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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现行学术管理体制
时间:2002年6月21日 作者：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来源:《社会科学报》
学术评定机构的错位
中国的事业性机构,比如高校、研究所、研究中心、医院等都设有学术委员会,以及由此派生的学位评定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成果评审委员会等。学术委员会拥有学术方面的最高审批权力。一般,事业单位的一把手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单位的中层领导,如高校中的院长、系主任、所长,也有一部分是老教授。笔者以为,在学术管理上实行学术委员会制度是计划经济与审批经济的产物,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少数教授对多数教授权力的剥夺,应该尽快取消。
1、任何一个事业单位,教授与教授之间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权力应该是等同的。现在的学术委员会人为地把教授分为两类,一类(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另一类(少数人)手中,多数教授中的每一位教授的权力利益都要受制于少数教授,晋升教授的人的命运则完全被少数教授所垄断。显然这违反了学术民主原则,简单地搬用了行政管理体制。权力,特别是学术权力是不能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学术权力越分散,越能够制约少数人的不公正行为。
2、即使假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均能做到公正,它也缺乏行使权力的能力。就一个高校来说,往往包括众多学科。假定一个学术委员会由30人组成,则具体到某一级学科的委员也就3至5个,而由于隔行如隔山,这样学术委员会在做具体决策时,多数人往往是门外汉,易于被少数人所控制,只能进行形式审查(这是不必要的）,根本不可能进行实审查。在学术委员会下面设立分学科的分委会,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分委会没有最终决策权,并且分委会的决议也时常被学术委员会所否定。反过来说,如果院系的分委会起决定作用,则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没有存在价值。笔者曾经记得,1999年北大1992级博士生刘燕文诉北大未授予其博士学位,其结果是北大败诉。此案中,刘的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全票通过论文答辩委员会答辩,以12比1通过了系学位委员会审查,但最后却没有通过学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其中原因就是在由16人出席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中,15人（大概是）是门外汉,(大概是）仅有的一个门内汉又与刘的指导教师有矛盾（因为刘的指导教师作为系学位委员否决了其指导的学生论文）,这样大多数非专业的专家,只能顺从于个别专业的专家,结果,有一人反对则全体反对。
3、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笔者没听说有哪个名牌大学设立这种大杂烩式的委员会,即使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也是任何教授均有参加权,或由全体教授民主选举产生,各种委员会的委员不是一种头衔,不是一种权力,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教授之间可以有报酬的区别,可以有分级的不同,可以有一流教授、二流教授,但绝不应有等级制,不应有一等教授、二等教授。在学术领域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的环境。笔者任教授8年,不知道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甚至不知道谁是委员。本来,教授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在权力上,而是在非权力方面。比如争取项目的多少,知名度的高低,这些由市场决定。教授是一个充满个性的群体,如果采用类似于公务员系列中的科长、处长、司长、部长头衔,将其分等,则必然扼杀其自由创造的空间。说到底,头衔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有没有高质量的产出。
教育行政部门的越位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纵向隶属关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行政部门与各高校的关系就不再是上下级关系,高校(应该）成为独立的法人。此时,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的管理逐步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集领队、裁判员、督察于一身转向只做裁判员与督察。然而笔者认为,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应该下放的权力没有充分下放,另一方面又以改革的形式过多地干预高校。总之,教育行政部门管了许多不该管的、管了也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里略举几例说明。
1、重点学科评审
不久前笔者看过一份材料,大意是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进行重点学科评审,有一千余个重点学科当选。笔者以为这种评审重点学科的做法本质上仍是计划经济的做法。首先,评审重点学科就像评审企业500强一样,不属于政府职权,是不是重点不是政府评审出来的,而是由市场、社会认定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根本不需要政府去评定谁优谁劣。其次,即使搞这种类似于企业评选的重点学科评选,也只能由社会中介机构去做,政府不必介入。再次,政府介入重点学科评审,易于产生腐败。多一种政府评审,多一点腐败的机会。据笔者了解,重点学科评审中的不正之风、形式主义、虚报浮夸、互相抬轿是存在的,这也是必然的。
