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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对中国腐败问题的一些思考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胡锦涛强调，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最近，大家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又有哪位高官落马。据悉，十八大后至今，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14位高官被查处，其中级别最高的为省部级干部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这也用实际行动表示了中央高层的反腐决心。
腐败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让统治阶级头痛的问题。统治高层将权力下放，以便更好地管理国家，获权者却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根据阿克顿的权力腐败论，“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几千年来，统治者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他们也在根据以往朝代的教训对统治体系做出不断的调整。州刺史、道按察使、行中书省、巡抚、总督，各个朝代实施监察职务的官职和机构在变化改进，最终也不能改变封建王朝短命覆灭的命运。据柏杨统计，中国历史上4643年间，共有83个大小不同的政权，这样算来，平均每个朝代55.94年，刚好接近60年一甲子，就算是我们熟知的大朝代汉、唐、明、清，也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在这些朝代的衰落更迭中，吏治腐败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古代的监察制度本质上说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一次次的改进好像只是将这个监督链进行了分级与拉长，监察官员始终是为顶级上司——皇上服务的。而最有话语权的百姓，却始终没有被赋予有效的进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监察官员的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毕竟他们不是官员贪污的利益受害者，却被要求费尽心机去做得罪人的事，而他们果真下访视察时，下面的人也必做好了准备，不该被看到或被听到的事是很难出现在监察御史面前的。在这样微不足道的权力监督机制下，人性的缺点很容易暴露出来，这从现代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里也能够得到印证，因此像海瑞这样的清官很少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身处官场，身不由己。环境造就人，环境改变人，置身于腐败的官场大环境下，能够保持崇高理想，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者，需要多大的定力与勇气啊。吴思的《潜规则》中对此有比较深刻的描述，表面上的制度规则总是冠冕堂皇、无限美好的，可实际执行时，却是按照圈子里的潜规则，不遵守规则的清官很容易被淘汰出局，连发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声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任陕西巡抚期间也要收取来自下级粮道的巨额陋规、三节两寿，在现在来说就是收礼贪污了，可在当时的官场却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再看现时流行的官场小说，其中关于跑部进钱、帮派暗斗、官商勾结等的描写何其生动，作为文学艺术，其中大部分都有夸张与虚构的成分，不可全信，然而因其源于生活，读起来却又那么真实。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能将拒贪防腐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官员本身道德修养的 1
提高上，历史的经验也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一个好的制度的建立才是减少官员犯错贪污可能的根本途径。1945年，在回答黄炎培先生如何使国家政权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提问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清朝统治的风雨飘摇，也标志着皇权统治制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小打小闹的修补被证明于事无补时，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革命。相对于温和渐进的改良，革命的过程令人痛苦，其带来的创伤甚至要经历几代人才能弥合，然而更大的牺牲与冒险也意味着更大的收益可能。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此时担当重任，用马列主义的先进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中国比较彻底地与进行了与封建主义的割裂，建立起具有理论先进性，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我们是具有制度优越性的，我们应该因此感到幸运，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环境下，再想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相对*时需要更大的成本，也势必会是更加困难的，这也意味着民主共和制的资本主义和更加不合理的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可能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改变他们的政治制度。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果仅仅是空头支票，而不能表里如一，实际践行，只会让曾有希望的人民更加痛苦，就好似鲁迅《呐喊》中铁屋子中那些被惊醒的即将闷死之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太平天国当初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描绘了一幅何其美好的景象；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也勾画出令人向往的政治图景。然而，历史的现实却告诉我们，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久便过上了与各朝封建皇帝无异的奢华生活，之前的承诺只能是空想，最后天国也被清军镇压覆灭；民国虽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各级政府组织也很齐全，但国内依然内乱不断，人民痛不聊生。当然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美好的想法也只能是想法，没有办法真正实行。这里的两个例子只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再好的制度，不能实施执行，也是空谈。
