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国外交战略的神来之笔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
“一带一路”：中国外交战略的神来之笔
——写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之前
朱毛斋
随着3月31日申请期限临近，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了作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确认函。3月17日，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也表示同意加入亚投行，这是以中国两会为节点 “一带一路”的最新进展。在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获悉：2015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将在3月26～29日举行。而媒体透出，在此前后，一份“一带一路”规划有可能很快公布，总计几百重大项目的清单有可能亮相，包括铁路、公路、能源、信息、产业园区等。3月27日，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到博鳌，就“一带一路”和香港机遇发表演讲。今年的博鳌论坛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将成为重点话题。作为中国第二步现代化阶段的经济外交战略，“一带一路”信息在早春时节如此密集绽开，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以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为重点，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同时做好和平与发展作为两条主线。” 这是3月8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外交部部长王毅强调的声音。“‘一带一路’是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这是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福建泉州举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高峰论坛的呼应。上周二，敏锐的深圳商报发表评论员江风扬的独家评论：《亚洲国家更需要“一带一路”》。
有位专家告诉记者，早在2013年3月23～24日，他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第五届中国学论坛。两年前的一个观察焦点是，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完成第一步现代化，进入第二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面对发展中的内外部问题，历史上确实也从没有哪个大国走过的路是和平崛起，中国怎么办？ 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交战略是什么？如今，“一带一路”从提出到亚投行被付诸实施，“一带一路”已然成为新时期，最耀眼的中国外交发展战略的一个神来之笔。
发展与新常态期
对称的外交战略
诞生于全球化时代，“一带一路”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非一个大国的地缘政治工具。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给出的信息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一带一路”绝非一家独奏曲，而是各方参与的交响乐，“一带一路”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合作共赢。
在记者会上，作为官方的代表外交部长王毅告诉中外记者，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中方将注重照顾各方舒适度，注重保持透明和开放，注重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说，“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倡议、中国的方案，它并不是排他的，而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合作建议，秉承着开放、包容的原则，凡是有意愿参与这一合作的国家、地区、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都可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参与进来。
为此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放缓，进入主动换挡、布局有质量发展的新常态时期，经济转型急需要外部的资源，也需要外部的市场，因此需要非常有效的、与经济发展战略对称的外交战略。
韩方明认为，“一带一路”将构建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一带一路’是对外开放战略的重大决策，它至少在新时期外交上，可以发挥政策统筹落实的重点作用。‘一带一路’的执行主体，涉及国内外的政府、各部门、地方、企业和人员，我国在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政策落实等方面，均需更合理完善的统筹，协调内外两个大局，成为周边外交工作的重点和主要抓手。”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3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名家午餐会上，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主席龙永图表示，从中国加入WTO到“一带一路”思想的提出，到今天“一带一路”思想的启动，中国从一个不断接纳世界、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国家，变成一个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国家，一个从资本到产能到人才各方面都需要走出去的国家。从入世到“一带一路”思想的践行，是一个大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全国政协前发言人、CCG顾问吴建民提出，“一带一路”涉及44亿人口，65个国家，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的战略性倡议，实现一带一路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联合世界三大中心，即动荡、冲突的中东、北非，国际金融危机中心欧洲，经济增长中心东亚，“一带一路”政策可以为亚洲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与“马歇尔计划”
没有可比性
自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之后，“一带一路”就被西方媒体和一些经济学家比喻为1947年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比马歇尔计划古老得多，又年轻得多，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此说的还是外长王毅。
资料显示，“马歇尔计划”因由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首先提出而成名，其官方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在1948年4月至1951年底执行期间，美国为战后的西欧国家，提供了包括金融、食品、技术、设备、原材料等多种形式、合计13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既消化了自身的过剩产能，开拓了新的巨大市场，还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这对帮助西欧国家迅速重建，并恢复经济、刺激出口、确立美元的全球性国际货币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
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陈新光教授认为，有人将“一带一路”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这不仅有违客观实际，也将危害该战略的实施及其效果，必须加以区别。
陈新光指出：“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本质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是实施的背景和对象国不同。二是参与方的角色和地位不同。三是最终目的不同。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不仅具有经济目的，更具有政治目的。某种意义上，“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的冷战工具，实施有明确的抗衡对象和盟友选择性。它在名义上是帮助欧洲重建经济，但其战略指向很明确，那就是要将西欧纳入美国的全球经济体系，巩固自身全球霸主地位。正如马歇尔所说，该计划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一个自由制度得以存在的政治社会环境”。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投资对象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非洲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比马歇尔计划涵盖的国家和地区更多，范围更广。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出资开展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欢迎任何国家加入，包括与中国有岛屿争端的菲律宾等国家。历史上的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国与欧、亚、非各国友谊的见证，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战略，目的在于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新篇章，在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继承当年丝绸之路的美好愿景，加速与各国经贸往来，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遵循国际通行合作模式