2、重点研究基地评审
据《光明日报》2001年4月19日B3版介绍,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103个,这里的重点研究基地(以下皆指人文社科领域）是指经过教育部社政司主持、由专家委员会评审通过的高校××中心（少数是研究所）。这种研究中心一般是以高校中的某一个学院或系为依托,再聘请校内其他相关院系的教授及外校一些同行专家(理论上要求所聘请的专家每年应该在这一中心或基地工作1-2个月以上。笔者就兼任某某大学某某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笔者以为,像评审重点学科一样,评审重点研究基地也是计划经济的做法,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管了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首先,一个研究基地是不是重点不是由行政机构评审出来的,一个研究基地的生存与发展是靠自己的实力、知名度,不是靠一个封号、头衔。这种行政式的评比背离了市场经济的要求。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其任务是制定游戏规则,监督规则执行,不要既做裁判员、又做指挥员。如果教育部门认为某一类研究从国家、公益角度需要加强,则根本不必采取评审重点研究基地的方法,可以采取以课题招标的方式资助。由这种方式确定重点研究基地是动态的,是开放式竞争。其次,教育部门评审重点研究基地是做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务正业,荒废了主业.据笔者了解,每一个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社政司均要派人参加评审,一般是2-3人,一个司级官员、一个处级官员、一个科级官员,还要组织一个专家评审委员会。一次评审至少1-2天,其中要开一天的评审会(汇报、答辩）,还要有半天对有关设施进行实地检查(有些高校为了争取评审通过,为研究基地突击配备办公室、资料室,评审通过后则无影无踪)。再次,谁来监管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社政司直接掌握上百个重点研究基地、几千万元的项目经费审批,它能够公正操作吗？笔者不知道有没有审计,结果如何？还是一句老话,行政审批越少,寻租的机会才能越少；权力越能相互制约,腐败及不正行为才可能越少。顺便说一句,按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教育部只有规划社科研究之职而并无审定重点研究基地及其重大项目之职。
人才评审制度的缺位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才是培养出来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是竞争出来的。人才培养关键是一个“养”字,是一种行政性行为,而人才竞争核心是一个“争”字,是一种市场性行为。发达国家的人才可以有测评机构(企业性),但绝没有什么评审机构,他们的人才战略是对事不对人,能干的人不需要贴标签,不能干的人贴了标签也没什么用处。
观察我国的学术队伍成长,我们的高校、研究院所,甚至国家教育部,似乎不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抓什么,只是沿用计划经济下的评劳模、评典型的做法,试图利用各种名分、身份、座次、头衔来培养人才,搞出了评审学科带头人，评审跨世纪人才,什么百人工程、什么万千百十工程(一万个科研骨干、一千个国内优秀骨干、一百个国际优秀人才、十个国际顶级骨干）,所有这些无不充满计划经济的味道。笔者不解,什么叫学科带头人，这里的学科是什么含义？是一级学科还是哪一级学科？学术的发展是百家争鸣,需要什么带头人？为什么要对学者分为带头与被带头、头与尾？今日之带头人,明日一定是带头人吗？昨日不是带头人,今日就不可能成为带头人吗？学术界不是经常有黑马现象吗？至于跨世纪人才,更是莫名其妙。难道我们要把人才分为不跨世纪的与跨世纪的人才？长寿的就是人才？谁是人才难道是评审出来的？谁是人才难道是单位或行政部门评审出来的？本来评定和聘任教授就己经对人才作了基本的界定,现在又要在此基础上把教授分成跨世纪人才,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少一点人为的评审,多一点社会的评价呢？在学科前沿、在学术领域,对人的分级宜粗不宜细,对事的分级宜!
细不宜粗。笔者甚至想,也许今后连职称制度都会消亡,只有教师等职业资格制度存在。
还需要指出的是,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的院士制度也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这种院士制度是封建的爵位制度的翻版(几乎已公认,院士相当于副部级）,是行政干部终身制在学术领域中的克隆,是创新的障碍。现在,院士商品化、院士的贬值、评选院士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已是不争的事实。事实已经表明这种制度是利小于弊,使得我们的学者不再追求学术、而追求学帽、学衔。每当笔者看到近十多年来中国自然科学特等奖一直空缺,一等奖也少见,而我们的院士数量不断增加的时候,我的心中只有苦笑。这种计划经济式的计划是可怕的,是反科学的。有了科技评奖制度,甚至国家科技大奖制度,还有必要设立院士制度吗？终身制的院士还能给人以创新的动力吗？北京大学王选教授作为至今为止仅有的四名国家科技大奖的获得者,曾经说过,我能创造成果的时候没有院士头衔,现在我不能创造成果的时候却获得了院士头衔!这是令人深思的!如果保留院士制度,则不能再创造成果的人还有资格享有院士称号吗？为什么我们的院士能上不能下呢？为什么不能每两年更新淘汰20%呢？
中国学术界的诸多严重不正之风、大面积腐败的行为事实上源于我们的学术管理制度。当我们的学术管理制度设计出学科带头人、跨世纪人才、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院士、资深院士、首席教授、特聘教授、资深教授、成果主编(非职务)这样的座次、头衔时,求真求实必然让位于真假求虚求名,学术腐败是必然的!没有学术大师是必然的!没有诺奖得主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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