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定稿）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简政放权主要是向”。
“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定位与要求。一年来，中央政府先后取消下放行政审批近400项，向着“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承诺坚实迈进。
简政放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情管好。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政府不再管“管不了的事”和“不该管的事”。政府职能的转变，从根本上讲，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助力。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这是在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经验积累上，对国家发展路径做出的抉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转变了政府职能，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涉及方方面面，最根本的是放权，也就是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放权，不会一步到位，更不是撒手不管。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管理与市场的自发调节。政府管理的改变，要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也要保持一定的节奏。当前的简政放权，正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做出的调整。放权不代表政府职责的减少，相反责任更加重大，重点更加明确。按照要求，“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就要求政府应重点加强三方面的职能。
一是加强市场规则制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要在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以及市场活动监管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偏差，政府的职责就是要及时纠偏，使市场按照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是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哪一个问题解决不好，解决不到位，都可能影响经济发展全局。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政府责无旁贷。一方面要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要在提升质量上下功夫。
三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行政审批权的取消和下放，意味着市场的自由裁量权更大，政府的监管职责更重。职责的加重，体现在对市场的反应要更加灵敏，对市场行为的预判要更加准确，这对政府的效率提出更高要求。效率的提高，体现的不仅是能力，更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讲，简政放权是政府对自身的更高要求，也是从行动上支持全面深化改革。
聚焦“简政放权”之二：简政放权，两个轮子都到位才能走稳走远
今年，简政放权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头炮”，并且，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简政放权已经由“瘦身”阶段进行到了“割肉”阶段。一般来说，行政审批先取消和下放的往往是比较容易消减的项目，越往后涉及的利益面越广、越深，“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要调整、协调部门之间的核心利益关系不仅非常困难，而且还会引起抵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更要有言出必行、说到做到的策略。
聚焦“简政放权”之一：简政放权，释放红利激活经济关键一招
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体两翼，不能偏废。一方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另一方面要切实提升监管能力。因此，要在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的同时，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加强和改进监管方式，创新公共服务内容和方式，推动政府依法履职。唯有如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才能蹄疾步稳，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简政放权？一句话，为了更高效且更公平地配置资源，而这是由经济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经济学，简单说就是研究有限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门科学。从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的政府“看得见的手”，人类调节经济或者配置资源就有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手段。但也恰恰是可以有选择惹的祸，市场和政府往往容易掐架，而且往往是政府占上风。政府稍占上风也可能无大碍，但是政府一旦无节制地干预市场经济，陷入无穷无尽、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管理决策漩涡后，势必瞎指挥、乱操控、穷折腾，无疑会给经济生活的健康运行带来极大危害，甚至让整个国民经济“摊上大事”。中外历史上及现实中这方面的无数经验教训无不极其深刻惨痛地警示着这样一条真理：唯有简政并放权，才有生机与活力。
回顾这些年来的改革历程，围绕简政放权这个中心，取得的成就无比巨大也有目共睹，但是和人民的更高期待相比，和深化改革还有更大的潜力与余地待挖掘相比，和完全可以通过放权以铲除腐败滋生土壤来极大地减少权力寻租、从而更好更有效地反腐甚至达到杜绝腐败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换个角度看，差距就是潜力、机遇与希望，因此简政放权大有可为。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时困难无以复加。
因此，真要在简政放权上有实质性作为，就必须自顶层设计而为之，才会势如破竹、功到自然成。而我们现在常讲顶层设计，那么，到底什么是顶层设计呢？最简单地说，就是自上而下、高屋建瓴进行的富有源头性、全局性、治本性和前瞻性的总体改革发展规划。
在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已先后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落在简政放权上，突出了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魄力。这种魄力根植于对国情的清晰认识上，对人民和市场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简政放权，就是腾出手来抓大事。当前，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头等大事。但从温州金融改革、郭树清股市新政乃至当下的上海自贸区改革来看，这是一场攻坚战。官员会本能地抵制放权，同时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把“改革风险”作为挡箭牌。其实，李克强已经说的很到位：“不改革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要真正实现放权，政府就必须克服“怕乱”的心理误区。放权，不等于不监管，而是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督；不放权，只会积累更大的矛盾和风险。从上海自贸区令人失望的“负面清单1.0版”来看，政府依然存在放权的心理障碍。美国前总统里根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这句话很值得我们铭记。
作为深化改革的关键一步，行政体制改革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边界的中枢环节，是科学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工具，亦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路径。简政放权，不仅仅是管理权限的调整和划分，更是职能的转变、流程的优化、效能的提升。
把握住这一关节点，既有利于正确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正确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各自的功能优势，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可以通过下放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充实地方政府事权，有利于强化权责一致，提高审批效能，并通过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集中体现中央政府进行“职能加强”的重点;同时，审批项目往往是腐败和不正之风的高发、频发领域，取消与下放行政审批权将有效减少审批领域腐败和寻租的机会与土壤。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政府必须下决心放手管那些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改善应当管又没有管或者没管好的情况，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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