，向秦国做出承诺，保存郑国将会对秦国大有好处，“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这是郑国请求秦国退兵所施予秦国的小小恩惠，既可使对方感兴趣，以权衡利弊，又不失本国尊严。一番利诱之后，烛之武就从秦晋的历史关系入手，揭示出晋文公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本质，公开挑拨秦晋两国关系。他援古例今，先对历史进行回顾：“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然后进行现实的分析：“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用发展的眼光，引导秦伯认识到晋的贪婪会给秦国带来的危险，这就使秦伯认识到晋是敌而非友，并最终和郑国结盟。这样一来，“攻守之势易矣”。烛之武一字未提郑国的利益，却成功说退秦师，充分展现了他的高超的劝说艺术，显示了一个真“辩士”形象。
闺房小语，勘破天下兴亡
——评《邹忌讽齐王纳谏》中设喻的讽谏技巧
韩非曾说过：“凡说(游说)之难，在知所说(主要指国君)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适合他)。”(《韩非子·说难》)邹忌讽谏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具体地说，可分三点：首先要看准当时政治的需要，有极强的针对性。例如，从“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可以看出，齐威王受蒙蔽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邹忌从偶然的比美中省悟出来的。其次要善于揣摩国君心理，使国君乐于接受。例如邹忌把过错归于众人的“私王”、“畏王”和“有求于王”。最重要的是运用委婉的说法。历代的帝王或诸侯都握有生杀大权，谋臣进谏很容易受到打击和惩罚：贬黜、放逐甚至杀头。所以谏者既要胆魄，又要智慧。邹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自己和徐公比美设喻，使人听来觉得亲切。
邹忌巧用寓言、齐王虚纳善言而施政有成，天下大治。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邹忌的五个“一”：一个高官之位（史载此人善鼓琴，做齐相，封成侯）；一副好皮囊（“形貌昳丽”可证）；一个突破阿谀谄媚重围保持清醒、具有自知之明的头脑；一腔在位谋政、进尽忠言的热血；一张委婉幽默的巧嘴。无疑，这些都是邹忌之所以能得到齐王极大信任的原因，也可说是讽谏成功的基础吧。
我们且不谈论本文中人物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也不着意分析本文结构上的别致之处，单就邹忌设喻以讽谏的巧妙来作点简要赏析。本文中的齐王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王，据史载，他即位之初，好为淫乐，不理政事。他好“隐语”，故邹忌抓住他的这个心理，以隐语劝谏，自然能收到意料之中的效果，应该说，劝谏一开始，一切已尽在邹忌的掌握中。难能可贵的是，邹忌居然能把自己的“私事”拿来登上大雅之殿堂，并津津乐道向君王讲述，自能说明他们交情与众不同。更妙的是，说自己的“闺房小事”，邹忌“因小见大，自容貌之微，推及于朝廷大事”，把自己在生活中尚难听到真话之不易，推及到在齐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齐威王，因为处于许多人对他有所偏私、有所畏惧、有所企求的环境中，必然是个耳不聪目不明的受蒙蔽者，以揭示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由于设喻巧妙，推论自然，入情入理，加之态度诚恳，一片赤诚，所以齐王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最终“战胜于朝廷”。《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之所以动人，不仅由于它的意义，也还因为它那委婉而讽的进谏方法。这样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邹忌并没有板起面孔，摆出义正辞严的态度，反之，却以与徐公比美、妻妾评议之闺房琐事出之,“以闺房之私语，而勘破国家兴亡之大事”，实在是高明之至！
步步闲情句句闲话，诚则生巧老臣心
——论《触龙说赵太后》中“迂回战术”之妙
《触龙说赵太后》这个故事大约发生在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公元前266年，赵国国君惠文王去世，因当时孝成王还小，所以又赵威后执政，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国内动荡不安，国势大不如以前。秦国认为有机可乘，便发兵东下，赵国危在旦夕，太后不得不向齐国求援。齐国虽答应出兵，但按当时惯例提出了一个条件：即赵国必须派太后的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太后当然是一口回绝，并声称谁要再敢提此事“老妇必唾其面”。这样溺爱子女、固执任性甚至蛮横不讲理，完全不像一个开明君主的样子。但这时和她较真能有什么用呢？面对强秦急攻，国破家亡迫在眉睫的形势，触龙忧心如焚，但他的身份和阅历，又使他不能像其他大臣那样“强谏”，遭“唾面”之辱。因此针对赵太后的心理采取“迂回战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使太后心悦诚服，在当时已经陷入僵局时，应该说是最明智的选择。
避实就虚、缓和气氛。深谙太后的心理的左师公，一出场，就有意识地显出苍老的神态。“入而徐趋”，“至而自谢”，叙寒温、拉家常，是那样从容不迫，温和亲切，和太后的“盛气而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几句寒暄之后，触龙就不厌其烦地向太后介绍了自己的养生之道。虽然得到的回答仍是“老妇不能”，但“太后之色少解”，紧张的神色有点松懈了。而这正是矛盾转化的契机。
利用错觉、解除戒备。僵持不下的局面虽然打破，气氛有所缓解，但深谈的机会显然还不成熟。触龙又为自己的少子提出谋个“黑衣”职位之事。“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言辞哀婉，很自然地引起赵太后感情上的共鸣，这也使得赵太后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老大臣触龙不过是为小儿子求情而来，从而解除了心中的戒备。而触龙以自己的爱子之心为诱饵，巧妙地引出太后的爱子之心，为过渡到长安君的问题做好了铺垫。转弯抹角、旁敲侧击。话题很顺利地转到“长安君”身上，但并不说明此时涉及“人质”问题太后就能接受。如果不小心，或许将使太后恼羞成怒而导致功亏一篑呢！触龙可谓深谙此道。因此，触龙又转弯抹角把太后爱女儿燕后与爱儿子长安君作比较，故意强调太后爱燕后胜过爱长安君，且提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长远”，实际上却是借燕后之事提醒太后考虑是否注意到自己已经为长安君“计短也”。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实际上已经摧垮了在长安君是否该去做人质问题上太后顽固的抗拒意志。
单刀直入、陈说利弊。触龙的“迂回战术”已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时的触龙一改刚才无聊老者的面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谈其他诸侯国绝嗣的原因，真正体现出战国时期说客们纵横捭阖、巧舌如簧的风范和气势。而太后应该也是在万分羞愧的情境中心悦诚服。至此，大功告成。
从上述分析看来，单是巧舌如簧是远远不够的，摸准对方的心理，灵活地运用各种语言策略，或以进为退，柔中有刚，或循循善诱，娓娓说理，或移花接木，巧用激将，或引用设喻，因小见大，或避实就虚、旁敲侧击，在劝说中都是极其重要的。当然，没有对国家的无比忠诚和热爱，他们又怎能“挽狂澜于既倒，解国家于倒悬”，怎能绞尽脑汁为专横任性受蒙蔽的君王出谋划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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