营造合作环境
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前6天，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曾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发言时说，面对世界环境，中国亟须在对外交往中有针对性地做好增信释疑工作，为“一带一路”战略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合作氛围。
作为活跃在外交舞台的外交家，周文重的观点发人深思。他说，在政治安全领域，目前正在欧洲和中东愈演愈烈的一些争端，本质上都涉及欧洲和中东地区安全秩序重构和政治边界重划的问题。美国强化美日安全同盟，日本加快推进“国家正常化”，本质上涉及二战后东亚战后秩序调整和重构。在经济领域，国际货币汇率复杂波动、石油价格持续下挫等重大变化，本质上都涉及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结构性重组，并由此牵动全球增长结构、产业结构和资本流动结构发生变化。当前，美国等各大国纷纷加大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和投入。在此背景下，我国应重视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提出和确立新规则、新模式、新秩序，改革和完善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
推行“一带一路”战略面临两大全球性机遇：一是以结构调整为推动力的全球性基础设施投资机遇。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的双重挑战，因此把解决这两大难题的联结点，放在增加定向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上，近年来纷纷推出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规划。这为我国与沿路沿线国家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平台。二是以解决FTA（自由贸易协定）碎片化为推动力的自贸区整合机遇。目前，全球各类区域性FTA已达583个，但真正开始实施的只有277个，不足一半。企业实际利用FTA的比率普遍不高。提高FTA的利用率和整合碎片化的FTA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迫切愿望。这种需求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抓手。整合沿路沿线现存的各种FTA，将有助于从战略高度出发，打造新型的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规则和体制。
“一带一路”涉及沿线多国，要想获得相关国家的认可与配合，就要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还认为，整个对接的过程，需要把握的原则是“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受益”。这是国际通行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当然也应该是我们遵循的原则。只有让国内外相关的利益方共同受益，才能实现对接式、捆绑式发展。——显然，多利益相关实质是个好外交战略的纽带。
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亦强调，“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要充分尊重沿线国家的意愿，战略实施要考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霍建国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单方面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构想，需要沿线各国的参与和合作才能真正落实，但“一带一路”各国资源禀赋、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差异较大，甚至宗教文化也不尽相同，中国在推动建设进程时，需要对沿线国家有深入的研究和把握，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承受力，避免出台由中国单方面主导的政策措施。
霍建国同时指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是实行“以我为主”的对外开放及外交战略，要充分考虑到因此可能带来的地缘政经格局变化。一方面，中国与亚欧发展中国家的政经合作会加强；另一方面，与大国的竞争也会更为激烈。中亚各国多数是欧盟主要贸易伙伴、投资及能源供应地，是俄罗斯长期的“后院”。虽然中国强调“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营造势力范围”，但也难免不产生中国与美欧抗衡的嫌疑。因此，要本着“多做少说”，避免与美欧等国发生争夺中亚市场的直接对抗，关键要通过务实合作，使得沿线参与各国受益，并激发其主动参与的热情。要充分估计可能的反作用力，避免问题出现时措手不及。
有效防风险
是一个考量重点
记者采访到的专家几乎都共同提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亦须防范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国际金融风险以及投资和经营风险。
周文重认为，“一带一路”面临两大战略风险：一是地缘政治风险。沿路沿线的合作伙伴中，许多是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其中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尤其如此。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值得高度重视。二是国际金融风险。今年美联储将开始逐步退出量宽，而欧洲和日本央行则在扩大量宽。这将加剧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不定。此外，全球债务规模的膨胀速度，远高于全球GDP增速。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须对合作对象逐一具体分析，防范汇率波动和债务风险冲击大局。
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表示：“方方面面的风险还是蛮多的。比如投资环境、政策变化的风险、企业管理经营方面的风险。一个企业的力量不够，那就要抱团，整个产业链可以过去，一个企业做一类产品。整个产业链条移过去的话，对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包括公共性的风险就会降低得多了。不光是‘一带一路’，到其他地方去投资也是一样的。”
国务院参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在多个高风险地带深入推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政治复杂，缺乏多边自贸安全体系和有效投资合作机制，制约了区域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一带一路”还会可能因挑战国际秩序引发大国战略冲突。“除了外部风险，还有我国企业面临的内部风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不足，企业在国内政府种种政策的呵护下还能生存，到比较恶劣环境里，还能不能生存？从总体上来说，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大规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就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同时，中国企业还要面对着保护主义、汇率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以及东道国在环境、法律、劳工福利等方面的要求。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焰，建议将保险作为制度性安排，纳入“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之中。他认为，保险作为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与资金融通机制，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与保障，应进一步支持保险业尤其是大型保险金融集团走出去，支持中资保险公司进一步拓展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范围和形式，提升保险资金配置效率。吴焰还建议鼓励银保联动，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无缝连接”的保险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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