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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做官”古今谈 读书无用论不可逆转人们谈到“读书做官论”，总要追溯到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学而优则仕”语出《论语-子张》，原文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可见，说这话的人并非孔子，而是他的学生子张。当然这句话被收入《论语》，也肯定是体现或者说符合孔子的思想的。
“学而优则仕”这一观点，历来有诸多不同解释。最流行的解释非“读书读得好了就可以去做官”莫属了。但这种解释，却无法理解前半句“仕而优则学”，因为按照下半句的解释，前半句应该解释为“当官当得好了就可以去读书”，而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讲通的。把前后两句话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世俗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是出在对“优”字的理解上。这里的“优”字，不是“优良、优秀、优异、优胜”的意思，而是指“有余力”。这样一来，全句意思就豁然开朗、顺理成章了。
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当然是有的。
《说文·人部》：“优，饶也。”可知“优”的本义是丰富、充足、宽裕，后来才引申指优良，与“劣”相反。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对此的解释就是：“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事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对此的解释是：“《说文》：优，饶也。饶，余也。言人从事于所当务，而后及其余，不泛骛也。”今人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把子夏的话译为：“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大抵是不错的。但把“学”直译为“学习”，还欠准确。在笔者看来，“学”，在这里指的是“学问，做学问的人”，全句应该译作：“从政的人，有余力了才（可以）去做学问；做学问的人，有余力了才（可以）去从政”，更为恰当一些。
子夏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显然不是读书、学习、做学问与做官、从政的因果关系，而是说从政的人和做学问的人都要首先立足于本职，从政的人要首先把政务处理好，做学问的人要首先把学问研究好，然后才能去考虑其他。做官与做学问之间，当然互相可以有所帮助。做官的人，政务之余研究学问，对其从政会很有帮助；做学问的人治学有成之后，通过从政来检验其学问、学说的正确性、可行性，对做学问当然也大有好处。
这样说来，“学而优则仕”与“读书做官论”其实是两码事，本不相干。从历史事实来看，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上并没有科举考选制度，贵族与平民之间壁垒森严。官吏主要是世袭的。有极个别平民甚至奴隶被任用为官吏的，也多出于别人的引荐或个人的自荐，属个别或偶然的现象。读书人想通过读书来跻身贵族阶层，或者走上政界，希望是很渺茫的。到了汉代，官员选拔制度是察举制，如“举贤良方正”、“举孝廉”等；魏晋之后，又实行九品中正制。这种情况下，“读书”与“做官”并没有直接关系。直到隋唐时期建立了科举制度，读书和做官才算真正联系起来。
如此说来，在科举制度之前，古人“仕而优则学”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学而优则仕”的可能性却很小。所以，子夏是把“仕而优则学”放在前面说的。那么，科举制度之前，古人读书、学习、做学问，不能直接谋求官职，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换言之，其读书的动力何在呢？
原来，古人读书有成之后，虽然不能直接做官，但却可以跻身于“士”的阶层。“士”，仍然属于被统治阶级。当时的人民，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四个阶层中，“士”的地位最高。
“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形成以后，就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也有了自己的社会能量。像“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等，就体现了士族的价值观念。“士”之间可以集会结社，诗酒唱和，研究学问，甚至成为流派。“士”当中那些出类拔萃者，也就是士林领袖，往往有着很高的声望，有时对政界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政府官员甚至君主也
对他们给以相当的尊重。当然也有的被统治者礼聘为上宾，授之以官职甚至倚之为臂膀的。如姜子牙垂钓于渭水，被周文王聘请去做军师，成了西周的开国元勋；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被刘备聘请去做军师，成为蜀国的丞相等等。这类传奇式的际遇，一直是历代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当然，“士”做了官，就不再是普通的“士”，而是“士大夫”了。
到了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后，从制度上打开了读书人通过勤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而走向政界的道路。“学习好就可以做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也成了一种普遍的观念，人们再说“学而优则仕”的时候，其意义就发生演变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读书人可望可及的梦想，落魄书生高中状元、被招驸马的离奇故事也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只要学习优秀，不问出身门第，就可以中举人进士，就可以入朝做官，从用人制度上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的进步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为官员队伍提供数量充足、质量上乘的后备军，而且在于使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有了可能的进身之阶。科举制度，以“学优”为唯一标准，这在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公平和公正。当然考场舞弊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可以另当别论。正因为科举制度的长期施行，才使得后来被误读了的“学而优则仕”深入人心。这种观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自然是巨大的。
科举制度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在我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与时俱进。考试的形式和内容长期一层不变，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一种倒退。如果能够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根据任职需要设立政治、经济、商业、军事等不同的考试科类，作为人才选拔制度来说，就是相当可取的了。
晚清末年（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发布了“废科举，兴学堂”的上谕。按照这份“上谕”里的意思，“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说明那时统治者心目中的“学堂”不过是科举制度的变种。实际上，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学堂（学校）的主要职能是培养人才，科举制度的主要职能是选拔人才，而当时的“新式学堂”却被同时赋予了两种职能，因此与西方现代学校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如果说，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仅仅读书是不能做官的，只有在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高中之后才有可能做官，所谓“没有场外的举子”
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新式学堂里的学生却可以免去这一麻烦，只要毕业了就可以进入包括政界在内的社会各界。
辛亥革命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的混乱之中，教育制度虽不无变革，但却没有人能对其进行新的整体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学校在形式和内容上，较多地搬用了苏联的东西。但在国人读书学习的目的上，却不可避免地带有科举时代以及民国时期“读书做官”的浓重痕迹。在培养和选拔功能合一方面，和旧社会的学堂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应该是“有教无类”的学校，在入学的门槛上却于考试成绩之外设立了政治审查之类的关卡；而学生在大中专学校里只要能够毕业，就会成为“国家干部”，得到一份工作，领取一份工资。好在我们的国家十分庞大，各方面需要的人才很多，所以，国家包分配的制度能长期延续执行。经历了“*”，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恢复高考后仍然可以较长时间由国家包分配。这种长期延续的分配制度，使“读书做官”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当然这里的“官”已经不仅仅是政界的公务员，还包括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岗位。“读书做官”的思想观念，尽管在“*”中曾被大加批判，却没有也不可能批臭。
由于学校同时具有培养和选拔两种职能，进入高一级学校就意味着可以获得较高的职位和待遇，教育中的“应试”倾向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发展并愈演愈烈了。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毕业学生对政府机关和国家举办的公益事业单位来说已经远远供大于求，而多数企业单位成为民营性质，也不再欢迎硬性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国家包分配的制度就走到了尽头。“读书”直接“做官”从此成为历史。
但国家机构毕竟还是需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的，而我们的学校中又没有培养公务员的专门学校，于是，各级公务员考试应运而生。人才选拔机构与人才培养机构的职能分工又开始显现出来。现在，仅仅上了大学取得某种学历并不等于有了就业的职位，只不过是具备了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基本条件，必须经过人才选拔招聘的考试考核才能进入政界或其它岗
位。尽管很多人对此还不够理解，甚至引发了新一轮“读书无用论”的思潮，但这一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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