2012年12月10日，光明网发表了一篇评论——《占海特之父被刑拘是叠加的非正义》。关于教育平权的争议自然很多，不同的利益群体有其不同的利益诉求，在稳定和谐的大环境下，当局自然不想看到这种矛盾被激化表露出来。然而我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在论及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时，评论员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媒体见面会上的一段讲话，“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现象，是什么让中央宣传部门的评论员抛弃在公民的权利等方面有比较详尽描述的宪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理论上来说更为权威的论据，而选择引用最高领导人在媒体见面会上讲的一句大白话来论证公民应有的权利。大家可能都对这一现象习以为常，好像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从封建帝国时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时期的人人手持红宝书，出口先是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华国锋时期“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执政方针中，我们都不难窥见它的影子。随
2着时代的发展，它似乎有所减弱，但又是那么地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凭借着马恩主义的先进理论，结合自己的独特政治智慧，最终扫除了这个大陆上沉积多年的封建习气，推动着新时代的更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观念：宪法不及一般法管用，一般法不及行政法规管用，法规不如规章管用，规章不如领导的指示管用。这样就对依法治国、实施宪政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脱离了法治，民主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保障人民权利、代表人民利益也就好像空中楼阁。
根据2011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除通过了现行宪法外，还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39件，行政法规714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8921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吉林四平伊通县法院原副院长郭学宏因其办理的经济案件被撤职，郭学宏认为纪委利用纪检权干预司法权，从此沦为上访人员，在最近的一次上京遣返后被判劳教。同样身为法官的冯缤，为维护妻子的劳动权益，多次上访，后被免除职务。且不提信访维权的效率，连广西桂平市退休的前信访办主任吴宗明因维权无望时也只能感叹，“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当作为司法权代表的法官都不能被赋予应有的权利，当司法部门的地位和独立性不能得到保证，依法治国又何从谈起。希望这些由媒体曝光的事件能够加快中国的法治进程。
很多的法律法规对官员贪污都有严厉的惩治措施，增大了贪污的成本，然而仅凭法律规定上的重罚能否抑制贪腐却令人怀疑。一般开国者因深知贪腐之害，为收敛民心，对贪官下手较重。明朝开国时朱元璋规定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砍头示众并剥皮实草，贪官仍杀之不尽。建国之初，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员张子善因严重贪污而被处决，史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贪第一大案，按照消费价格指数计算，他们在今天平均不过贪污十万元左右，这样的数额在今天绝不至于死刑的地步。虽然在《刑法》中这样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照近几年的案件，量刑的重度似乎在下滑。
前段时间有人爆料广东佛山顺德区公安局副局长周锡开拥有亿元住宅，顺德区纪委在调查后表明周并无违纪违法问题，纪委书记潘东生更是向媒体飙泪道，“培养一个好干部不容易”。看到这里突然想起以前政治课上的一个材料，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圣西门曾在《寓言》一文中提出：假如法国突然同时失去了三千名科学家、艺术家、手工业者，法国就要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要面临一场灾难，而如果只是不幸失去了国王的兄弟、王公贵族、参事、议员、主教、各部职员、法官和财主，人们只会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懊丧”，但并不会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因为会有很多人很容易地补上空缺，并且能做得更好。这样的假设有些极端，官员们能够身居其位，自然也有超出他人的一些本事。先不说这样一个移民去香港超生的干部算不算好干部，但如果连培养不易都能算作理由的话，确实有些荒唐。
仅靠刑法这种事后惩治的方法始终是治标不治本。中国共产党曾经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夺取了政权，现在要打赢这场反腐战争，依然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目前，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某些地方有所实践，网络反腐也屡建奇功，但问题也很明显。相信在新一届中央团体的领导之下，中国一定会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框架内，与时俱进，实现稳定的渐进性改革，使贪污行为在人民的监督下，失去滋生的土壤，使政府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
参考书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思 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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